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综合调节结构 出自：林峰著《“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东方出版社
管理学五大命题背后的整体结构
文/ 林峰
在推文（论管理学教科书五大命题之——“控制”）中，我抽取了管理学教科书五大命题之一——“控制”——做了一些讨论。
管理学教科书总共有五大命题，它们分别是“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将整个管理学体系分为这五大命题，这已成为当前的管理学构建其理论体系、教学体系、教材编写体系的基本结构形态了。（^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在我们对五大命题逐一展开分析之前，我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管理学这五大命题的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整体性的结构？如果有，它是什么？这种整体性的结构对于管理学而言是必要的吗？
## 一百年前的管理学当下的管理学教科书中，五大命题的划分方式直接继承自法约尔的学说。
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在其1916年出版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首次将管理学分为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五个基本要素。
法约尔是20世纪初的人，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他和泰勒、德鲁克基本算同时代的人。发展至今，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管理学，其教科书中依旧延续着这一划分方式。
实际上，这几个所谓的“要素”，在这一百多年间也曾经有过诸多变化（见下图）。有一些新的用语——诸如“沟通”、“监督”之类——加了进来，有一些则做了合并。最终，在当下的学校教科书中，基本形成了由——“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这五个命题所构成的整个管理学理论体系。
这一百多年间，在这种用语——或者说“提法”——上的各种调整与变化，是否意味着管理学教学体系中产生了某种重要的进步？如果不站在更为宏观的结构上去考察，我们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
图/ 管理职能出自：周三多等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2页
## 管理学与科学我在B站曾刷到这样一个短视频——“数学课走神的后果”。刚开始，老师在黑板上讲解：2 2=4；学生觉得简单，就走了一下神，再看黑板，就看到多了很多看不懂的公式；揉了一下眼睛再一看，满黑板都变成了天书一样的符号。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q4y1i7fn/?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9
上管理学的课会不会也有同样的状况？我想大概不会。你在这节管理学课的任何一个时间点走进教室，都不会有这种内心惶恐的感觉。同样的，学习一本管理学的书我们基本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而不会有太大障碍，但自然科学的书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两者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层次的差别呢？
管理学与科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蒙（Herbert A. Simon）曾经在其著作《管理行为》中，以一种“逆否命题”式的论证方式，论证了管理学与科学的关系：
“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是科学命题，就可以从事实意义上判断其正误。反过 来说，关于管理过程的命题若可以判断其正误，就是科学命题。”（^ 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第340页）
与常见的管理学家不同，西蒙有着极深的自然科学造诣。同时，他完全了解20世纪初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他直指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性差别，而从各种肤浅的分析之中跳出来。这类广泛存在的肤浅分析包括：比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数据复杂程度上的差别；以及社会学研究者研究者自身的某种兴趣和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等等。
科学命题中唯一要排除的是有关道德（非事实）的层面——也就是应然层面的问题。西蒙非常清楚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但他同时也强调，某些貌似用“好的”、“坏的”来表述的语句中，其实完全不必包含道德含义，它只不过是与某种组织目标有关的“事实”判断——也就是说这些语句仍然属于科学命题。
西蒙用“逆否”的方式所作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帮管理学者们扫清了管理学与科学之间接壤的障碍。也就是说，西蒙已经替管理学划下了一条道。
那么，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管理学和科学成功接壤了么？
## “科学真实”的结构香港中文大学的陈方正教授写过一本科学史的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下图是他在中欧商学院的课堂上用于展示各科学门类关系的一幅图。陈方正将科学门类的结构类比于芒德布罗集的分形结构（基于系统论自相似原理）。金观涛先生也很喜欢在讲课时引用陈方正的这幅图。
图/ 核心理论与相关学科结构图示（芒德布罗集 Mandelbrot Set） 出自：陈方正 中欧课堂讲座PPT
