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近年来随着清宫瓷器档案的大量公布和公私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节令膳碗的面貌、品种、烧造等情况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像奚文骏老师就曾在2018年第8期的《收藏》杂志上发表过《清代御窑色地开光节令膳碗名物考》一文，对节令膳碗加以详细说明。今天我就这一主题再作一些补充介绍。
漫 谈 清 宫 节 令 膳 碗
赵 磊
清宫节令膳碗集中烧造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成套共有八款。这一品种是在乾隆初年洋彩瓷器烧造最为兴盛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我们先来看几条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清档的记录：
（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洋漆收小翠地锦上添花冬青玲珑夹宣花瓶等六十九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照青花白地里外穿枝莲膳碗大小、款式，其花样照锦上添花山水汤碗花样烧造。再窑上有好花样亦照膳碗款式烧造。
（乾隆七年）九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磁碗一件，传旨：着照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碗上山水花样做杯盘，其杯做有耳杯，托盘或圆形，或葵瓣形，先做木胎杯盘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于本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木胎画四团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画二团山水双耳杯样一件、画四团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将此样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
于十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锦上添花杯盘木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锦上天（添）花四团圆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葵瓣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膳碗十二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着照红地四团锦上添花膳碗，将黄地锦上添花膳碗烧造些。其红色锦上添花膳碗仍烧造，再红地锦上添花圆杯盘、葵花式杯盘、海棠式杯盘亦仍烧造。此三样杯盘，将黄地、天青地锦上添花杯盘各烧造些。青花白地杯盘亦烧造。杯盘俱要成对。……
三十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交爵盘木样一件，传旨：着交唐英照样将黄地、天青地、红地锦上添花并青花白地爵盘每样各烧造些，俱要成对。钦此。
（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锦上添花三色杯十八副（计三十六件）、填白夹青碗十件、锦上添花三色膳碗二十六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员外郎常保、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洋彩黄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盘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盘二件、青花白地江山一统爵盘二件持进，交太监高玉、胡世杰等呈览。……
档案里记载的这些器物现在大都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廖宝秀老师在其《华丽彩瓷：乾隆洋彩》一书中曾作了全面披露和细致梳理。这里边有三款与节令膳碗相类的制品，其外壁也是轧道四开光，只不过开光内画的是山水人物图，碗的内心则饰粉彩如意头（图案花）。
▲图1 清乾隆 胭脂红地洋彩开光山水人物图膳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清乾隆 蓝地洋彩开光山水人物图膳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清乾隆 黄地洋彩开光山水人物图膳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廖宝秀老师考证，清宫中口径13.5厘米左右的为汤碗，口径15厘米左右的为膳碗。这类碗心如意头（图案花）、外壁四开光山水人物图的膳碗，乾隆时有胭脂红地、蓝地（天青地）、黄地三种色地，至道光朝只有胭脂紫（红）地和黄地两种了。
▲图4 清道光 胭脂紫地轧道开光粉彩山水人物图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图5 清道光 黄地轧道开光粉彩山水人物图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这里插几句关于学界中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的“洋彩”“粉彩”名称的问题。因为篇幅所限，我只简要阐明一下自己的意见，不一定严谨准确。首先，“粉彩”与“洋彩”不应简单视为同一品种的两个不同名称。其次，由于清代御窑厂的彩瓷烧制存在着彩料逐渐国产化、绘画技法逐渐中西融合的发展过程，“洋彩”作为一类特定品种，其名称不应被忽略，但同样也不宜随意扩大其概念的内涵。最后，作为一个晚出的称谓，“粉彩”勉强可以用来指称“洋彩”，但“洋彩”却不宜随意指称“粉彩”，亦即可以说“洋彩即粉彩”，却不宜说“粉彩即洋彩”。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大致从道光初年开始，“洋彩”这一名称渐次少见，慢慢被“五彩”称谓取代。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跟刚才提到的彩料国产化、绘画技法融合有关，另一方面也跟道光帝登基后崇尚节俭、大量减烧洋彩瓷器有关。从咸丰朝开始，档案中就很少再见到“洋彩”的称谓了。“五彩”这一称谓在清宫档案中使用时间很长，贯穿整个清代，而且应用范围很广，几乎可以指称一切釉上彩瓷品种，现在所说的粉彩、五彩和斗彩瓷器在当时都统称为“五彩”。
