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记者 曾子芊
《我们没有秘密》 吴晓乐著 中信出版集团
林奕含的离开加快了我的时间
律师范衍重的妻子吴辛屏人间蒸发了，曾有家暴疑点的丈夫立刻成了最可怀疑的对象……台湾作家吴晓乐的新作《我们没有秘密》以经典悬念“消失的爱人”作为开头，却在案件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不断颠覆读者的预测。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笔法，引人迫不及待地走入吴辛屏的家乡——一个秘密与流言交织的小镇。此时，女孩们生命暗处的画卷方才徐徐展开，原来故事的核心，最终指向的仍是“房思琪”式的暴力。
如今，林奕含已经离开了五年，每逢她的祭日，有关她的纪念活动却从未停止；而她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其意义更是早已溢出小说文本，不仅深深刻下了“强暴是社会性的谋杀”这句警世之言，也将“房思琪”变成了一个公共讨论中无需解释的符号。
林奕含
《我们没有秘密》是吴晓乐的第二本小说，同样选择了“少女”与“性暴力”这个主题。实际上，这在她的一些前作中也可寻见清晰脉络，教育、性别和家庭一直是她最关注的领域：处女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记录教育中的伤痕；随笔集《可是我偏偏不喜欢》俨然是一部女性的成长史；第一部小说《上流儿童》，仍聚焦于教育，其中女性的欲望与挣扎，却更令人心惊。一个个光鲜外壳下，家庭的冷冽与空废，造就出来的各式“孤儿”，始终令她着迷、想去书写。
不过，吴晓乐坦言，《我们没有秘密》涉及的“性暴力”议题，是写起来最困难的一次，自己本来准备在40岁时完成它，但林奕含的骤然离世，促使她必须加快步伐，在30岁就做完。“她的死亡其实是对我们影响挺大的一件事。她让我和身边的作家意识到，这是属于我们时代的问题。代价已经够多了，该是面对的时候了。很快，张亦绚写了一本《性意思史》，另一个作家朋友也说自己得马上写。”
写作《我们没有秘密》，为吴晓乐带来过身体上的负荷与痛苦。日日浸泡在资料和与笔下角色的共情中，那段时间，她的头发竟全白了。“以前都不相信伍子胥会一夜白头，还以为是夸张。好在现在都长回来了。那时候妈妈一根一根帮自己的女儿拔白发，真是一个很奇怪的画面。”视频连线中，吴晓乐笑道。她完全符合我想象中的作者：长发披肩、黑框眼镜，机敏又健谈。但她很快又收住笑容，垂下视线：“相关专业的朋友和我说，这叫‘替代性创伤’。可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讲太‘骄傲’了，我凭什么，能去‘替代’她们？”
这一次，是作为旁观者，不得不参与进来的共振。在林奕含用生命留下血肉擦痕后，吴晓乐试图向“思琪们”再靠近一步，回到乐园崩毁的现场，此地遍布幽邃、复杂、矛盾的心灵碎片，亦有她们曾经勠力守卫的身影。
吴晓乐
写有一点“坏”的小说
如果说林奕含的文字曾像一柄利斧，劈向铁板一块的现实，也凿开人们内心冰封的大海，让我们再也无法假装世界上没有性暴力的存在。那么这一阶段过后，吴晓乐想要接力下去问：“思琪”的故事还可以怎么去写？如果受害者不完美，甚至惹人讨厌，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事件本身？
吴晓乐第一个有意识去做的，是将行为人的距离拉得更近，“这个人不再是一个住在楼下的老师。事情就发生在家庭内部，所以当下要去恨，会变得更难”。作者同样是在用身体和“身而为人”的心去学习这里面的矛盾，吴晓乐回忆，自己有过被路人、被亲戚骚扰的经历，但当十五六岁第一次听到朋友讲述曾遭家内性侵时，最难的还是要先接受有这样的事情存在。“这很难。你会忍不住去怀疑，是不是你做了什么让人误会的事情？长大后才意识到，当时最应该做出的反应是先去相信。因为对当事者而言，讲出来是多么困难。”后来，通过阅读资料以及受害者在网络上写的文章，吴晓乐也一直在观察那些语言：通常都是短短的，一句一句，形成不了有逻辑的长段，也不会有什么修辞。
曾经，林奕含让“洛丽塔”开口说话，连篇的精准譬喻如同镶钻匕首，留下了一部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几乎同等的“狂人日记”。但《我们没有秘密》里，吴晓乐着力去写了一群更“笨拙”的女孩。她们不够聪明，连仇恨都能投放错对象，更无法像房思琪一样清醒地表达痛苦与愤怒；在这个小镇上，没有从天而降陪她们读书的伊纹姐姐；甚至施暴者与受暴者的身份，也不似之前那般壁垒分明。
林奕含在小说的后记中写过：“这世界上不只一位房思琪，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这种“畏惧”，也出现在吴晓乐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没有秘密》曾有大段的篇幅，屡屡被她毁弃又拾回，“于是方知，偏见如此可亲，稍有不慎，我亦与之为伍”。
屡屡被毁弃又被拾回的部分是什么？吴晓乐叹道：“我曾经怕大家觉得受害者太坏了，不够可怜。好像应该要更无辜、更可怜一些才对吧，要不断地在倾诉和哭泣。”
