杜威的思想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陶行知的思想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二者都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重视学生的实践，但两者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两种教育思想背景不同：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美国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在杜威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阶段，美国工业跃居世界第一，机器工业开始广泛推广，产业工人数量大幅度增加，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然而，当时美国的教育体制仍是承袭欧洲的旧教育传统，以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为主，尤其是道德教育更是为注重道德知识灌输，这种教育机制显然不适应当时美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脱颖而出。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大众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进入学校学习是绝对的空想和绝对的奢侈。杜威的教育思想总的指向是学校教育的变革，但当时中国学校极少，仅仅进行学校教育的改革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改革，更不可能改善广大民众无法接受教育的现状，所以陶行知提出了“大众教育”，把教育办到平民中去，办到农民中去，开启民智，大行教育，培养道德，培育新人。
其次，陶行知和杜威教育思想的培养目的不同：
杜威的教育思想培养目的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着力点在于革除欧洲传统教育在道德教育培养上直接的、灌输式、压制式、重知不重行的弊端，在尊重个体和尊重人性的前提下，达成教育的个体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培养的目的是“要养成配做社会的良好分子的公民”。
民主或民主社会，民主教育或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平生奋斗且不懈努力的教育理想和事业终极。就教育而言，在晓庄时期，陶行知主张培养“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双全”的现代人，到育才学校时期，也是中国的抗战时期，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教人的小先生，手脑双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到重庆社会大学时期，也是中国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的最关键时期，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为争取自由解放、民主和平而奋斗的民主革命战士。可以看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培养目标不仅与杜威大相径庭，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
其三，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教育方法不同：
陶行知与杜威在道德教育上都主张与社会生活相联系，主张在行动中获得道德知识，培养道德品质，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内容却南辕北辙，毫无共同之处。
杜威教育方法谓之的“教育即生活”，即是在学校营造一种社会生活环境，社会生活中有的，学校都应基本具备，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一致，教育即与生活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学校提供富于活动性、兴趣化的种种条件，诸如农场、工场、厨房、实验室、图书馆等，努力将教育生活化，将学校社会化，不需要枯燥地去死记硬背一些信条或戒律。
在陶行知看来，杜威仅仅是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浓缩之后”引入学校之中，这样的“生活”其实不是真正的生活，只是一个狭隘的装饰品般的生活空间而已。这样的教育方法也不能算真正的开放式的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方法谓之“生活即教育”，刚好与杜威相反。陶行知的主张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含有教育的意味，即“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用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这样才是生活和教育的有机统一，这样的道德教育才能达到开阔教育视野，开放内心观念，塑造自我道德的目的。
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超越
陶行知将教育的内容和对象彻底的扩大化了，广大的中国社会生活是他教育植根的土壤，广大的中国百姓大众是他教育实施的对象，教育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教育面对普罗大众施行，这种教育是广阔而丰富的，突破了学校教育的限制。陶行知将教育的方法和目的也相当程度的改进了，他说“生活即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说，“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社会这个大的学校，“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能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于是大凡社会中人，贩夫走卒、农夫工匠、妇孺孩童皆可参与教育活动，凡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现象、事件，大至政治经济，小至农耕匠作皆是教育。陶行知在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实践时，突破了杜威理论的樊篱，在杜威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属于中国现代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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