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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铁骑,四川军民创立83处山城,依靠天险与蒙军周旋,其中八座最为牢固,史称川中“八柱”,分别为金堂云顶山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万州天生城、苍溪大获城、奉节白帝城、通江得汉城、剑阁苦竹寨。依靠这些山城,南宋与蒙古展开了长达52年的拉锯战。今天,金堂云顶山城尚存,险要的城垣与斑驳的古城,如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仍然在江边讲述着那部孱弱而又悲壮的南宋史。

北宋的成都城位于哪里(一座影响宋朝命运的山城)(1)

斑驳的云顶山城旧址,向后世诉说着近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往昔

沱江 倒影瑞光塔

初夏的一个清晨,我站在沱江边,远眺对岸的瑞光塔,晨曦中的沱江似乎凝成了一块绯红色的水晶,河水流过浅滩,划出一道道透明的弧圈。对岸,瑞光塔拔地而起,清晨的霞光在天空抹下一道道彩霞,其中一抹横亘于塔顶,久久难以散去,与黛青色的瑞光塔相映成趣。由于年代久远,瑞光塔塔身已经剥落,远远就能看到斑驳的痕迹,过去,不知名的鸟儿衔来种子,如今在塔身的沟缝中已顽强地伸出了枝桠,与瑞光塔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也让古老的石塔嗅到了生命的气息。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进攻南宋王朝,南宋“行在”临安(今杭州)昔日寺庙众多,香火旺盛,名塔林立,却大多在国破后毁于蒙军之手,也正是为此,全国宋代古建筑并不多见,瑞光塔却奇迹般地在战火中保存下来。清代的一次雷击击落了塔顶的塔刹,从那以后,这座始建于宋代年间的石塔一直屹立在沱江之畔,如同一位阅尽沧桑的长者,讲述着那部孱弱而又壮烈的南宋史。

公元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蒙古人骑着骏马,带着弓箭、套索、标枪、狼牙棒,走过了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战争的印记。在著名的加勒卡河会战中,两万蒙古军队与十倍于己的俄罗斯、钦察联军激战三天三夜,全歼对手,俘获十多个俄罗斯大公,这些大公后来皆死于蒙古人的车辕之下。史料显示,蒙古军队仅用了五年,便征服了中亚的喀拉汗国和花剌子模国;用了八年,征服波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北地区,建立伊尔汗国;至于击败俄罗斯,建金帐汗国,也不过用了十五年。

打开中国古代地图不难看到,南宋王朝的范围,如同一只碗的侧面,碗面对着北方,临安在碗的东面,靠着东海,碗的西部就是四川。金国灭亡后,蒙古军队打算从汉中入蜀,占得四川后顺长江而下,直捣临安。蒙军的入侵使得原本就饱受摧残的四川防线愈加残破不堪,宋军节节败退,退守夔门(今奉节),川西平原遂成孤城。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的成都人并不知道蒙军来袭,看到城中奔走的蒙古铁骑,还凑在一起看热闹,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战火已到了家门口,勇敢的成都人甚至拿着扁担、锄头迎战,以此来保卫家乡。可惜的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自然远非蒙古军的对手,成都知府也被射杀在城南菜花街中。瑞光塔本来是百姓祈福的福址,此时却在沱江之滨,见证了一场腥风血雨。

怀安军 消失的军镇

绵远河发源于绵竹九顶山大盐井沟,自北向南流入川西平原,流至金堂与湔江、石亭江汇合后,始称沱江,全长634千米,如同一把蒲扇横铺在川西平原上,经金堂、简阳、资阳、资中、内江、富顺,在泸州汇入长江。在地图上不难看到,沱江穿过金堂峡流入淮口镇后,突然拐了一个90度的急弯,淮口镇就在这个大水湾旁。由于扼守水路咽喉,淮口镇的历史,始终少了一份宁谧,多了一份武功。

北宋的成都城位于哪里(一座影响宋朝命运的山城)(2)

