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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光 艾朝阳
提要：本文在深入阐释“语义是核心，语法结构都有意义，语言基于使用”这三个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外语教学中长期存在的“准确性、流利性和思辨能力不强”三个基本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深入认识认知语言学的这三个基本特征能够为教学实践中更好地逐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准确性来源于对意义的深刻领会与把握；流利性必须掌握大量的固定表达式和表达方式，经过大量的语言使用达至知识和技能的自动化才能实现；语法结构的意义性在培养学习者思辨能力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还认为，这三个问题虽然表现为实践问题，但实则关涉语言的本质、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准确性、流利性、思辨能力、认知语言学、三个基本特征
1. 引言
准确性、流利性和思辨能力被认为是外语教学中长期存在，难以同时解决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外语教学界的从业人员。历史辩证地看，这三个问题不仅仅是我国外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许还是外语学习中的普遍现象，可能只是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这三个问题折射出，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与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或深受它们的影响。
语法翻译法的理论基础是机械主义语言学，注重阅读写作能力培养，忽略了口语表达和听力能力的培养。听说法的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其直接目的是为二战中的美国军事需要服务，因而强调口头表达的流利性，基本忽视概念层面的流利性和思辨能力的培养。认知法和自然法都是受生成语言学理论启发而产生的。前者运用演绎法讲授语法，允许使用本族语和翻译，适当纠错，反对机械性反复操练，其实质与语法翻译法没有多少区别，而后者认为语言学习者只要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下有足够真实的语言输入就可以习得语言，基本不考虑准确性、流利性和思辨能力的培养问题。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交际法过分注重意义与语言的工具性，认为语言的本质是“行事的潜能”，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众所周知，交际的顺利完成不一定只依赖语言。上世纪80年代根据Krashen的理论提出的自然法和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根据系统功能语法提出的交际法对外语教学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Pica 2000)。对中国的外语教学而言，更使得准确性、流利性和思辨能力凸显为外语教学的根本问题。虽然任务型教学法有些修修补补，但对语言和语言学习的本质的认识没有改变，因此这三个问题依然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实则反映出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给应用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认知语言学也许可以减轻这个负担(Langacker 2001)。认知语言学家们关于语言的一个基本共识是，语义是核心，语言符号或结构都有意义，语言基于使用。本文希望通过深入阐述这三个基本特征，为更好地解决以上三个基本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2. 语义是核心与准确性
目前而言，我国的外语教学由于工具性动机太强，过分注重形式层面的准确性，而忽略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很少关注概念的组织与表达方式的教学。久而久之，产生的恶性循环是教学语法规则基本实现不了准确性。即使实现了形式上的准确，概念的组织与表达方式的准确性也难以实现。这能部分说明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的英文是中国式英文的理由了。教学语法规则为何实现不了准确性。这涉及到对语法规则和准确性的本质与关系的认识。语法规则数量有限、作用有限(Langacker 2001)。准确性既意味着语言表达形式层面，即语法形式的正确，更意味着概念的组织与表达方式、概念表达的内在逻辑和连贯性、文化适切性。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词库与语法构成一个连续体，由符号结构组合而成。符号结构是语义结构和音系结构的结合体(pairing)。这就意味着，任何结构，包括语法结构，都是有意义的。语义是核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多义性：语词项形成多重彼此关联的语义网络(Hudson 2008)，各种变体或变化也包含其中；
2)词的意义包含了文化、百科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3)意义是由识解方式确定的，具有主观性。我们重点讨论第三个方面，因为其他两个方面都可以从中得到体现。识解指人们看待或理解事物的不同方式。
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下面我们以 Langacker(2008)的经典例句来说明说话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语言表达的互动作用：
(1) a. The road winds through the mountain.
b. The road is winding through the mountain.