回到今天的主题，下面是关于节令膳碗的档案记载：
▲图6 《乾隆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江西》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用青花白地膳碗一件，传旨：着交唐英烧造，其碗大小、厚薄、深浅、款式俱照此膳碗。外面俱烧五彩各色地杖，花样各按时令分别吉祥花样，碗内仍照外面花样，俱要青花白地。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万寿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五彩要各色地杖，每十件地杖要一色，按节每样先烧造十件。钦此。
于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我们结合实物来认识一下这八款膳碗：
1、正月初一年节之“三阳开泰”膳碗。年节以前也称为元旦（并非现在的阳历元旦），属清宫三大节之一（元旦、冬至和皇帝的生日万寿节）。这款膳碗因契合主题需要，外壁为三开光，而其他几款外壁都是四开光。
▲图7 清道光 三阳开泰膳碗 天津私人藏
2、正月十五上元节（元宵节）之“五谷丰登”膳碗。碗内外绘麦穗、灯笼等纹饰，寓意、谐音五谷丰登。
▲图8 清道光 五谷丰登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3、五月初五端阳节（端午节）之“艾叶灵符”膳碗。碗心绘青花艾叶、灵符。
▲图9 清道光 艾叶灵符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4、七月初七七夕节之“鹊桥仙渡”膳碗。值得一提的是，清宫档案中不称“蓝地”，这款与后边的重阳菊花膳碗都称作“翠地”。
▲图10 清道光 鹊桥仙渡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5、万寿节之“万寿无疆”膳碗。绘有卍字飘带、寿桃、灵芝、海浪等纹饰，寓意万寿无疆。乾隆生日是八月十三，嘉庆生日是十月初六，道光生日是八月初十，所以这款的具体使用时间视在位皇帝生辰而定。
▲图11 清道光 万寿无疆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6、八月十五中秋节之“丹桂飘香”膳碗。绘有桂花、兔子，特征显著。这款与众不同之处是开光边缘为胭脂水彩。
▲图12 清道光丹桂飘香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7、九月初九重阳节之“重阳菊花”膳碗。内外满绘菊花纹饰。
▲图13 清道光 重阳菊花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8、寻常时节之“万花献瑞”膳碗。用于平时一般节日。这款外壁的轧道是描画出来的，不同于其他几款系暗刻而成。
▲图14 清道光万花献瑞膳碗 天津市文物交流中心藏
通过下边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得更加直观一些。需要指出的是，《清档》中端午节艾叶灵符碗的名称写的是“青花白地”，如果与其他几款名称格式保持一致的话应该也称“红地”（即现在所谓的胭脂红地或胭脂紫地）。
▲图15 清宫节令膳碗类别表
前面提到乾隆八年十二月时，内府曾发“御用青花白地膳碗一件”，命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照其样式烧造各式节令膳碗。非常巧的是，北京东正2015年春拍曾经上拍过一只底署“乾隆九年内发造节令膳碗原样存厂记”款识的青花碗。这只碗来源清晰，曾经著录在日本河出书房1956年出版的《世界陶磁全集·清朝篇》中。而对比这只碗的尺寸、纹饰可以发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恰好藏有一件与之一模一样的清宫旧藏永乐青花碗（仅底款不同）。
▲图16 清乾隆 青花节令膳碗碗样 北京东正2015春3010号
▲图17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两相对照，结合档案记载，可以做出这样的推判：乾隆八年年底，内府将一件永乐青花碗（不一定就是故宫发表的这只，但应该是同款）发到景德镇。不同于木样或画样，实物瓷样因为本身较为珍贵，不宜在御窑厂久放，所以工匠就照着这只永乐碗的样子仿烧了一件当作碗样，除将碗底的朵花样款改为文字外，余如碗形、尺寸、纹饰等都完全一样。待碗样烧出来后，原样永乐碗即送回宫中，留着碗样作为标准制式进行烧造，所以其底款写的“乾隆九年内发造节令膳碗原样存厂记”。东正上拍的这只碗2015年以50万落槌，一年之后，又在中贸圣佳2016年春拍上以68万落槌易主。应该说这是一件学术性很强、非常难得的瓷器资料。
呼应前引档案，乾隆九年《清档》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
▲图18 《乾隆九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江西》
（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其端阳节艾叶灵符膳碗嗣后不必烧造。钦此。
这里有一点无法确知，就是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批烧成的这十件艾叶灵符膳碗究竟是什么样貌的？是否已经跟后来常见的道光款品种一样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乾隆当时下旨说“嗣后不必烧造”，但这一旨意并没有被永久执行下去，否则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整套节令膳碗了。
下面说一说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节令膳碗的烧造时间与数量。鉴于相关档案文字记载较多，我尽量归纳总结，直接说一些结论性的内容。
乾隆节令膳碗可能只在乾隆二十一年集中烧造过一次，八款碗各烧了十件。在乾隆二十一年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底档中，把这八款各十件碗列入“新收入存”部分，名称分别为万寿无疆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五谷丰登洋彩红地珐琅磁碗、万花献瑞洋彩黄地珐琅磁碗、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鹊桥仙渡洋彩翠地珐琅磁碗、丹桂飘香洋彩粉红地珐琅磁碗、重阳菊花洋彩翠地珐琅磁碗，此外还有“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一件”。这个品种与年节三阳开泰膳碗的纹饰不同，而且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等朝都有烧造。乾嘉两朝制品均为斜壁，呈斗笠状，从道光朝开始器形出现变化，口径略微增大（由13.5厘米左右变为14.5厘米左右），高度略微增高（由6厘米左右变为7厘米左右），斜壁变为弧壁，此后的同治、光绪制品均沿袭这一变化后的器形。