金堂淮口附近沱江呈现出90°的大拐弯,宋代怀安军就曾在此扼守水路要道

沱江之畔,有一座南宋时期的古城,唤作怀安军城。历史上,南宋王朝在矿产丰富之地设“监”,管理矿物开采与运输;在军事重地设“军”,修建城墙、门楼,屯重兵戍守。史料显示,四川境内设有2监、8军、10府、29州、180县,除了怀安军,尚有长宁军、宁西军、永康军、石泉军、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整个四川防线,事实上都控制在八军手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文物普查中,怀安军城便露出了它神秘的面纱,成都市考古研究所联合金堂文管所又对怀安军城进行考古发掘,我来到古城时,发掘尚未结束。这是一块长方形的遗址,一条宽约5米的石板路从中心穿过,两边用厚重的长条石层层叠叠垒成城门,纵然已埋藏了数百年,俯下身来,依旧能清楚地看到长石条上凹凸不一的刻痕。路边,每隔数米便能看到一个柱础,通俗点说,就是古代立木头的石墩子,如今,它已经空空荡荡,散发着一抹沧桑与凝重。

城墙长约50米,宽20米,正中的石板路便是过去的城门洞。中国古代历来有建造城墙之风,甲骨文中很早便有了“城”字,按照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城”跟“盛”通假,就是容纳百姓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城墙,往往以石头、砖块垒成,中间是城门洞,城外是护城河,以吊桥与城内相连,城墙上建有箭楼、敌台、跑马道,遇到攻击,弓箭手在箭楼防御,士兵经跑马道往来,布置兵力。

由于地处沱江险隘,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即令地方官修筑怀安军城,建造城郭,修建攻城用的楼橹,驻扎军队,扼守沱江水路;南宋年间,古城日益残破,当时的怀安军军事长官度正上书朝廷,建议重新修葺,修葺后的古城“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六尺”。遗址旁边曾发现过一条宽约10米的壕沟,可能是怀安军城的护城河。

事实上,中国传统城墙对于骁勇的蒙古骑兵而言,并无太大阻拦作用,就怀安军城而言,城址位于沱江旁的一块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附近仅有一些小丘陵,位置并不险要,1237年,蒙古军队接连攻破遂州、资州、阆州、邛崃、开州、万州、夔州等大小城池,经三峡顺长江而下,兵锋已威胁到了长江中游的腹地。在平地,蒙古军队可以纵横驰骋,发挥速度的优势,当年,欧洲人曾想用坚固的城堡阻止蒙古人的入侵,结果证明也只是不堪一击而已。

川中“八柱” 遏制蒙古骑兵

四川日益凋敝的局势令宋理宗坐立不安,这位年轻的君王,此时刚刚从宰相史弥远的专政阴影中走出来,他不止一次地在朝廷上长吁短叹,表示要考虑四川战事的人选,余玠正是这种情况下来到四川。

蒙古铁骑游走无定,南宋则以步兵为主,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古代一个骑兵相当于数十个步兵的战斗能力,且江淮之地多为平原,便于骑兵驰骋,正如宋人《黑鞑事略》所言:“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以致宋军频频溃散。宋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城池很难阻挡蒙古军队的进攻,必须借助山地与河流的优势,而四川除了川西平原外,丘陵遍布、山寨众多,余玠入蜀后,决定以山制险,修筑山城,将步兵分散在山中,依靠地形与其周旋,避免与蒙军直接交锋。

在余玠帅蜀的10年中,四川共建设或加固了83处山城,最险要的八座被蒙古人称为川中“八柱”,分别为金堂云顶山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万州天生城、苍溪大获城、奉节白帝城、通江得汉城、剑阁苦竹寨。其中,云顶山城据沱江天险,合川钓鱼城扼守在嘉陵江和渠江、涪江三江交汇之处,青居城下临嘉陵江,得汉城位于大通江畔,白帝城镇守长江咽喉,大获城据宋江(今东河)之险。南宋灭亡后,少数地处深山中的山城却侥幸保留至今,险要的地形与斑驳的残垣,成为记载下一幕幕金戈铁马往昔片断的载体。

南宋题记 讲述心酸历史

怀安军城,也就在此时搬到了云顶山上。就云顶城而言,沱江流经金堂,从龙泉山脉冲出一条河道,画了个巨大的“v”字形,隔开了两岸的云顶山与炮台山。淮口镇位于沱江冲积成的台地上,地势平坦低洼,惟独云顶山四面孤峰兀立,状如城垣。南宋时期的云顶城有南城门、北城门、瓮城门、长临门、端午门、后宰门、小东门七座城门。如今,七座城门仅剩北城门与瓮城门尚存,壮士的忠魂与蒙古铁骑的马蹄声,犹从南宋,缓缓而来。