在这幅图中，我们没有发现管理学。（值得注意的是，医学也未被纳入其中，虽然生物学、心理学已被纳入进来了）
西蒙的分析证明了管理学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鸿沟。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困难阻碍了管理学与科学的接壤？
西蒙用否定性的论证方式，界定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他实际上已经抄了管理学的后路。但如果要回答此处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得从正面重新追问，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理论体系的展开以及科学各个门类发展的真正逻辑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金观涛先生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拨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做了清晰的回答。
陈方正的这副示意图用了芒德布罗集的分形结构作为类比。为什么是分形式的结构？什么是分形？（有关芒德布罗集，我推荐大家读罗杰·彭罗斯的《皇帝新脑》一书中所作的介绍。）在《消失的真实》一书中，金观涛先生认为，可以“运用分形原理来表达现代科学及其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关于何为分形——及其背后的自相似原理，金先生在书中做了简单的介绍。这里我直接引用过来。
如下图所示，几何图形F的结构是自相似的，即其任何一部分都与整体相同。其之所以自相似，是因为每一部分的生成都遵循同样的原则。该原则如下：A是条直线，在A上面画个三角就形成B，在B的每条边上各画一个三角就生成C，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图形D、E、F。F的每一个局部结构和整体一模一样，所以说它是自相似的。
图/ 自相似结构的生成原理 出自：金观涛《消失的真实》，中信出版集团
几何图形F就是最简单的“分形”（Fractal），其任何一个部分的结构之所以与整体相同（即所谓“自相似”），是因为系统形成遵循如下原则。首先用某种方法处理该系统（如一线段A），其次对得到的新系统（有一个三角之线段B）的每一个和原系统相同的部分（B中四个线段）仍实行同一操作。我们得到一个更新的系统（C），再对C中各个部分（线段）做同样的操作，以此类推。这里，自相似源于同一原则对系统整体及其新形成之部分一次又一次的运用。
现代科学不同分支的内容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相同的公理-定理的结构——科学的不同门类都存在这样一种“同构”关系。现代科学整体和其组成部分之自相似，指的正是下述方法在不同知识领域或同一领域不同层次的反复运用：（1）发现一组普遍适用的原理（公理）；（2）由这些普遍原理推出规律（定理）；（3）用定理和公理进行解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在特定前提下由该学科法则推出之事实。
这个结构最早的榜样就是《几何原本》。实际上，现代科学的起源正是《几何原本》在各种知识系统形成中的示范作用。如果用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比喻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奥秘就记载于《几何原本》这部神奇的武功秘籍之中。（^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
图/ 科学源于公理体系
来源：爱因斯坦：《关于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1952年5月7日给M．索洛文的信》，载《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29页。转引自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
## 《几何原本》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近些年由于埃隆·马斯克的缘故，有关“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的讨论多了起来。（参考我之前推文：供应链管理中存在“第一性原理”么？）马斯克口中的“第一性原理”，对于由他自己解释其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有不少对“第一性原理”的解读，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并非现代物理学）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混为一谈了。实际上，无论是在认识论层面，还是在科学史上，两者都绝不能混同起来。相反的，两者存在明显的对立关系。
古希腊孕育了最早的“数学真实”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万物皆“可测比”（commensurable）的观念即为其代表，这一观念也直接蕴含在柏拉图的“理型”（ideal）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性，rational，其词根就来自于“比例”（ratio）的观念。这一“比例”观念的发展，曾带来了“第一次数学危机”。
而在柏拉图死后，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这一“数学真实”的观念就已经被“经验真实”所掩盖。随着亚里士多德学说取得越来越大的印象，原来的数学被当作“物理学”的一部分，转变为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乃至于形而上学的一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柏拉图传统的继承者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去世后，欧几里得才出生。作为保存数学真实真谛的《几何原本》形成后，由于不能和科学经验真实匹敌，就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那般，只有少数专家在传阅，其命运颠簸难测，直至牛顿力学诞生才大放异彩。……直到17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复活，亚里士多德受到攻击，数学真实才再次兴起，并扩大了自己的内容。牛顿力学的诞生即其后果。”（^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
