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就所持理念、精神气质以及毕生追求而言，是同道中人；但论为人、性情、心态、作风而论，他们又是现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
一个，典型南方白面书生，任何时候温文尔雅和颜悦色，从没人见他生气过，“我的朋友胡适之”竟成时代流行语；一个，像包龙图一样嫉恶如仇，稍不如意就挺身而斗，踽踽而行文坛独行侠。前者，临终前遗言，“至死我一个都不宽恕”，另一位则屡屡告诫身边人，“世间最可恶的莫如一张生气的脸”。1962年，72岁的胡适倒在讲坛，留下“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的遗言，心愿未了撒手人寰。
这两人，同为民国文化圈顶级大V，彼此牵扯太多，可相互间的态度，也很是蹊跷。总体来说，胡适对鲁迅始终都极尊重，年轻时写日记都不忘夸上“最”高级，说什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胡适日记》1922.3.10)。鲁迅出书，胡适更不吝施以“彩虹屁”，誉之为“开山之作”。检遍胡适所有公开著作、所有私下言论，你我看不到他非议鲁迅的一句一字。
“民国文化界朋友圈”
但鲁迅对胡适，开始就有点敷衍，很快就凶终隙末，破口责骂。早在1925年，他就辛辣嘲讽胡博士“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令人作呕（鲁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人家几次致信修好也不回复。病逝前两年，他还怒斥胡适，说他是为虎傅翼却又标榜道德仁义的“帮忙文人”，“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鲁迅《王道诗话》1933.3.5），对昔日“小伙伴”,那文字鞭挞真是洗髓伐毛矣。
马家辉：鲁迅骂胡适这事上，我站胡适
鲁迅这么发难，都是公开文章，后者当然一清二楚。可诡异的是，胡适丝毫不介意，不仅不恼，从不还口，反对鲁迅愈加尊重起来。这难道不奇怪吗？
胡适能如此，当然不只是气量大而已。要知道，鲁胡二人，早在1918年就结识，在五四时期，本是同一战壕中的亲密战友。简言之，鲁迅对胡适误会重重，而胡适始终信任对方，认识是殊途同归的同道。
胡适剧照
他们相差10岁，谊在同辈，还是同事，共属一个朋友圈，在1920年代的北京，互相之间很有多往来。他们都是一个营垒中的干将，都为着一种新兴文化、新生国家的到来，做着相同或相同的工作。“山中还仗义，同泽见斯人”，看现存此际鲁胡二公的往来书信，不难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互相信任、互相推挹的美好情感。
留日时期鲁迅
从现存材料推断，他们分道扬镳双峰对峙，当在1925前后。从出版书信集看，1924年8月后，二者的信件便断绝了，从此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余生也没再见过面——在这一年间，由于国事家事的双重刺激，鲁迅其实与很多朋友决裂，树敌甚多，包括自己的上司章士钊、亲弟周作人等，陷入异常孤独的境地，哀伤地说“苍蝇都在我的脸上乱爬来寻找作论的材料”。那一年，他45岁，犹如提前进入了更年期。《野草》、《伤逝》、《孤独者》都写在这个时候。
由立平鲁迅剧照
在往后的岁月中，鲁迅对胡适之这位洋博士，多有微词，时有嘲弄，甚至多不近人情的刻薄言语，明显带着轻视与敌意；而胡适那边，举凡文章、日记、谈话，对于鲁迅的出语不逊，不但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还多方维护与颂扬，基本上人前人后，“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研究者说胡适其人，“宅心仁厚、古风存继”，这8字他是当得起的。
也就是说，在生命的最后10年，鲁迅是视胡适为对手乃至“公敌”的，甚至公开宣称“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这种“汉奸”定性迹近人身攻击了，个人成见非常之重；而胡适呢，晚年却亲口告诉晚辈周策纵说，“鲁迅是我们自己人，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些话，名报人林曼叔在其《文学岁月》一书中有很生动的记录。“铮铮如铁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这诗完全是代胡适立言的心声。
同年4月1日，在给另一位朋友信中，胡适还意味深长地讲过，鲁迅若还活着一定处境堪虞，而且必会与他并肩作战，认为鲁迅一直都是他同道中人。过去，他也曾给鲁迅二弟周作人写过一封长信，自称“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他对鲁迅的敬重，没有作假，至死一以贯之。二人在看待对方上，是决然反差的。
最终“落水”的周作人
1936年鲁迅去世，前“女粉丝”作家苏雪林，突然翻脸痛骂鲁迅，污蔑他“身体病态，心理也完全病态”，还有意将信寄给文苑宗主胡适，以为能得一臂之力。不想，胡适反过来批评她，说“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死生师友身后意，感人肺腑。这也是胡适为人最大闪亮点：真诚、厚道、体谅人。
后来，鲁迅遗孀许广平等人，希望出版《鲁迅全集》，但受到压力重重，无法实现。也正是胡适，主动站出来，挂名编辑委员，疏通关系，为之奔走，最终让全集顺利出版。我们现在能看到完备的鲁迅全集，不至于兵荒马乱时代如陈寅恪文稿那样无端散失，还得感谢胡适的义举。