按照以前所学的语言知识，一般认为(1a)才是正确的，但事实上，(1b)也是很地道的英语。差别在于说话人的视角不同。(1a)是客观地描述一个情形，是整体视角，而(1b)是说话人所在位置的视角，是局部视角。我们设想一下在大街上问路的情形，就很容易理解(1b)的意义了。它们的译文应该如(1’)：
(1’) a. 这条路弯弯曲曲地穿过这座山。
b. 这条路从这儿开始弯弯曲曲地穿过这座山。
本例表明，时体的使用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表达说话人最佳视角(vantage point)的问题。另外，路和山都是静止的，可谓语动词是wind through，本质上说，这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说话人最佳视角的选择，说话人在心理扫描过程中，想象着路在动。下面我们再看一些非常熟悉的例子：
(2) a. The company’s president keeps getting younger.
b. Your car is always different.
(3) a. The mushroom omelet left without paying his bill. He jumped into a taxi.
b. *The mushroom omelet appealed to itself.
(4) a. Shakespeare is on the top shelf. You’ll find that he is a very interesting writer.
b. Shakespeare is on the top shelf. It is bound in leather.
c. *Shakespeare is on the top shelf.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author.
(5) a. He killed his wife. b. Smoking kills.
(2a)中的the president，根据语法，按照字面的理解应该为一个现实存在的确定的“总裁”。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它与keeps getting younger在逻辑语义上相互矛盾冲突，因为它违反了生物学原理。据相应理解，某个实际的总裁年龄不可能年龄越活越小。那么，the president不是表达该公司实际的某个总裁，而是在这个位置履行过总裁职责的所有的总裁。表达的是the president的“身份”(role)，履行这个身份或位置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体现这个身份不同的年龄值(values)。(2b)的理解类同于(2a),表示每次开一部不同的车。(3a⁃b)典型地体现了转喻作为人类思维和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的重要作用。The mushroom omelet本是食客所点的食物，但在转喻作用下转指食客。因此，随后的回指代词与后面的内容采用了语义一致原则。(4a⁃b)类同(3a⁃b)，但(4a)更值得仔细回味，因为前句指作品，后句指作者。这种语言使用皆因转喻思维的想象性所创造的心理(虚拟)空间使然，语言使用者可以在心理空间中不断进行认知构建活动。动词表达“过程”，具有时间轴上的动态性。事实上，语言使用中，动态动词往往可以表示静态意义。这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现实与虚拟的转换。终止性(telic)及物动词要带宾语，这是常识。但是，很多情况下这类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隐形，整个句子表示主语的特征或状态。(5a)表示“杀死”的事件实际发生了，而(5b)中的“杀死”行为并没有实际发生，只存在于人们的认识里，表达的是吸烟的性质。类似的用法如：
(6) a. The book sells well.
b. This side of the road drives slow.
(7) a. Beavers build dams.
b. *Dams are built by beavers.
(6a)是我们常说的中动句，传统教学中，常被说成是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只能解释(6a)，不能解释(6b)。虽然这两个动词均为动态动词，但都不是表示实际发生的行为事件，而是表示主语的特征或状态，即主语自身的属性促进或阻碍某种状态的出现。如此一来，可以进入该构式的就不仅仅是及物动词了，不及物动词也可大量进入这个构式，只要满足表示主语的特征或状态即可。传统语法教学中，一般认为SVO主动语态可以转换成被动语态。其实，这里有个语义条件，即主动句必须表示动态的行为事件。很明显，(7a)中虽然动词是动态的行为动词，但整个句子表达的是主语的静态特征，即水獭具有筑坝的能力或习性，因此，这样的特征句不能转换成被动语态。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多义性意味着形式与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可以是一对多，也可以是多对一。那么，掌握词语意义的丰富性和灵活性是实现准确性的基本前提；
2)词语的意义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变体的语义网络，围绕原型组织起来。掌握网络中各种意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差异是实现准确性的基础；
3)语义是核心意味着概念的组织与表达方式(当然包括结构形式)都是有理据的，是可以得到解释的。那么，外语教学过程中，掌握形式与意义、表达方式中所蕴含的文化与认知理据是实现形式层面的准确性和概念层面准确性的基本保证；
