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Lynsey Ford
译者：陈思航
校对：易二三
来源：Little White Lies
译者按：在卓别林130年诞辰之际，一个十分宝贵的数字化档案应时而生。通过罗伊出口公司与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的努力，我们得以看到大量关于这位伟大导演的珍贵资料。
这篇来自Little White Lies的文章，讲述了该档案诞生的过程，也带我们简要回顾了卓别林个人档案的保存史。有能力的读者，也可以在charliechaplinarchive/en/这一网站上查看该档案最新公开的信息。
在查理·卓别林130周年诞辰的这一天（4月16日），罗伊出口公司与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共同创立了一个数字档案，用来纪念卓别林的一生，和他那七十五年辉煌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位先驱性的演员和导演。
在这个档案中，有百分之八十的材料，都来源于卓别林家人的收藏，包括照片、文稿、笔记、乐谱、电报、信件、法律合同和备忘录。现在，这些材料第一次得以被公之于众。
卓别林办公室的总经理凯特·盖永夫主持了这一项目，她与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的卓别林项目负责人塞西莉亚·琴切蒂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这个档案反映了他从影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从做笔记开始，到后期制作宣传为止，」琴切蒂解释道。「这个项目包含了为档案添加索引，并将其数字化和目录化的环节，但我们所要做的远远不止于此。我们还要鼓励档案内容的传播，包括出版、展览、讲座、电影项目、参加会议等诸多渠道。」
卓别林允许他的演员们去「找到」存在于自身内部的角色。他在现场表演自己的场景，这样他们就可以迅速地了解如何阐释他的动作。有一份以前从未被发现的、三页长的文件，破除了此前卓别林「是一位固执的导演」的那种神话。
这些「逐步」标注的笔记，表现出了卓别林在拍摄那部政治讽刺电影《大独裁者》期间，帮助宝莲·高黛所作的考虑。高黛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同时也在本片中与卓别林一同出演。他帮助高黛传达汉娜的情感，汉娜在片中是一位犹太人理发师（卓别林饰）强硬的邻居，同时也是这位理发师的爱慕对象。
《大独裁者》(1940)
对于卓别林来说，从剧本到银幕的旅程总是布满荆棘。作为无情的独裁者阿德诺伊·希克勒（译者注：卓别林《大独裁者》中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戏仿称呼），他受到了媒体的嘲笑，因为他在纳粹的法西斯主义席卷东欧之时，还致力于这样的政治讽刺。
但是，卓别林从1938年末开始撰写自己的剧本，并为这部影片自筹资金200万美元。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500万美元的票房，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900万美元。
约翰·埃德加·胡佛（译者注：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从1922年开始监视卓别林，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当局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位影人的困扰，除了他的左翼政治倾向之外，还因为他旷日持久的法律斗争与遵守「道德」的行为准则。
1952年，当卓别林前往英国出席《舞台春秋》的全球首映时，当局撤销了卓别林的签证，阻止他返回这个收养他（将近四十年）的国家，除非他提出质询。作为替代，卓别林和他的家人前往瑞士，并在那里指示他的同母异父兄弟惠勒·德莱顿与西德尼·卓别林用最快的速度取走他的个人物品。
《舞台春秋》(1952)
卓别林的电影胶片都被收拾妥当、运往英国，而他的文件也被运到了他自己的屋内。当卓别林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这些文件才重新浮出水面，此前它们在他巴恩庄园的地下室中保存了数十年。卓别林于1972年凯旋而归，成功回到了好莱坞，接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并从他的同仁那里获得了长达十二分钟的起立鼓掌。
在卓别林于1977年去世之后，他的经纪人雷切尔·福特只向少数人提供了这些档案，这些人包括电影史学家大卫·罗宾逊、凯文·布朗洛、大卫·吉尔和电影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当乌娜·卓别林（译者注：卓别林的最后一任妻子）于1991年去世之后，这些材料被转移到日内瓦，交由一家安全存储机构保管。后来，它们被转交至位于巴黎的卓别林办公室进行保存与研究。
在九十年代末期，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和卓别林博物馆开始在博洛尼亚实验室进行卓别林影片的修复工作。这些素材的质量与数量给了资料馆主任吉安·卢卡·法里内利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数字化计划的想法，他想记录下卓别林的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并将其收藏在卓别林博物馆中。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之下，他的工作团队精心构建了一个十分全面的时间表，列出了卓别林生命中许多关键的节点。
网页界面上的专栏标题包括「故事」与「主题」，这为用户们提供了阅读档案的建议与入口，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参考这些材料，它们来自于卓别林亲密的家人和朋友。来自（或是关于）他亲爱的母亲汉娜的手写信件，表现了这对母子之间十分密切的联系——当汉娜于1921年搬到加利福尼亚时，他们才终于团聚。
「我们计划在每月的固定时间更新纪录，但任何特定的事件也可能决定我们的更新时间，」琴切蒂说道。「我们正在制作关于『马戏团』的故事，因为现在我们正在修复这部电影。每当卓别林的家族获得了新的档案资料，或是重新发现了旧的材料，都会增加我们的元数据（记录）。而罗伊出口公司也可能会在拍卖会上从私人收藏家那里买到新的档案。」
博洛尼亚团队继续对这些文件数字化，并将其编目，之后将它们送到瑞士的蒙特勒档案馆和洛桑爱丽舍博物馆。在蒙特勒，所有的原始文件——包括卓别林的乐谱和简报，其中有许多都还没有被扫描——都被安全地存储着。而洛桑则负责储存影像部分的档案（包括胶片与玻璃制品）。
「要制作档案，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编目的过程中保持科学的严谨性，」琴切蒂解释道，「我们要确保档案的内容以『民主』的方式被分享出去，同时我们还得保持不断进化的数字化视野。在我们开始对目录中的不同单元进行识别和编号之前，我们需要调查现在已有的可用策略，这涉及数据管理（包括数据与元数据备份、更新程序等等）、元数据创建和内容共享等诸多层面。我们需要找到效率最高的技术设置方式。」
这个档案可以追溯到卓别林的成长时期，那时他还是西区的一个童星；它也可以追溯到卓别林十九世纪晚期的歌舞杂耍时期，他在那段时期成为了弗莱德·卡尔诺手下的一位青年学徒，他也在那时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1919年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碧克馥和大卫·格里菲斯一同成为了联美公司的创建者。
这个档案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独特而动人的证词，让我们看到了卓别林作为二十世纪第一位独立电影导演的坚忍，以及他在最后几年的导演生涯中面临的挑战。它也提醒我们，卓别林是一个多么特立独行的人——在他人的反对与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前，他仍能不断地反抗传统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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