晚年胡适夫妇
鲁迅骂胡适虚伪，事实证明，他真的是骂错了！在看人方面，不得不说，胡适比他还准，而且更为公正宽厚。
周胡二公，对待彼此关系的态度，何以会差异到如此吊诡？很多人借此评判鲁迅为人，其实也不够客观。性格问题不等于人品问题，这道理特别明显。
我以为，这里面的核心点，在于鲁胡双方的性格，尤其是成长环境太不一样了。“性格即命运”，这种因素，表面上属于细枝末节，但在关键时刻却往往左右人的判断、态度乃至处世方式。其余的一些因素，还在从属之列。鲁迅不是生来就尖刻，胡适也绝非笑面佛投胎。
他们二人，都是正人君子、昂藏丈夫，不是小人。但他们的为人、性情、格调，又的确是非常悖离的，差不多两个世界的人，确属同道而殊途。用现在的话讲，他们都是好人，却不适合一路走，不是一对稳固的CP。这必然会导致他们的疏离，也必然会使得彼此的观感不同、态度有异。
胡适书法
再直白一点，胡适可以欣赏鲁迅的烈性，但鲁迅绝对看不惯胡适那种绅士作派与温吞性格。早年他写《忆刘半农君》，就直说胡适是很有“武库”的这么一个人，此不言而喻就是讥讽胡适虚伪。他不相信丑陋世界有任何“正人君子”、“老好人”，正如他终生怀疑“改良可以救中国”一样。
至今常见的绍兴老城区居民
两人的生长环境太不一样了。鲁迅只在11岁前有过“少爷”日子，此后余生都很坎坷飘零，随着祖父监考作弊导致家庭败落以后，他就备受艰辛，饱尝人情冷暖、看遍人性丑态，仿佛生来就已老，性格是沉郁冷峻的，偶尔暖意的流露，那也是世故与沧桑的过滤。他经常显得易怒易躁、心胸褊狭、睚眦必报，不可讳言是有的。许广平在婚后，就常常为之不知所措。
明星许绍雄，其姑姑实许广平、叔公乃许崇智
鲁迅一生，几乎只有敌人没有朋友，与人交往也基本都是凶终隙末。可以说，其人其文是统一的，夜色的忧郁、冰川的冷郁、地狱的肃杀，大体兼而有之，那是一种即便喝毒酒也毫不畏惧的凄厉的风味。平实地讲，就心理状况而言，他多少是不太健康的，甚或是有些病态的，我常常感觉他是不是有深度抑郁症。但这些，都是险恶环境压迫出来的结果，他的弟弟周作人没受过这些苦，性情就温顺如在家老僧。
水乡绍兴
而胡适之，生长在南方徽州，于母亲的慈爱中成长，一路顺遂到犹如天助，一辈子都没受过什么苦，是所谓“得天独厚天之骄子”。入学上海、考取庚款、留洋镀金，20来岁入主北大顿成大牌教授，名满天下四海争识，是整个民国时代的网红明星、文化界的“中心人物”。张爱玲的父亲，心狠到亲闺女都差点要打死，但闲来就是爱看胡适之文集。
这一切，都潜在地影响到了胡适的为人情志。他的“南方小男人”性格，本就存有平易近人、宽厚豁达的底色，再加上人生顺遂、有英美信仰的加持，更另其为人仿佛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暗影。他不是虚伪，而是真宽仁、真敞亮，“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我在年少时，尤其崇仰他这一点，总觉得做人就该做这样的人。
胡适老家——绩溪上庄
所以，一旦鲁迅意识到，胡适在不少看法上与他背道而驰时，必然会顺着自身性格逻辑，投枪匕首加冷嘲热讽，色见乎辞不稍假借；而胡适呢，一生只有别人视他为敌人，他几乎从不公开交恶于人，往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非判断只存乎内心、见于行事，口水之争绝非他所乐见乐为的，所以他对鲁迅谩骂一笑置之，自然也是性情的惯习所致。
著名学者周策纵
更何况，他一生都很佩服鲁迅的为人、骨气、文章及学识，至死都认为鲁迅是他的同道中人呢。胡适晚年，在写给雷震、吴相湘等人的书信中，还不断怀念的故友正是鲁迅，而非陈独秀周作人诸位。胡适“忘年交”、算得上半个弟子的李敖，就认为晚年胡适，精神上恰陷入与当年鲁迅同样的境地，独立作战异常孤独。他的原话是，“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其实这年头儿，凡是有点真“人”味儿的，哪有不寂寞的，何况是有个性的人呢？”鲁迅认定他是“敌人”，他真只是付之苦笑而已。
可以说，双方言行的差异，并非是君子小人之分，反倒都是因为心中存着一个“道”字使然：
鲁迅自己认为，胡适不再是他的朋友，批评他不是私怨，而是出于“公道”；而胡适的不以为意，既是笃于“友道”，也是忠于彼此所共奉的某种“道义”、以及如何让古老而落后的中国更加现代的共同选择的“道路”理想而已。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以为自己撒豆成兵，功过都往自己身上揽。
“尊孔国学热”重兴时代，鲁胡不知作何感想，又该何去何从？
但不管怎么说，鲁迅与胡适，这两座最夯实的民国古宅，到底殊途同归法出一门，在精神上是共为唇齿的，不是对立的选择。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改良思想，一破一立正反相合，实际是一起构成了民国知识界的精神灯塔，不仅抵抗着无所不在的风沙，而且也让后来跋涉者总能找到来时路。
只是，“道可道，非常道”，同一“道”字一“道”理，他们的看法都太不一致了。鲁迅看不上胡适，是因为胡适不符合他的期待，是“五四理想”的叛逃者；而胡适始终敬重鲁夫子，在他至死都认定，鲁迅与他是同路人，人不知而不愠，没啥好计较的。
季羡林拜祭胡适墓
而我作为瓜众，从来都相信，若泉下有知，他们二人是会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该忧愁的其实是我，“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歌德的这首诗，常让我想到鲁迅与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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