4)意义产生于语言使用者的识解方式，产生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即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联具有可变性，或者说规则具有可变性。那么，掌握语言表达式中所蕴含的认知方式是实现准确性基本目标；
5)隐喻能力的培养对于实现表达的地道性(或概念流利性)至关重要。概念流利性指学习者能够用目标语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这是最高层次的准确性；
6)多义性、动态性、扩展性、文化性、百科知识性，这些语义的基本特征表明语义是一个个的范畴，语言学习的本质就是掌握这样的范畴。那么，意象图式、联系起不同范畴的隐喻和转喻是学习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Holme 2011: 21)。
3. 语言基于使用与流利性
为什么记忆大量的语法规则和词汇实现不了流利性? 因为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非常有限，就流利性而言，传统意义上的规则和词汇知识只能解决流利性1%的问题，要获得流利性，需要掌握大量的固定表达式和表达方式(Langacker 2001)，或者说约定性语言单位。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语言基于使用具有以下内涵(Langacker 2008)：1)约定性语言单位抽象于语言使用事件，即语言知识来源于语言实践，掌握一门语言需要掌握大量使用中的约定性语言符号单位，即构式(Goldberg 2004)；2)任何符号单位相对于语言使用事件具有图式性，即抽象性；3)出现频率或复现率对语言学习效率十分重要；4)充分接触语言单位的典型用法，即高质高量的语言输入；5)语言学习内容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社会、文化环境；6)规则的概括性总是有限的，初级的图式抽象促进语言学习。
流利性既指口头表达的流畅又指思维的流畅(conceptual fluency)。Danesi(1995)指出，语法知识和交际知识只能保证口头流利性，而要实现表达方式的地道性和流畅性需要概念流利性。概念流利性主要指基于隐喻推理，理解目标语组织或编码概念的方式。综合各种观点，从语言学习的角度来看，流利性可以概括为快速、准确、恰当地表达与阅读的能力，体现在语音、语义和句法三个层面；从思维与表达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隐喻能力或多元语言能力。实现流利性的根本途径是知识技能的自动化和隐喻能力。
1) 块构化与自动化：“快速、准确”的基本内涵是语言结构或表达式的自动化。
语言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语言使用主要涉及程序性知识。这样的知识与运动神经事件密切相关，是一种行事的能力，经过大量的实践达至自动化。语言处理与表达自动化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语块化(语块与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具有相同内涵，都是一种符号单位)。语言知识在大量的实践中，打包成语块或块构化(chunking)。语块可以整体处理、整体使用，小语块构成大语块，形成语法的层级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块构化是人类认知的最重要特征(Newell 1990)。在块构化过程中，学习者递归性地将小结构组合成大结构，形成记忆组织的层级结构。这有三点含义：第一，人类认知中的递归性产生于长时记忆中的块构叠加与组合；第二，块构化过程中产生层级组织；第三，块构是最佳的信息组织与存贮单位。这和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习得的研究发现是完全一致的(Tomasello 1992，2000，2003)：儿童习得语言是从具体的构式开始的，然后逐渐发展出语法能力，语块有利于学习者抽象出语法知识。这正好证明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也是语言习得的起点。因此，语块化，从本质上来看，既反映出图式与示例的关系，又能体现初级图式的基础概括力，还能弥补规则的概括性在语言学习中的有限性。
2) 出现频率与自动化：根据Bybee(2008)的研究，频率分为符号(token)频率和类(type)频率。符号频率有三个作用：保留效应、自动化效应和缩减效应。保留效应指语言形式由于不断反复在记忆表征中得到强化，更容易通达。这种高频产生的强化效应使得语言形式在使用中不会受类比效应的影响，如高频出现的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式犯错率就低一些。自动化效应实际是保留效应的另一面。语言形式由于高频出现而几乎机械性地习得，可以不假思索地使用，这就是自动化。缩减效应指语言形式由于高频使用，会聚合到一起，产生形式和语音上的成分减少，如be going to紧缩成gonna。从流利性的角度而言，保留效应和自动化效应都是极其关键的。