金先生对这段科学史的研究其实表明，《几何原本》所代表的公理体系的结构，与亚里士多德的所谓“物理学”的结构，是大相径庭，甚至是严格对立的。
与《几何原本》所呈现的公理体系结构不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科学经验的传统，则是基于某种“分类树”的结构。
《几何原本》是一本非常怪异的著作。除古希腊之外的所有轴心文明都不曾有过类似的思想和公理体系结构。其中包含的反常识的思维结构，让人们一度怀疑这不可能来自人类观念的自然演变，而只能来自上帝之手。当然，通过陈方正等人的研究，这个观念演变过程如今也已经得以揭示。陈方正将古希腊源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革命称为“新普罗米修斯革命”。
基于数学真实的《几何原本》的结构，随着命题的展开，它会离直观的经验世界越来越远。但这种“离经叛道”的思维结构，在轴心文明的早期一定不会成为主流。它必然会被某种更接近直观常识的结构所掩盖——尤其是在古希腊的终极关怀逐渐由理性转变为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的历史时刻。正如金先生所说的：“历史上，《几何原本》是一个例外。立足于与经验符合的真实观比源于数学的科学观更有市场，而符合论的真实性论证一定从分类开始。”
## 法约尔结构与亚里士多德“分类树”“为什么是分类？当真实性注重人的观念和外部世界吻合时，最重要的是考察“指涉”和“指涉对象”的从属关系。所谓“指涉”首先是符号和对象之对应，以及它们是否符合；其次考虑对象从属于哪一类。问“这是什么”是任何一个文明思考的开始，“这”代表指涉，“是”代表同一性或类属性，“什么”则在问或寻找“指涉对象”归为哪一物或哪一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可以理解指涉对象在整体世界的位置，并用相应位置的法则来说明其行为。”（^ 《消失的真实》）
金先生称亚里士多德为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不同，对科学经验真实更感兴趣。”……“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注重经验事实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500多种不同的动植物进行分类，对50多种动物进行解剖研究，堪称生物学分门别类第一人，他著有多部动物生活史著作。”
为了分析事物发生的原因，亚里士多德首先对自然界进行分类，同类的事情要用同类的方法去解决，因为同类事情的发生原因是基本一致的；其次是区分类与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不仅包括生物，还包括行星和宇宙。他把宇宙分成月上界和月下界，……那么根据分类，不同物体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四因说。（本文作者注：请注意，这种观念和现代物理学与化学发展形成之后的还原论思想亦不能混为一谈。）
亚里士多德指出，世间物体变化和运动的原因有四种：第一，质料因，即构成事物的材料、元素或基质；第二，形式因，也就是决定事物“是什么”的本质属性，或者说决定一物“是如此”的样式，这近似于柏拉图的理型；第三，动力因，即导致事物变化的动力；第四，目的因，即事物所追求的目的。我们可以以一个雕像的制作为例来理解上述四因。一个雕像的原材料是哪种石头，是大理石还是其他石料，这就是质料因。形式因则指雕刻这个雕像所依据的设计图或者脑海中的灵感，雕刻家本人是动力因，作为预定目标完成的雕像是目的因。在四因说中，动力因需要特别注意。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中世纪以后物理学研究都是对动力因的探究。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有其他一些分类，如实体与偶性、潜能与现实、运动与静止、元素与复合物、自然运动与受迫运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今日科学体系中的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几乎都存在。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理论在传统社会中达到最高水平，和他吸收了柏拉图学园的成果有关，如他的宇宙论实际上是把尤多索的数理天文学纳入分类框架，由数学真实扩张得到的想法成为当时科学经验真实观的一部分。（^ 《消失的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形式逻辑，必须基于对事物的“分类”。（^ 详见 金观涛、刘青峰：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 _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如果缺乏对科学史的深入了解，我们多半会以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孕育，连续发展的过程。科学这棵大树从古希腊开始，在几百上千年的历程中逐渐长大。但是，科学史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错觉。科学发展中间的一些关键性的环节，必须完成某种“突变”。以牛顿力学体系外代表的科学革命，其关键性的环节正是某种突变。其背后，是数学真实再一次摆脱了经验真实。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潮中，《几何原本》的公理结构再一次凸显出来，形成对所有科学门类的示范作用。牛顿力学体系正是在《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中，通过微积分等数学研究，加入了诸如“变化率”等新的公理，终于将这一公理体系从几何扩展到了力学。（^《消失的真实》）
