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准备说出自己曾被强奸的故事。
7月22日，小雨，她跟公司请了两天假，独自一人从西安来到成都。在来时的高铁上作了一个决定，她要站在伊藤诗织的面前，在其新书《黑箱：日本之耻》中国分享会的最后一站—成都市春熙路的言几又书店里，举手，把“那件事情”说出来。
伊藤诗织是鼓舞了程乐的人。
她是日本第一位公开自己的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2015年，伊藤诗织被日本知名记者山口敬之迷奸，维权4年，今年30岁的她，至今还身在官司之中。她的这次实名指控，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性侵的关注和探讨，日本110年来未曾变更过的刑法中性犯罪相关条款，因此得到了修订。
伊藤诗织根据自身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已经翻译成韩语和中文出版，其中中文版《黑箱：日本之耻》上市4个月，加印2次。
今年7月16日，伊藤诗织接受了出版方的邀请，来到中国上海、杭州、北京、成都，进行为期10天的签售之旅。
质疑司法的女孩伊藤诗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困惑。
她明确地知道自己被强奸了，但是历时11个月，日本的检察厅驳回了她的性侵受害一案，在法律上判定她没有明显证据证明被性侵。
从她报警的第一天起，警方的态度就是冷淡的。期间种种行为也无法令她信赖，包括不主动取证、重要口供发生遗漏、已签发的逮捕令被紧急撤回、调查人员突然被调换等等。
她怀疑，这和权力的运作有关。因为强奸她的人，山口敬之，不仅是日本知名记者，还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私交甚密，曾为安倍晋三撰写宣传性的自传，媒体记录了他们的多次同游。
山口敬之
她拒绝接受检方的裁决结果，历时10个月收集情报、独自调查，递交复议申请书。
2017年5月29日，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真实身份、面貌走到公众面前，告诉日本的民众，她不是一个虚拟的受害者，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但性侵害行为确实真实地发生过。
此时，她已经掌握了较多的证据，其中包括她被山口敬之拖拽进入酒店的录像、出租车司机的完整口供、内衣上与山口敬之完全匹配的DNA，还有性侵发生之后的膝盖受伤就诊证明。
但4个月后，复议申请又一次被驳回，“本案不予起诉”。
伊藤诗织没有放弃，刑事诉讼被驳回之后，她继续以民事案件起诉，并同时被山口敬之反诉，对方要求她赔偿1亿3000万日元的巨额损失费。
伊藤诗织的反复申诉冒犯了一些人，网络上的批评纷至沓来。
“怀疑裁决的公正性是对日本司法的侮辱。”
“既然法院已经裁定他没有触犯法律，伊藤诗织就不应该召开发布会，继续发布错误的声明。”
BBC纪录片《日本之耻》剧照
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告诉伊藤诗织：“事件发生在私密空间之内，就像一个‘黑箱’。”除了当事人，没有人可以知道里面真的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案子，在日本“太常见了”，“不好办呐”。
但4年多来，伊藤诗织的工作就是，打开这口“黑箱”。
没料到的是，在她试图揭开性侵的“黑箱”时，却发现了日本的调查机构和司法体系里更巨大的“黑箱”。
被拖进权力的“黑箱”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场景。
伊藤诗织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在被性侵。
“好痛！请停下！”她用日语呼救。
但日语中的“不要”，即使反复、大声、哀求，气势也太弱了，听上去甚至像在取悦对方。
因为日语中没有激烈的脏话，她只能换了英语，叫对方“滚开！”膝关节在反抗中受伤，直至无法动弹。
山口敬之趴在她的身上，说：“你通过了。”意指他们在寿司店里应谈而未谈的工作邀请。
房间里灯光通明。
屈辱，淹没了伊藤诗织。
一个被强行拽入的陌生房间，一个在迷奸之后拿出工作诱逼的男性长辈，一个无法用母语呼救的女孩，一个女性大声喊“不要”也会被忽略、曲解的国家。
而这份屈辱，并没有到此为止。
事发过后，伊藤诗织向医院、援助中心、警方一一求助，没有一个机构对她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她震惊地发现，日本社会在两性方面展现出了近乎冷酷的一面，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常常说的话是“忘记吧！”并表现得仿佛无事发生过。