3) 隐喻能力与概念流利性：“准确、恰当”作为流利性的要素既与语言形式的使用相关，更与内容的表达方式相关。外语学习中，学习者虽然可以在形式上用目标语说话，但他们还是在用母语的概念系统进行思维，即用目标语的词或结构来承载(carrier)母语的概念(Hashemian & Nezhad 2006)。当这些词和结构与目标语中的概念和结构偶合时，学习者产出的话语吻合于目标语文化语境话语。当不一致时，即在遣词、造句等方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用错了词、短语、句式等，学习者产出的话语形式与内容就严重失切，体现在语言使用上就是思维和表达的断档，实质是缺乏概念流利性。实现概念流利性的关键之一就是隐喻能力的培养。Lakoff & Johnson(1980，1999)以及Lakoff(1987)都指出，隐喻是人类思维与语言运行的基本方式；隐喻能力是本族语者语言产出的基本特征。外语学习者能恰当地使用隐喻性语言和规约性知识最能体现其接近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表现在交际环境下选择和处理情景话语的能力。因此，隐喻能力甚至比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都重要，因为隐喻能力是它们二者的基础(Kecskes 2000)。这一观点，Danesi(1992)早就做过类似表述：隐喻能力和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同等重要，因为它与一种文化组织其对世界的认识方式紧密相关。话语用隐喻方式编码是本族语者语言能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4. 语法结构有意义与思辨能力培养
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生成主义都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规则系统、一个词库和一个特例清单。其后果是语言学习被误解为死记硬背语言的形式和特例，掌握规则。其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不是去发现语言系统内重要的规则性(regularities)和系统联系。显而易见，这样的学习过程把意义和形式割裂开来了，同时把学习者的主体作用降到了最低点。传统的语法教学观可以概括为三点：1)语言系统是一个由封闭且分割的子系统组成的系统，与一般认知能力没有联系；2)形式与意义、意义与意义之间的系统联系被忽略；3)非直义语言(如隐喻)的作用与地位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与重视，在教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语法(结构)并不是形式，而是由形式和意义匹配而成的符号结构。自然，任何结构都有它内在的意义。语法的本质是表达概念化的方式(包括组织和表达方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法体现为型式(patterns)：将低一级的表达式组合成更复杂的表达式(构式)；2)语法规则是不断由低级图式(构式)向高一级图式抽象的过程；3)规则由于识解(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或创造性)的作用而产生消解；4)形式上的任何变化都以语义的变化为基础；5)语法结构具有原型效应；6)语法结构的变化有隐喻和转喻的作用；7)语法结构具有多功能性(多义性)。请仔细分析以下例证：
(8) a. The streets were lined with spectators. b. The spectators lined the streets.
(9) a. It appears that she’s quite smart. b. She appears quite smart.
(10) It’s pretty through that valley.
(11) a. I come home last night and a stranger opens the door.
b. Hamlet moves to center stage. He pulls out his dagger. He examines it.
c. The train leaves at 8.
d. Curry throws it ahead and Green throws it down.
e. It’s essential that everybody have some knowledge of it.
(12) Sam’s house
(8⁃9)反映出对于同一情景，人们不同的概念组织和表达方式。(8⁃9)a 句采用的视角是以“情景的组织方式”为视角，而b句则是以“参与者”为视角。由于组织方式的变化，它们a句与b句表达的意义并不如人们传统上认为的那样没有差别；相反，差异还挺大，如(8’⁃9’)所呈现的相关译文所示：
(8’) a. 街上挤满了观众。(状态)
b. 观众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施事的主动行为)
(9’) a. 好像她很聪明。(客观评价)
b. 她好像(显得)很聪明。(含有“作”的意味)
(10)如果理解为“峡谷的风景美不胜收”，则只理解了该句一半的意思。因为，该句由一个静态构式和一个动态构式组成。英语中，be predicative表达主语的状态或特征(性质)，是一个静态构式，而介词through NP则表示动态的运动(本句中是虚拟运动)，同时隐含了一个说话人。上面的译文只表达出了静态的意义，而动态的意义扼杀掉了，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一路看过去(走来)，峡谷的景色美不胜收”。(11⁃12)典型体现了语法结构的多功能性(多义性)。语法结构的多义性往往是由于隐喻的作用而产生的，意义之间形成一个网络。时态的基本用法是指称，表示相对于说话时间，事件所发生的时间。但(11)中的现在时都不是表示指称意义。(11a)即传统语法里说的历史现在时，为的是更生动的再现过去的事件。但问题是既然时间是单向流动的，我们怎么可以又能回到过去?