亚里士多德出于科学家对经验观察的重视，构建了庞大的“分类树”。然而科学史的研究表明，即便这种观察有多细致，多准确，却难以给科学本身带来关键性的发展。
我们就拿亚里士多德研究最为精细的生物学来举例。
“虽然19世纪博物学家的知识极为丰富，但所有的知识在整体上和亚里士多德所知道的没有本质差别。”……“变化是突然发生的，达尔文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正如牛顿的工作使物理学定律从黑暗中显现出来，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促使生物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跳到现代。事实上，达尔文革命也是人们通常列举的伟大科学革命中唯一的一场生物学革命。”（^ 《消失的真实》）
本质上，达尔文所作的，同样也是在生物学中引入了与《几何原本》类似的公理体系。自此，基于还原论方法，生物学通过DNA等结构的发现直接进入分子生物学层面。它立刻就实现了与化学，乃至于现代物理学，这个现代科学分类树的主干的接壤。
现在，我们把视线从科学史的宏观视野拉回当下的管理学。
我们立刻就能发现，法约尔的这种分类结构，与亚里士多德“分类树”之间的相似性。
这大概并不奇怪。和其它任何一门学科门类一样，管理学也必须从这种来自于直观经验的“分类”思维开始发展。
我们唯一需要从上述分析中有所领悟的是，这只能是一个初级的阶段。
## 法约尔结构的困难类似亚里士多德“分类树”的结构在理论上发展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来自于直观经验观察的所谓“分类”，由于背后缺乏理论的推导，其本身就会出现各种维度交叉的混乱。
图/ 管理职能出自：周三多等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2页
如上图所示的，管理学者们这一百年间对法约尔分类结构进行了各种调整，以至于形成了目前教科书中的最终版本。但说实话，我看不出这其中有任何本质性的进步之处。
这种状态，和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在亚里士多德分类体系中发展生物学的状态如出一辙。
前面我们提到，生物学在达尔文公理体系的基础上，是通过还原论方法最终和分子生物学、化学、甚至是物理学接壤的。但这种还原论方法必须要有某种公理体系的支撑。如果没有达尔文公理体系，也就不可能出现孟德尔所进行的遗传学实验和统计分析，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还原到更为基本的“遗传物质”。
但如果我们考察管理学的法约尔结构，它在完成基于五种要素的划分之后，我们就很难再进行进一步的还原了。
无论是“计划”、“组织”、“领导”，还是“沟通”、“激励”与“创新”，单纯从这种切豆腐式的分类体系，我们很难再做出更为深入的还原——还原为某种更为基本的原理。这样一来，即便我们做了第一步的分类，接下去的阐述，却仍旧只能是直观常识性的，更别提如何与现代科学分类树的主干——物理学——之间形成某种接壤了。
对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分类树”的结构，管理学者们有可能身在其中却对此无意识。实际上，这种方式已经渗透到了管理学的各个方面。
例如在供应链领域的研究中，就有一个比较盛行的分类方法，就是将供应链体系分为三个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斯坦福大学的李效良教授是主要倡导者）。很快，随着围绕这种分类的讨论的展开，又出现“四流”的划分方式（^ 有一种观点是增加了“商流”）。对此，我的观点与上述围绕法约尔结构的观点一样，他们只在直观常识的分析层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而这种理论在其展开过程中对分类方式上所进行的所有调整，都不构成理论本身的重大进展。（^ 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通过解析，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流与其它各种流在概念上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
实际上，在当前这种分类体系下，管理学所进行的研究，其方法的本质其实是某种基于经验的归纳研究和比较研究。
但管理学者们却很少去关注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是否存在缺陷，甚至说它是否成立。在管理学的大量著作中，对这类方法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运用，往往是不假思索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整体结构的层面反思管理学的发展障碍，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类研究方法本身的可靠性问题。
单纯基于经验的归纳（注意这和数学的归纳法不同），罗素通过他火鸡的故事已经证明其高度不可靠。而所谓的比较研究，其本质仍然是某种归纳逻辑的运用。
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文中，刘青峰与金观涛对社会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比较方法做了深入的剖析。比较方法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那就是“无穷多因素的困难”。与单纯从现象中归纳出某种规律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对于前提条件的“筛选”。所谓的比较方法，其实等同于在实验中不断改变某种前提条件，来观察、比较实验结果的不同。但即便如此，它和归纳法一样，其所进行对比的前提条件，仍然无法跳出“无穷多因素的困难”。