如果她执意要为性侵维权，只是不断地“二次被强奸”，不断地发现一个又一个的“黑箱”。
而几乎每一个“黑箱”里，都是权力在运作。
山口在一档访谈栏目中，完全否认了自己的罪行。
一个普通女孩伊藤诗织，她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在“死亡”“沉默”， 和“成为日本第一个曝光身份、长相来为性侵维权的人”之间，选择了后者。
而这一刻之后，她渐渐地变成了两个诗织。
一个是说日语的诗织，温柔、克制、礼貌；另一个是讲英文的诗织，冷静，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言语中输送着强大的信念感。她在中国的活动、沟通，也大多是用英语来完成的。
或者说，她变成了一个“受害者诗织”，一个“记者诗织”。
伊藤诗织对中国的媒体说，“记者诗织”的身份，救了“受害者诗织”。她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所以她对于“说出真相”这种新闻理念存有信仰，她质疑很多问题，质疑权威，质疑体制。
如果记者不是她的信仰，这不是她的职业，她可能就沉默了。
而且，在官司缠身的4年时间里，伊藤诗织也未停止工作。除了成为一名自由记者外，她在2019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第一部关注的是日本的前煤矿镇，涉及人口老龄化、金融崩溃等公共问题。
在来中国之前，她刚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她和团队在那里拍摄非洲女性的割礼传统，关注它对女性造成的伤害。
目前为止，看似伊藤诗织所主要讲述的，维护的，是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权利，但观看她写在书里的初衷和后来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她不仅仅是这样的。
她不是在探讨过去发生的那一件性侵，而是为了改变未来，才“斗胆谈及过去那件事”。
逐渐地，伊藤诗织的个人命运、名誉，与更广阔的国家、社会现实捆绑在了一起。
而维权4年，她逐渐意识到一个最为重大的问题，大部分的性侵案件，常常并不在于性企图，而是关乎于权力。
受害者们相互理解她逐渐成了“公众人物”。
各个国家的很多女孩找到了伊藤诗织，有人发邮件给她，有人在见面时偷偷塞信给她，也有人像程乐一样，不远千里地跑来现场亲自见她。
这些女孩大多也是被性侵者。
她们由于各种原因在现实中维权无望，但又无法忘记“曾经的屈辱”。即使她们被性暴力侵犯后，在法律上得不到确认、维权，但她们的身体和记忆本身，就是一个“事实”的活体标本。
这些女孩大多不是“完美的受害者”。
可能在被性侵之前喝了酒；可能是被熟人，甚至是长辈、上司、名人性侵；可能她们没有拼命反抗；可能在事发之后立刻洗了澡；可能没有立刻意识到自己被强奸，几天后才报警。
程乐告诉《南风窗》记者，她第一反应是回家洗了澡，扔掉了脏衣服，第二天酒全醒了才报的案。警方叫她做了两次笔录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她，甚至没有告知DNA检验的结果，而一些被性侵的证据，是她自己主动去搜集的。
程乐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警方认真的对待，但她毫无办法。
伊藤诗织也反复地说，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网络上不断地有人在指责她。
为什么要和只见过两次面的山口敬之吃饭，并且喝酒？为什么在事发之后第一反应是回家、洗澡，把痕迹都搓掉？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为什么没有把衬衣的扣子扣到脖子下？为什么要在事发之后，在公众场合笑？
“黑箱”里发生了什么，网友们并不知道，只能抓住“黑箱”之外的种种迹象，来判断“黑箱”，联想、猜测“黑箱”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些判断、猜测和联想之中，包裹着种种社会的成见，和羞辱。
更有甚者，会因为受害者个人行为的不“符合设想”，而试图模糊，不去探究是否存在“性暴力受害”的事实。
也正因为此，伊藤诗织从一位性侵受害者，变成了一位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她开始在日本推广一些观念—“性的许可”“不完美的受害者”，希望纠正那些根植于日本文化中的性别偏见。
她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程乐这样的女孩。这些中国女孩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伊藤诗织共享着同一种经验和痛苦，她们快速地取得共情，认为只有彼此，才是对方的真正理解者。
程乐也是如此，她本能地对伊藤诗织怀有善意，甚至心存希望。