Langacker(2001，2008)用“心理回放”(mental replay)来解释。其实心理回放，也就是将实际发生的事件再重现一次。(11b)是剧本(舞台)指令语，描写的是任意读者在任意时间阅读后认为可以在任意时候可能发生的事件，即没有实际发生的事件。(11c)是指火车时刻表里预定的运行时间，事实上，无论是“发车”，还是“八点”这个时间都是一个虚拟的任意时间。(11d)是体育解说词，常用现在时。其实，体育比赛中的动作都是连续地、瞬间完成的。从理论上讲，不可能是现在发生的。而用现在时，是解说员从一个虚拟的视角虚构(重构)了一个同步进行的比赛，从而实现事件发生和解说的同步性。(11e)表达说话人的一种建议或观点。它不同于(11a⁃d)，主句里的动词用的是原形形式，更凸显了虚拟的性质。(12)是我们熟知的“所有格构式”。传统教学中，望文生义，认为该构式表达的就是一种“拥有”关系。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做出如(13)中的各种理解，甚至更多：
(13) a. the house Sam owns
b. the one he lives in
c. the house he owns and rents out
d. the one he dreams of owning some⁃ day
e. the one he designed
f. the one he is scheduled to paint next week
(13) 表明，“拥有”只是该构式的意义之一，也许是最典型的意义。仔细深入的考察会发现，该构式最本质的意义是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讨论事物的“参照点”。认知语言学指出，语法结构有意义时(抽象的意义而非具体意义)，这意味着与传统认识有5点不同：1)语法的本质是反映人类概念化的方式，包括概念的组织方式以及概念的理解与表达方式。这一点极为重要。它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如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达方式，反映出不同的识解方式；2)语法结构的意义来源于其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和作用方式，反映出思维的基本方式，如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3)语法结构有意义体现出语言的理据性，意味着语言能力是人类通用认知能力的一部分；4)语法结构有意义反映出形式与意义的内在联系与动态关系；5)语法结构的多功能性反映出隐喻思维的重要作用。基于以上认识，语法教学培养学习者掌握语言规则知识仅仅只是它的基本功能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语法教学培养学习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我们逐一说明。
1) 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上面(1)、(2)、(8)和(9)都充分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语言规则是静态的，由于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规则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变化或者甚至被消解掉(也就是不起作用或者说被其他规则所取代)。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语法规则的作用方式实际是在培养学习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习惯与方式。
2) 语言系统中图式与例示的关系充分体现出语法结构的意义反映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语法规则都是一步步从初级图式抽象到高级图式，最后形成语言系统的层级性。初级图式与高级图式同时也是图式与例示的关系，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中同时也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语法的特例是语言使用者心理操作中细微变化的结果，实际也是语言使用者主观能动性的反映。这就意味着，特例并不是不可解释，当我们的认识深度达到以后，特例的理据性就可以被揭示出来。这又提醒我们应该进一步去认识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
3) 语言的理据性能够激励学习者探寻形式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关联，理解形式与意义之间的所以然，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和内在逻辑：如语序反映概念组织的顺序，概念上的紧密度体现在语音上的临近性，时间顺序与语言顺序，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形式编码量与信息量(量原则)等都在语言系统中普遍存在。语言的理据性还能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探寻精神和发散思维的习惯。
4) 把握形式与意义的动态关系能够培养学习者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观察和分析事物，避免机械、教条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例(5)和(7)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作为动词，kill和smoke一般做及物动词使用，应该带宾语。但这两例中没有带宾语，这就提醒学习者观察和思考，不带宾语的时候，语义上有什么变化，句法上有什么限制。经过大量的类似例证的观察与分析，学习者就可以做出更高层次的概括或抽象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自然大大提高。
5) 概念隐喻可以从三个方面培养学习者的思维能力：一是，概念隐喻指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存在一个隐喻结构，这个结构潜在地影响，甚至结构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如以空间表达时间，以旅行表达人生，以建筑物表达理论等等。二是，学习者逐渐掌握这样的概念隐喻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抽象思维的过程，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过程，建立概念结构或概念域的过程。三是，由于隐喻(包括转喻)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特性，学习者理解隐喻的过程，也是逐渐扩展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视角，促使思维逐渐理性化的过程(刘正光2009，2010)。
概而言之，语法是语言系统里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原理，是语言系统的结构性原则。透彻理解语法结构或规则和语言使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语言实践中的动态互动关系，对于培养学习者的思辨能力，深入把握语言中的文化特征，领悟目标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是语法学习的精要所在。
5. 结语
外语教学中，准确性、流利性与思辨能力一直成为讨论的焦点问题。这说明它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和解决方式反映出时代的限制、理论的局限。这三个问题虽然表现为实践问题，但起源于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即语言是什么，人类是怎样学会语言的，人类又是怎样使用语言的。随着对这三个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准确性、流利性与思辨能力这三个实践问题也会解决得越好。我们不奢望认知语言学能够提供完美的解决途径，但至少更逼近了一步。当然，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一对应于其三个主要特征，实际上，它们形成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我们这样分开表述，无非是表明它们各有侧重和行文的方便而已。