两位先生在论文中，用了自然科学领域中最简单的发现单摆规律的实验来举例。首先，如果单纯是观察到了诸如吊灯摆动这样的现象，伽利略是不可能归纳出“单摆周期取决于摆长”这样的物理规律的。更为合理的发现过程，是通过改变各种控制条件——诸如摆长、小球材料、小球重量等等，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某种规律。但请注意，这里面依旧存在无穷多因素的困难。科学家在控制实验条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存在无穷多的变量的。除了摆长、材料、重量等等我们事后想起来关联性比较强的变量，在我们未获知其原理的情况下，诸如颜色、地理坐标、实验室大小、气候、太阳黑子等等无穷的参数我们似乎是不能事先加以排除的。
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会觉得上述讨论非常荒诞可笑。科学研究的方法当然不是这么不可靠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既不是简单的基于经验的归纳法，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较方法。它实际上必须基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结构，那就是“理论-实验-理论-实验-”的循环结构。而且，在这一结构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预见性和清晰性。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都不是面对无穷的调节变量。原因很简单，这个实验所基于的前置理论的清晰性和预见性，保证了其所要调节对比的变量是有限的。
但我要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管理学领域，当理论家们不假思索地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运用某种归纳和比较方法时，通常是不具备这样的结构性基础的。原因很简单，所谓的管理学理论，它尚且缺乏起码的清晰性和预见性。（^ 参见我的推文：论管理学语言的清晰性——以精益思想为典范）
法约尔结构由于还停留在亚里士多德直观常识的分类树的阶段，在缺乏公理体系结构，以及由此结构发展出来的一整个“理论-实验-理论-实验-”的命题展开结构的情况下，也就决定了其无法取得理论上真正可靠的进展。
在缺乏这一整体性结构的背景之下，对于某种理论哪怕是进行最为简单的经验检验都可能是做不到的。
例如，我们在管理学领域的论争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辩论方式：你可以去那些实践了我的理论的企业去考察呀，看看我的理论到底有没有用。对这样的辩论方式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其破绽。你的理论在所说的企业中显然无法实现最起码的条件受控（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其理论本身压根没有对控制条件进行严格限定）；理论与观察结果之间建立不起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更不用去说科学理论的可靠性所要求的“普遍可重复性”了。
这种困难，是法约尔结构本身蕴含的结构性的困难。这种分类树在实现某种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之前，是无法克服这个困难的。这种结构性的困难导致了管理学向科学靠拢接壤的努力愈发“不可欲”。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某种理论界的逆反心理——部分管理学理论开始主动放弃科学化，而转向玄学化与反理论化（认为管理学只有实践上的意义而无逻辑上的意义）。管理知识的传授只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各种私塾化、甚至是传销化的传播方式甚嚣尘上。
##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霍金在《大设计》一书的首页写道：“哲学已死。”
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甚至提出：物理学需要哲学，但不需要哲学家！
我们对于管理学理论背后整体性的结构与方法论的探讨，真的有必要吗？管理学的理论家，真的需要对这种整体性的结构与方法有深刻的自觉吗？
当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发生的时候，相伴而生的是工业革命与现代性的产生，这震撼了当时人们的心灵。随着陈腐的经院哲学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解体，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与欧陆理性主义哲学都试图从整体上重新去理解这一认知革命。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也延续到了管理学领域。泰罗的科学管理运动，被当作是理性主义在管理学中的投射。而德鲁克，则通常被归为经验主义的学派。
自然科学的领域，某种程度上是无视了这些语言空洞的哲学争论，而自顾自地飞速发展。无论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它们都未能准确把握科学发展的本质。但科学本身的进展却丝毫未受其影响。从伽利略到牛顿，从法拉第到麦克斯韦，从爱因斯坦到杨振宁，科学自身在一个“公理-定理”的命题结构中，伴随各种受控实验的迭代，以及理论与技术的循环互动，不受约束地发展着。不管哲学家对此理解与否，科学自己已形成了其自身的发展的方法模式。
管理学的境遇则大不相同。理论界显然受制于整体结构与方法上的欠缺而停滞不前。但与自然科学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类似的是，在企业管理的实践活动中，管理上的各种新概念与新技术则层出不穷。实际上，一条“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互动链条在现实的企业管理社会行动中已经逐渐呈现。只不过学院内试图开辟纯粹理论路线的学者们对此难以察觉。这些观念和技术，作为非学术性的“通俗理论”，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这造成对于真正需要从事管理工作的人而言，对于这些占据他们日常工作与沟通中的重要地位，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实际影响的概念、关键词和某种约定俗成的“术语”，他们有着强烈的“理解”的需要。但理论界无法提供实现这种真正的“理解”所必须的整体性结构。
