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重释甲骨8字“尹、聿、律、君、史、吏、事、干”系列的第三篇，来重新释读“君”字。
为什么将这八个甲骨文文字放在一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首先都和书契直接相关，其意义都是由书契派生而出。其次，字形存在直接关联，前七个字中都有“尹”字结构，后三个字都有V字符。再次，这八个字又都是传统中用于官场、政治中的词汇。
“尹、聿、律、君、史、吏、事”这七个字中都包含着“尹”字结构，这足以见“尹”在甲骨文形成之前的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足以见“尹”在中国早期政治史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可以概括为“尹治模式”。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历史和当下的政治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
尽管后来政府官员也谦称臣，但是，在三代时期，天子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王士”书契关系，官员称臣也仅仅是表明一种谦卑的态度，向当时天子谦卑地称自己“予一人”、“寡人”一样。
从原意上来说，“君”的对立面不是“臣”，而只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即“小人”。因为“君”的内涵只有道义，而无专制。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点。“君”字形的“尹”代表刻画书写，“口”则代表口说。无论是刻画书写的文字，早期是书契文，还是口说的语言，都是道义的载体，所承载的都是道义。这也是中国知识的两种传承方式，《五经》尤其是易经的传承方式。因此，不能仅仅把文字看成是经，语言的部分同样是经。而且口耳相传的语言部分甚至要重于文字部分，因为早期的文字，无论是书契文，还是八卦符号，都太少了。
到了春秋战国，尤其是西汉，《五经》开始文字化，并且被区分为经、传两部分。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传只是对经的个人化的诠释和解读，这是打错特错的。传从根上来说，是经的口耳相传部分的文字化，同样是经。（DYH:道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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