北城门城高2.5米,宽2.2米,由长条石砌成,石头上雕刻着南宋典型的“人字纹”,由于年代久远,城门已经呈黛青色,表面层层剥落,不知名的杂草从夹缝中顽强地生长出来。北城门位于云顶山最北麓,扼守着北路山道,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走进城门,当年南宋军队在城墙上开凿的城门洞尚历历在目,穹顶上有两行南宋小楷:“忠翊郎、利州驻扎、御前右军都统兼潼川府路将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保义郎、利州驻扎、御前摧锋军统制兼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提督诸军修城肖世显规划”。

距离北城门大约百米,便是瓮城门,瓮城是在主城边上设立的一座辅城,如同一个“陶瓮”一样拱卫在主城周围,这也是中国古老城池的独特设计。从年代上看,瓮城门的年代要晚于其他6座,可能是宋军觉得有必要加强北麓防备,特意增设。一棵榆钱树与城门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苍虬的树根暴露在黄土之中,经年的风吹日晒,瓮城门上方已经垮塌,拨开杂草,石砖散落一地,在阳光下暴露着深浅不一的花纹。而历史也似乎突然在此时轮回到南宋末年那一幕幕血腥的片断。

今天,拿出一张四川水系图,如果在岷江、沱江、长江、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之畔,将南宋末年的山城标注出来,你会发现,这些山城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重庆城、钓鱼城为中心,凌云城、神臂城、天生城、白帝城为两翼,云顶山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小宁城、平梁城、大良城等为辅助。

依靠这些山城,宋军展开了最为顽强的防御战,在余玠率领下,宋军与蒙军大小三十六战,一点也不处于下风,余玠还一度北上,与蒙军大帅汪德臣于汉中鏖战,试图收复汉中,拱卫四川。然而,就在宋蒙战场出现转机之时,中国古代历史上“狡兔尽,良狗烹”的悲剧却再次换汤不换药地上演,宋理宗担心余玠功高盖主,听从谗臣之言,下令召余玠回朝,余玠郁愤难平,气绝身亡。那些谗臣,其中一个便是驻守云顶山的将领姚世安。

与其说余玠死于姚世安的谗言,倒不如说他死于宋朝对于武将的态度。诚如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宋家朝廷所最忌者,是孔武有力的武将,而非偷生邀宠的文生。宋朝军队一向羸弱,少有胜绩,武将也大多萎靡无能,一旦出现王德用、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即想方设法防范,害怕“尾大不掉”。宋朝名将大多难得善终,余玠之死,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云顶城瓮城门至今犹存,经年的风吹日晒,城楼已经垮塌,残存的券拱之上,“皇宋淳祐巳酉仲秋吉日帅守姚世安改建”几个楷体大字尤历历在目。淳祐巳酉是1249年,此时的姚世安依旧负责云顶城防务,对余玠的诋毁也源源不断从这里送到临安。

宝祐元年(1253年)六月,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四川宣抚使。余晦令都统甘闰在紫金山筑城,不料被蒙军偷袭,几个月后即被狼狈地召回临安。《宋季三朝政要》记载,当年宋理宗任命余晦为宣抚使,连徐清叟都觉得太不恰当,认为余晦“素无行检,轻儇浮薄”,此举必定会招来蒙古人的耻笑。宋理宗的回答倒很是直白:“诏令已颁,决能反汗”。诏令既下,岂能更改?与他的历代先祖一样,宋理宗相信,本朝的武将远比蒙古人更加危险。余玠之死,也使得蜀地向好的局势土崩瓦解。可以说,小小的云顶城,影响了宋蒙战场的走势,也改变了宋朝的命运。

北宋的成都城位于哪里(一座影响宋朝命运的山城)(3)

云顶山碑刻,铭刻在山石之中的文字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

1276年,蒙古军队兵临临安,太皇太后捧着玉玺投降,下令全国军民向蒙军缴械,四川军民并不知道南宋王朝已经投降了元军,也不知道文天祥又拥立南宋宗室二王,他们继续与元军作战。此前,无论是金、西夏、大理、俄罗斯、波斯,没有一个王朝能抵抗蒙军超过30年,在大多数人眼中,南宋王朝孱弱不堪,而四川军民则用死亡、坚韧书写着南宋史上最为惨烈与最具韧性的章节,展示着历史最为嗜血的一面。(文 小唐 | 图 余茂智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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