## 系统论的尝试——系统医学的启发我们前面提到，在陈方正教授基于分形结构的科学门类结构图中，医学和管理学一样，并未出现在内。
17世纪的科学革命同样也曾冲击了临床医学，促使其从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转变。然而，无论科学革命给医学带来了多少进步，作为一个整体的临床医学本身，却仍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公理结构。
现代医学之父奥斯勒(William Osler,1849-1919)所开创的现代医学范式，其内核就是围绕某个（或某类）疾病建立一套理论，再建立一套标准的诊疗程序。他的医学著作《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就是按照一个疾病一个章节，每个章节按照“流行病学-病因-表现-诊断方法-鉴别诊断-治疗-预后”的格式进行阐释。这种范式的展开过程，就是每当发现一种新的疾病，就围绕这个新的疾病建立一套理论和诊疗方法的过程。（^ 借鉴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陆夏博士的讲座稿）
看起来，临床医学和管理学很类似，也还没有真正与科学接壤。其基本的范式仍然也是某种来自经验的分类树。在这种状态下发展的现代医学，之所以能表现出不同于管理学的生机蓬勃的态势，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紧密围绕在其周围的科学门类已经广泛渗透到了医学领域。其中包括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特别是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其对医学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生理学等大量的已经具备了严格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学科。这些学科的蓬勃发展带动着医学一起欣欣向荣起来。管理学经常说在管理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在医学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灵丹妙药，或者是极为有效的因果律手段。
但有一些自觉的医生，他们始终在反思如何克服这一整体性结构缺失所带来的困难。在疾病谱分类愈发精准化，在精准医疗和询证医疗高度发达的今天，医学自身的发展却始终存在难以突破的局限。在缺乏整体性的公理系统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最为基本的概念——例如什么是“疾病”——也只有来自于经验的“唯像”的阐述，而缺乏准确的定义。为什么治疗是可能的？医生的干预措施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怎么界定“过度干预”？当疾病谱中过去的杀手——如结核、天花等基于纯粹因果律的疾病逐渐被消灭之后，在面对肿瘤与各种慢性退行性复杂疾病的时候，医学如何继续保持有效？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缺乏准确地回答。
金观涛先生和几位顶尖的医生一起，通过长期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尝试。《系统医学原理》一书借用系统论，试图给医学探索出一个完整性的命题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上述的“何为疾病？”，“治疗如何可能？”，“何为过度干预？”等一系列命题才有了较为严格的推导。
管理学和医学存在着非常有意思的类比。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我做了大量相关的比较分析。实际上，我们基本可以借鉴系统医学开辟的路径，在管理学中为寻找某种整体性的命题结构做一些有益的尝试。
## 管理学的整体性结构——对常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学和医学不同，它没有那么多符合严格自然科学范式的学科能够渗透进来塑造这个学科的面貌。管理学和会计学、经济学、信息系统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这些学科对管理学的渗透，并不足以给管理学带来深刻的改变。
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医学的渗透，给医学带来了远非常识所能把握的深层次的因果链条。但在管理学的领域，我们基本见不到超越直观经验常识的概念。管理学将自身分为“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五个子命题，但说到底这些命题只是普通的常识。
S&OP系统的代表作《enterprise sales and operations planning》一书中，曾经指出：管理学中要超越常识，只有通过对常识的“有效组织”。
什么是对常识的有效组织？在我看来，这种“常识的有效组织”，正是在于要找到这些常识性的概念背后更为宏观完整的观念结构。
现实世界的管理工作，并未始终停留在如德鲁克《旁观者》一书所描写的“亨利伯伯”那样的年代。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量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已经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形成。从“科学管理”到“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从“精益生产”到“S&OP"，从“KAIZEN”到“PDCA”，这些概念并没有离开常识，但它们沉淀为某种特定关键词的过程，同时也代表着它们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结构”——也就是完成了部分的“常识的有效组织”。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尝试在这些纷繁复杂的概念族背后，去恢复某种宏观的整体性结构。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不可能做详细的展开。我只能做最为简要的勾勒。有一些概念读者可能会觉得陌生。有些地方的阐释也可能意犹未尽。对这一整体性结构的具体阐述，请详见我的《“理解”供应链》一书。