参考文献
Bybee, J. 2008. Usage⁃based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P. Robinson. & N. C. Elli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03⁃132.
Danesi, M. 1992.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In J. E. Alatis (ed.).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 Table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489⁃500.
Danesi, M. 1995. Learning and teaching languages: The role of“conceptual fluen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5(1): 3⁃20.
Goldberg, A. E. 2004. Learning argument generaliza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3): 289⁃316.
Holme, R. 2011.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Hudson, R. 2008. Word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In P. Robinson. & N. Elli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212.
Kecskes, I. 2000. Conceptual fluency and the use of situation⁃bound utterances in L2 [J]. Links & Letters (7): 289⁃316.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M]. New York: Basic Books.
Langacker, W. R. 2001. Cognitive Linguistics, language pedagogy and the English present tense [A]. In N. Pütz & M. Dirven (eds.). Appli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I [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34⁃247.
Langacker, W. R.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s a basis for language instruction [A]. In P. Robinson. & N. Ellis (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187⁃197.
Mahmood, H & R. Mohammad.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ual fluency & metaphorical competence in L2 learners [J]. Linguistik Online 30(1): 41⁃56.
Newell, A. 1990. Unified Theories of Cogn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ca, T. 2000. Tradition and transition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J]. System 28: 1⁃18.
Tomasello, M. 1992. First Verbs: A Case Study in Early Grammatical Development [M]. London: Cambridge: CUP.
Tomasello, M. 2000. Do young children have adult syntactic competence? [J]. Cognition 74: 209⁃253.
Tomasello, M. 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刘正光，2009，认知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J]。中国外语6(5)：29⁃35.
刘正光，2010，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观与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 [J]。外语研究(1)：8⁃14.
A cognitive linguisticlook at accuracy, fluen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LIU Zhengguang AI Chaoya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a detailed exposition of three key featur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e. the centrality of meaning, the meaningfulness of grammar and usage⁃basedness of language, the paper intends to bring out why the lack of accuracy, fluen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remains an everlasting issu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ur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ill shed some new light on how to tackle the tricky issues in futur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To put our views more specifically, accuracy comes from meaning and the ways of express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fluency is possible only after a good command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ways of expression, and then automatization of linguistic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grammar is crucial in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m will surely, to some extent, solve the tricky issues better.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solution to the three issu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y of langu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language use.
Key words: accuracy; fluency; critical think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ree key features; significance
（本文首次发表在《现代外语》201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