她希望，伊藤诗织对于“追寻真相”的信念，能够让她在打破“黑箱”的路上一直向前。也许有一天，被性侵、性骚扰所困扰的女孩们能够不再无助，得到关怀，和平等的对待。
后 记
程乐并没能如愿在活动现场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成都工作，当晚也来了现场，一路下定的决心突然崩溃，她又变得难以启齿。
于是，几乎整晚，程乐一直在哭，同时奋笔疾书。她选择把自己的故事、眼泪和希望，以文字的方式送到伊藤诗织的手里。
她在回到西安的高铁上给《南风窗》记者发送消息：“想把伊藤诗织比作神奇女侠。”
但事实上，伊藤诗织也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她和山口敬之的官司，在今年年底就会有所结果，如果败诉，对方将会向她索赔1亿3000万日元，这是伊藤诗织所无法承受的巨大金额。
一位成都的读者为伊藤诗织担心，问她是否做好了准备，伊藤诗织回应说，“不论是他反诉我，还是我起诉他，都是分不开的，这其实是同样的案子在同样的状况下互相影响。”
伊藤诗织表示会想要坚持下去，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两个案子会不同程度地去影响其他人的案子，影响大家的信念。
但她也有比较乐观的一面，民事案件比刑事案件有着更为透明、公开的环节，在接下来的民事案件中，人们有机会去看庭审，也能看到所有提交的证据，然后来共同评论，什么是缺失的，这些法官的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她也希望能够借此检验日本的司法系统。
对话伊藤诗织：难以破解的性暴力“黑箱”
伊藤诗织在中国的最后一场签售活动结束，已经是7月22日晚上10点20分，《南风窗》记者与伊藤诗织，还有同行的翻译、媒体工作者一起去了春熙路的一家火锅店，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饭。
私下的伊藤诗织性格十分开朗，大家教她“七上八下”地涮鸭肠，她就站起来涮，涮完问，要不要分你吃一点。笑的时候皱着鼻子，大大的眼睛眯起来。
她吃火锅的时候往油碟里放很多的醋，也特别地能吃辣椒，据说吃醋与她长期的美国留学生活有关，彼时习惯用醋下饭，习惯保留至今。吃辣则可以用来御寒，与她近些年来总是身体发冷有关。伊藤诗织说，醋和辣椒，这些刺激性的食物能让她的心里感到舒服一些。
《南风窗》记者在当晚对伊藤诗织进行了专访。
南风窗：4年了，你告诉我们，你还没有从“那件事情”中“幸存”，仍在“求生”。为什么我们社会里的性暴力受害者，在日本甚至是东亚文化环境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受害之后长时间很难恢复一个“自然人”的身份？
伊藤诗织：它不应该这么难。正如我所看到的，救助体系在一些国家是非常成熟的，比如英国伦敦的强奸救急中心，瑞典一些医院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通过这些机构，一个经历过强奸的人可以更快地回到正常生活中来。如果我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帮助，恢复的过程就会变得更快一些。
在这些专业的强奸危机中心里，强奸发生后十日内，都可以利用“性暴力受害物证采集包”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将由中心保管六个月。受害者可以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紧急救助中心，人们才能不被“受害者”的身份拘禁，以一个自然人的立场，首先接受治疗，更快地恢复身心健康。
南风窗：你向司法、医疗机构甚至媒体求助的时候，被卡在了哪里？遭遇了哪些必须要改正的困境？现在在为哪些努力？
伊藤诗织：强奸本身就是一项在私密环境中发生的案件，如果没有保存当时的物证，后续的权利维护就变得更为艰难，他们会说，我们没有发生性行为。
即使有了医院、强奸危机中心，也一定要进行培训，让它们发挥作用，变成一定可以及时获得证据的地方，因为这些证据对于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又很容易被忽视的。
南风窗：性暴力的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巨大？
伊藤诗织：性暴力犯罪是最容易逃脱的暴力犯罪，它发生在一个私密的“黑箱”中，常常难以破解。在我们的国家，它不仅要求非常强的证据，而且要求当事人自己举证，自己说过“no”，有过拒绝，在精神、肉体双重伤害的情况下，留取完整证据。而且，性侵害是引发PTSD最高的犯罪。
图源：读者分享
南风窗：有什么东西在助长、延长它们吗？