如果要实现和科学体系的“公理-定理”结构的接壤，我们需要将教科书中每一个管理学要素——无论是“决策”、“组织”、“领导”、“控制”还是“创新”——尽量还原到最为基本、最接近物理学的原始定义。系统论作为直接与物理学衔接的科学理论体系，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来源。
寻找这一整体性结构的第一步，必定是回到现代管理学的源头。那里出现了我称其为“基础控制结构”的起源。从这个结构，我们确定了“控制”这个概念的物理学定义。在【论管理学教科书五大命题之——“控制”】一文中我们对这个基础控制结构做了一定的探讨。这个结构显然直接来自于物理学中的控制结构在管理学上的投射。由此，在我们推导展开的一开始，就首先和物理学完成了接壤。
基础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这是将控制的概念所能还原到的最为基本的一种结构。
图/ 基础控制结构， 出自 林峰著 《“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东方出版社
如图所示，“控制”，就等同于在掌握了因果律 L 之后，控制一组前提条件 C，并通过因果律 L 的作用，得到预期的输出 Y。
在这个结构中，狭义的控制可以仅仅是主体X 改变一组变量C。但对于通常的控制行为而言，必然是在掌握了自然律 L（即 C 与 Y 的映射关系）之后，通过改变 C，获得预期的输出 Y。这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过程。请注意，这完全是一个物理学范畴的概念。
前文中我们说到，产生蕴含这一基础控制结构的科学革命是科学本身演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突变”。实际上这个突变同样也出现在当时的整个社会观念之中。当将这一自然科学的结构投射到企业管理中时，恰恰催生了现代管理学的源头思想——那就是泰罗的“科学管理运动”。
从这个基础控制结构出发，结合系统论的一系列严格定义与原理，我们可以一点点构建起包含“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各种因素在内的整体性结构。基于系统论，我们获得了在纯理论体系中进行推导的可能，这个推导无需视直观经验为必要条件。同时，我们也将扫除遮盖在“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这一系列概念上面的形而上的灰尘，将每一个概念还原到其最基本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可以接下去推导何为“组织”。对于组织，系统论有着明确的定义：组织就是功能耦合体。（^ 金观涛《系统的哲学》）。下图是如何由基础控制结构形成功能耦合体——也就是组织——的简要图示。由此，我们获得了“组织”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
图/ 功能耦合系统——组织 出自 林峰著《“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东方出版社
这种耦合结构所形成的组织，其不断的扩张过程马上也就能够严格地推导出来了。这种基于因果律的功能耦合，可以构成复杂的因果长链、互为因果、因果网络，甚至是高度复杂的多层次耦合结构。系统论同时也给出了组织的创生、生长、老化最后死亡的机制，以及稳态分析和适应性分析的原理。（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或我的《“理解”供应链》一书。）
这种功能耦合结构，在系统论分析方法中，可以转化为等价的“自耦合”结构。如下图：
图/ 自耦合系统 出自 林峰著《“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东方出版社
将系统转化为自耦合系统，我们可以把焦点集中在我们感兴趣的参数X上，同时可以很容易地在系统论框架内证明由这种自耦合结构所决定的参数X，其演化存在三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是趋向一个不动点，也就是稳态；第二种是最 终达到周期性振荡；而第三种就是“混沌”。前两种情况中，最终的变化位 置（无论是不动点还是振荡）被称为“吸引子”（attractor）；而混沌则被称 为“奇异吸引子”。（^ 《系统的哲学》）当这种基于稳态的组织分析方法扩展到多层次的自耦合结构时，我们还可以获得系统论的“结构稳定性”原理。这给我对于组织系统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组织理论中尤其重要的一项原理，是“无组织力量”的原理。（^ 《系统的哲学》）相关的，艾什比还有一个“必要变异度”（requisite variety）原理（^ 艾什比《控制论导论》）。我曾经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对比了这两个原理，并指出“无组织力量”原理在形成比“必要变异度”原理更为广义的适用范围的情况下，同时也给出了“必要变异度”原理背后更深层的机制。从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对经验世界的很多管理学现象进行分析。例如对供应链系统中的牛鞭效应（^ 牛鞭效应其实可以近似为一个相当纯粹的数学模型——系统动力学——问题。但目前的研究论文在从数学模型向现实管理经验世界映射的时候，往往又回到了“分类树”的模式。），以及为何出现从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的观念向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观念的演变。（^ 详见《“理解”供应链》）
在《系统医学原理》一书中，作者在系统论体系内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那就是组织系统的结构由自耦合结构向负反馈结构转变的原理。这是一个自耦合系统的稳态，逐渐被系统本身“记住”的过程。生命系统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由冷血动物演化为恒温动物过程中，体温这一个控制参数，由原来单纯自耦合结构中的“内稳态”，转变为某种负反馈结构中的“调定点”。这对于系统进入稳态的效率和可靠性都非常关键。
