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就必然有发问者。这样的问题设定了发问者必定存在。因为发问者不存在，就不会有此类问题。其中的道理不用深思，就显而易见。而且发问者必定逻辑地先于这些问题。没有发问者就没有问题。当我们问：“经济学是什么？”“人类学是什么？”“宗教学是什么？”等等问题的时候，发问者是站在问题本身之外，或者说是站在问题之上的，是外在于问题本身的。具体说来就是，如果发问者是我们，我们为一方，所问的问题成为另一方。我们想知道对象是什么，就得要问“这是什么？”或“那是什么？”。问完了问题，我们也就当然想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然而当我们想问“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形式上看，这一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是哲学的。但其他的问题“经济学是什么？”、“人类学是什么？”等涉及的仅仅是社会现象的某一个方面。如经济学讨论的是社会中与经济现象有关的方面，而不涉及其他的方面。“哲学是什么？”则不同，由于哲学所涉及的是最为普遍、最为基本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形式也就赋有了新的特点。
有关“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所能得到的答案都不可能是确切、明晰的，因为答案是确切明晰的话，它也就离开了哲学，进入了科学。
由于哲学所讨论对象或问题的性质的普遍性，因此“哲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形式就不可能像“经济学是什么？”等问题那样，有发问者为一方和问题及其答案为另一方的区分。我们还是要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在《美诺篇》中，苏格拉底与美诺讨论什么是美德。美诺回答说，男人的美德是什么样的，女人的美德是什么样的，还有老年人的美德是什么样的，等等。苏格拉底听了美诺的回答后说，你所说的美德并不是我所要求的美德。因为我所要求的美德，不是这样的具体的美德，而是应该具有涵盖一切的具有普遍性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应该是适应于一切人，而不仅仅是某一个人。在这一事例中，讨论问题的人是苏格拉底和美诺两人，他们显然是属于发问者的一方。而“美德是什么？”及其所给的答案则是属于问题一方。但在讨论或回答“哲学是什么？”问题时，并不存在这样的本质性的差异。因为苏格拉底认为，他所寻求的美德应该是适用于一切人。既然是适用于一切人，那么当然也就必然包括苏格拉底和美诺在内的。把他们两人排除在外的关于“什么是美德？”的定义必然缺乏普遍性。如果他们所讨论的美德也适用于苏格拉底和美诺本人，那么讨论者本身也就进入了讨论的范围。于是，发问者和问题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发问者不在“哲学是什么？”这样问题之外或之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我们作为发问者在探讨作为对象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作为发问者我们自己又必须进入正在探讨的对象之中，自己成了讨论者同时又成为了讨论的对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哲学家进入自己的哲学之中，进入自己所正在讨论的哲学问题之中。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看到，“哲学是什么？”探讨的主题显然就是哲学的；这一问题的探讨方式，即询问“什么”或“为什么？”的方式是哲学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典型的希腊的或西方的；哲学问题本身的普遍性，探讨者本人不能自外于哲学的领域。所以结论就是：与其他的学科截然不同，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哲学的，哲学在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拨动着我们心灵之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海德格尔如此看。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是这样看的。他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哲学的功用就在于使人成其为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简直可以说，哲学就是仁学或人学。他说：“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他的结论就是，人是哲学的，或者说哲学是人的本质。你不学其他的学科如化学、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等，充其量也就是你不能成为化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等等。但如果你不懂哲学，不学哲学，那么你可能对什么是人的本质属性这一问题不会有深切的了解。你也就可能在实际上很难得到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经过审视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不懂得哲学，你可能不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人。
《盲人》（勃鲁盖尔，16世纪）
没有经过哲学意义上的反思的人生是盲目的，就像勃鲁盖尔画作中在一团漆黑里寻找前路的瞎子，最终掉在了陷坑里。人生迷雾重重，需要哲学之光的烛照，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