伊藤诗织：当然，这和权力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不一定要是性骚扰或是暴力发生的当下，权力是在环境中存在的。因为时常有被错误使用的权力，所以举报他们那么难，让性暴力犯罪被人们注意到那么的难。权力好像是隐形的，它在人们不察觉的地方被错误地使用着，把某个想发声、反抗的人推到了非常可怕的境地。因为她们知道，她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南风窗：你指的权力是男性的权力吗？
伊藤诗织：任何权力，无关性别。当然普遍来说是的男性有更多的权力，但这个没有关系。可以说家庭中的权力，学校、公司里的权力，到处都会有权力。
南风窗：一些国家普遍认为，向性骚扰、性侵说不，是女性的责任，在法律层面也要求由被性侵一方举证，自己曾经表示过明确的拒绝。但考虑到性暴力中的权力压迫、70%女性会发生假死等，应对这些问题，瑞典已经做了法律修订，主张女性没有说好，发生性行为就是强奸。
但在根植于日本，甚至整个东亚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害羞文化，欲拒还迎，用不拒绝代表默许，把“不要”理解为“要”。如果贸然在东亚国家提高强奸定罪的“自愿”标准，可能也会带来问题。所以，如果有人说你主张向瑞典学习，是超前于社会的。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呢？
伊藤诗织：瑞典在发生性关系之前会问“你想要吗”，必须要得到“yes”之后才能开始吗？不不，不是这样的。在瑞典，她们并不是一定要说出“不”或者“是”，才能进行性行为，而是在开始性行为之前，双方一定要沟通，获得一个同意。同意不一定是必须听到“是”这个字，而是你不能够误解。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也不会问，而只是相互交流。这种“交流”“不被误解”，是全世界都应该有的，而不应该有文化的差别。
但在日本，说“不要”被理解为“想要”，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助长性暴力。当瑞典进行“积极同意权”的立法时，实际表现出的是一种社会共识。我们需要给受害者更多的支持，受害者不需要去解释自己是否说过“no”，去证明自己是否有过激烈的对抗。
我觉得瑞典在这方面做得很棒。不仅仅是瑞典，还有一些国家现在也这样做。
图源：读者分享
南风窗：你在美国和日本两种文化中都有过生活经历，你认为两种社会对待女性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伊藤诗织：我从来没有说过美国和日本的差异。但是事实上，性别差距无处不在，性别歧视无处不在，所以很难划下一条线，说哪一个地区是更好的。但是我确实感到，在美国的文化之中，我更自由，更能做自己。但是我并不认为美国在性侵害保护方面是一个更好的地区。
特别的一点是，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用英语说话的时候，我没有必要那么地有礼貌，虽然那只是一种礼貌的说话方式，但是它会影响交流的模式。当我用英语说话的时候，它让我更容易说出自己所真正想的内容。
南风窗：我觉得你处在一种艰难的处境中，一方面坚持发声，另一方面认为曝光自己是一种二次强奸。曝光自己，是一个比报警、接受媒体匿名采访，影响更大的决定。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伊藤诗织：我不是突然决定的。我尝试通过很多媒介、很多记者，来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的国家应当改变这110年未曾改变过的性犯罪相关的法律，但是都没有起到作用。我尝试了所有其他的办法，但是都不奏效，出来公布自己的身份，是我最后的一个决定。我做了所有的努力，公开自己只是迫不得已。
南风窗：曝光自己，对于推进事件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
伊藤诗织：曝光自己之后，有了一些反应，有好的，也有坏的。我说了出来，并不仅仅是“说出来”，而是代表着一种压力，所以法律在11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议会的主席因为我说出这件事情，对我表示了感谢，这些改变也是我自己期待的。
但我的生活也变了，我不得不离开日本到英国生活。这在当时，是我不得不做的一个决定，我现在也不为它后悔。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乐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焰 hy@nfcmag.com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GINNY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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