写着写着，吴晓乐发现自己居然在帮笔下的角色“化妆”：去掉一些瑕疵，用上滤镜，打扮成一个更容易被读者接受的模样。“这样说可能会有点玄，但是其实写到一个程度后，你的角色会自己长出脸来，并跳出来有所表达。”吴晓乐说，“她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还要帮我遮掩？如果你作为作者，都不敢接受我，那还怎么端出去给别人看？”吴晓乐突然意识到，其实角色没有义务要大家喜欢上她。笔下的角色是一个受伤的人，痛苦、崩溃，失去理智也失去了逻辑。“人是有很多种的，旁观者也会面临着信念上的考验。我们会很容易地去支持思琪，但如果下一个‘思琪’是我们最讨厌的那种神经质呢？烦人又歇斯底里。我们还有办法做到支持吗？”对吴晓乐而言，文学存在的最重要意义便在于此：于有限的框架内，再多想一点点。
读《我们没有秘密》，也许会有一种“上当了”的感觉：被悬念钩住，仿佛探案一般一页页逐步接触到故事的核心。等反应过来时，“图穷匕见”，已经来不及停下了。作者把苦涩的现实与深意，藏进了推理小说般的谋篇布局中。
“坦白说，这个议题不是大家都会有兴趣的问题，所以我只能反其道而行。”吴晓乐笑道，自己有一位朋友，读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怪她”，觉得这样写有一点“坏”，但她把这个“坏”视为是一种赞美，“人一定会想要回避痛苦，这是人性。但是长大后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回避，我们就有可能会成为他人的痛苦，成为一个个冷眼旁观、落井下石的角色”。
吴晓乐
好的家庭应该“有话可说”
在旁人眼里，吴晓乐的写作之路是比较顺利的：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转型成为作家。处女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甫一面世，便迅速被改编为现象级的同名电视剧，揽获金钟奖5项大奖。这本非虚构性质的教育观察实录，其实早已体现了她出色的观察力与说故事的能力。不过，是从小说《上流儿童》开始，她才开始觉得：写作不再是一个兴趣或者说消遣了，而是下半辈子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一个职业。
从聚焦“管教上的伤害”，再到《我们没有秘密》中“性的伤害”。读至中段，也许读者才会恍然意识到，与角色承受的最直接明显的痛苦相较，更令人感到悲凉的依然是家庭的空冷。不健康的家庭关系，是产生后续更多不幸的根源。
“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关系，应该是大家‘有话可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来商量。而不是说，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车、有没有出过国、有没有请佣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来源于吴晓乐多年做家教的经验，她走进一个个外表光鲜的家庭，却目睹了孩子们得不到回音的孤独。“‘有话可说’也是要经过非常多的测试的。比如，房思琪在餐桌上的试探，可母亲的回答，立刻就让她知道，有些东西是家里的禁忌，是不能谈的。”
比较幸运的是，吴晓乐成长于一个更开放的家庭，小时候无论和妈妈讲什么，即使母亲当时不能接受，也不会立刻反驳，而是愿意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思考的缓冲，过会儿再谈。“父母对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想象，我觉得这对于小孩的发展很重要。”吴晓乐表示，如果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被养大，也许自己就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可能会去做律师，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家庭让我知道，其实很多东西都还可以再想想看。”
作为一个接近“90后”的“80后”，吴晓乐平日的兴趣，一个是“玩游戏”，另一个是“养鸟”。“鸟类真的是很完美的动物，会飞而且美丽。游戏我比较喜欢宫崎英高的，最近在玩的是《艾尔登法环》。”说起爱好，吴晓乐笑起来就像我在生活中认识的一个普通同龄朋友，而她的写作，却真实体现了台湾年轻一代女性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还有像张亦绚、江鹅、李欣伦、黄丽群等等，她们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者。”吴晓乐回忆说，以前自己不太喜欢被定义为“女性作家”：“我觉得我是人，写的也是人。”现在她觉得也能接受，这毕竟是一个便于大家理解的方式。但她希望，在自己写了十年之后，大家会忘记有一个标签是“女性”：“没有过一个男性作家，会因为特别擅长写男性，就被贴上‘男性作家’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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