我们知道管理学中也存在非常重要的负反馈调节结构。PDCA的观念就是其典型代表。但如果我们要超越直观经验层面的概念表达，我们就必须从系统论的整体性结构中去重新定位组织系统的所谓“目标”。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我对各种维度的企业组织目标理论做了梳理，力图使其与系统论的科学范式接壤，使之清晰化，严格化。
一旦将系统论中从自耦合结构向负反馈结构演变的原理，对照到管理学中，我们对于所谓“领导”、“决策”以及“信息”等概念的准确定义和推导，以及如何真正理解诸如“TOC”这样的概念，就有了新的基础。这里我不过多展开，详细分析请参阅《“理解”供应链》一书。
在重构的管理学命题系统中如何辨析“创新”问题？我们需要再次从前面所描绘的组织结构中退出来，重新认识组织原则本身。前面提到，系统论提供了有关组织创生、演化、老化、死亡的基本原理。对于创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放在这些组织演化的基本定理中去重新界定。
创新经济学创始人熊彼得曾如此定义“创新”：“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 《经济发展理论》）。熊彼得对于创新的定义，放到我们系统论的基础结构中，其“生产函数”的变动，很显然就对应着系统论组织中“功能函数”的变动。系统论将组织定义为功能耦合体，由功能耦合结构所规定的“功能函数”，其创生和变动的问题自然就对应着创新的问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辨析原先在管理学中纠缠不清的“适应性学习”与“生成性学习”的问题，“再造”（reengineering）理论与“细部组织工程”的问题，以及被组织与自组织的问题。
## 封闭性幻象说到底，管理学真的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某种“公理-定理”式的命题结构么？管理学真的能够像其它科学门类那样，基于这种结构开拓出超乎我们直观想象的巨大理论空间吗？
对此我是怀疑的。不仅如此，我还要提出某种告诫——管理学必须时刻留意自身命题结构非常特殊的系统“尺度”问题。
一旦通过系统论我们对管理学的命题结构实现了清晰化（正如西蒙所说，科学的命题是可以判别真假的问题，由此可以实现命题系统的一致性。），我们紧接着必然会发现的就是命题系统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是语言含混、信马由缰的直观经验式的理论系统所发现不了的。
控制论之父维纳也早就警示过在社会学领域存在统计游程的限制。管理学是一门奇怪的学科。我们所阅读的所谓管理学书籍，他所讨论的大量问题，实际上都超出了管理学本身的范畴。究其原因，是管理学这个被硬生生划出来的学科门类，缺乏最基本的命题系统的封闭性。大多数管理学书籍所讨论的问题，超出管理学本身的，进入了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历史人文的领域。
我们的讨论借鉴了很多系统医学领域的思想。但如果对比医学，我们马上就能发现管理学命题系统的特殊之处。首先，医学的研究对象——例如人体构成的生命系统——比企业组织系统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其次，管理学相比医学，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德鲁克曾将“管理”界定为组织的一个“器官”。这意味着主体不能超然于系统之外去简单地主宰它。而作为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控制结构——它基于人对控制变量的自主调节——必将反过来针对人的自由意志（包括人的观念系统）本身。这种自我指涉的观念结构，系统论证明其必然会引发剧烈的振荡。这也是管理学发展到行为科学阶段后出现颇为剧烈的观念振荡的原因。
管理学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们的分析已经指出，其发展必须要实现与科学的范式接壤，形成清晰的命题结构。但同时，它的命题系统在系统尺度上规定了其高度的开放性。这种尺度上的特殊性，也规定了其各种命题处在各种“二分”的陷阱之中——自组织与被组织、放弃控制与强控制、个人英雄主义与组织权威……。鲁莽的理论家往往无法抵制理论终极完备性的诱惑，试图构造某种完备性幻象。它们强行制造理论完备性的两个基本手段是：
1，罔顾命题之间的自相矛盾，或者逻辑上的巨大鸿沟，强行推导（譬如西蒙曾经划下道来的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逻辑鸿沟。）
2，借助语言含混的玄学。（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曾经清扫过这个垃圾堆，但管理学领域的很多角落被遗漏了。）
西蒙也许是管理学家中对这一问题认识最清晰的学者。我们前面提到他通过对科学命题的清晰界定，给管理科学划下了道。但到目前为止，大量的管理学家对这条鸿沟仍然知之甚少。他们不断在试图制造各种在科学上无法判别真假的理论。
我强调必须摆脱直观经验的分类树式的结构，努力形成某种与现代科学结构接壤的某种整体性命题结构，其初衷并非期望它能够如其它自然科学门类那样，发展出远超经验常识的高深理论。而是当我们作为真正从事管理工作的学习者，想要真正去“理解”那些对我们具体的管理工作有重大影响的各种管理学概念时，如何做到扫除蒙蔽其上的各种玄学的灰尘，拨开各种貌似无所不能的完备性幻象，获得真实的认知。
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我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去尝试重新认知在我从事供应链管理的经历中那些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管理学概念与关键词。在这个公众号平台上，我延续这个方式，对诸如“阿米巴文化”、“第一性原理”等影响力颇广的概念做了重新的解析。把它们从原先安稳落座的语言含混的玄学座位上，拉回到科学理性的结构中来。我相信，“对常识的有效组织”是实现管理学中真正“理解”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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