▲图19 清嘉庆 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0 清道光 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北京东正2013秋204号
▲图21 清道光 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清同治 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图23 清光绪 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中国嘉德2020秋2447号
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底档每十年一复核，乾隆四十八年、乾隆五十八年这八款膳碗的数量都没变，一直是每款十件。乾隆帝驾崩以后，嘉庆四年又重立了一次，依然是每款十件。乾隆节令膳碗存世数量极少，这可能与其本身烧造数量就少有很大关系。
▲图24 清乾隆 三阳开泰膳碗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
▲图25 清乾隆 重阳菊花膳碗 香港保利2020秋1038号（英国放山居旧藏）
嘉庆十一年，节令膳碗被纳入大运瓷器烧造，要求每年烧造三阳开泰珐琅大磁碗（即前述“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十件、万寿无疆珐琅磁碗十件、五谷丰登磁珐琅膳碗十件、艾叶灵符磁珐琅膳碗十件、丹桂飘香磁珐琅膳碗十件、重阳菊花磁珐琅膳碗十件、万花献瑞磁珐琅膳碗十件、鹊桥仙渡磁珐琅膳碗十件以及小三阳开泰磁珐琅碗（即前述“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五件，结果只连续烧造了嘉庆十二和十三两年。
从嘉庆十四年开始，大运瓷器中的节令膳碗均改烧其他品种；三阳开泰膳碗改为里白外霁红釉五寸碗，万寿无疆膳碗改为五彩龙凤碗，五谷丰登膳碗改为青花缠枝莲纹五寸盘，艾叶灵符膳碗改为里白外黄釉五寸盘，丹桂飘香膳碗改为霁红花白里四号瓷碗，重阳菊花膳碗改为白里外黄釉四号瓷碗，万花献瑞膳碗改为黄釉绿彩龙凤小碗，鹊桥仙渡膳碗改为绿彩龙纹五寸盘，而小三阳开泰膳碗也改为里白外绿釉四寸碗。在嘉庆十四年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乾隆节令膳碗除三阳开泰的变为九件外，另外七款均仍为十件，而嘉庆节令膳碗则每款均为二十件。
▲图26 清嘉庆 三阳开泰膳碗 上海博物馆藏
▲图27 清嘉庆 丹桂飘香膳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8 清嘉庆 重阳菊花膳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光元年正月，广储司瓷库为御茶膳房烧造瓷器更换年款之事知照九江关监督（也就是御窑厂督陶官），提及御膳房应用八款膳碗及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各十件，要求次年五月之前烧造完竣，结果这批瓷器于当年十二月即解交进京。同月，广储司瓷库又要求为内茶膳房照样加细烧造五谷丰登、丹桂飘香、艾叶灵符、鹊桥仙渡、万寿无疆和大三阳开泰瓷碗、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各十件。
道光二年二月，大运瓷器改烧样数，要求御茶膳房八款膳碗和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每样烧造十数件”。从后面道光十年的档案来看，道光二年至十年，八款膳碗每年的烧造数量均为十二件。
道光十年十二月，大运瓷器内减烧红地五彩，改烧花样。从道光十一年开始，八款膳碗和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均改为每年各烧造八件。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是在其中某一年还是陆续停烧了五谷丰登、艾叶灵符、万寿无疆三款膳碗和三阳开泰撇口珐琅磁碗，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没有提及。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因为广储司瓷库存贮瓷器历年积存渐多，内务府奏请减烧。此时只剩三阳开泰、鹊桥仙渡、丹桂飘香、重阳菊花和万花献瑞五款膳碗还在继续烧造。
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亲笔勾除了最后这五款膳碗，要求从当年开始永停烧造。不过此时五款膳碗每年的应烧造数量均为六件，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由八件改为六件的，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也没有提及。
道光朝之后，八款膳碗不再烧造。晚清只有光绪朝传办烧造过相同样式的三阳开泰碗，但名称中已不明确称为膳碗了。
▲图29 清光绪 黄地轧道开光粉彩三阳开泰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档案中对光绪这种碗的记载也比较详细。光绪十八年年底时，储秀宫茶膳房传办了一批圆器，其中就包括黄地三阳开泰碗四百件（另有备用的一百二十件）。结果到了光绪十九年年底时，其他品种大多数都有上交，只有三阳开泰这四百件是“满欠”，也就是一件都没交。最后这正用的四百件和备用的一百二十件都是随光绪二十年大运瓷器一起呈进的，亦即推迟了一年才烧竣。这批碗同时还烧有次色变价的一千三百五十五件，也就是满足拣选进贡的数量要求后，就地在景德镇变卖的，另外破损了一千二百三十二件。
说到这里再插几句。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大量官窑中，除了当年通过各种渠道从清宫流散出来的（比如赏赐、偷盗以及溥仪的各种拍卖、抵押变卖等），其实有相当数量都应该是景德镇御窑厂或京城内务府变价后，一直在民间流传传承下来的。次色变价这种模式始于雍正六年唐英到御窑厂担任驻厂协理以后，当时是把次色落选品连同大运瓷器一起运送到京，交给内府，然后由内府决定哪些可以变卖。
乾隆七年六月，乾隆帝下旨，说今后脚货（次色瓷器）不用再运到京城了，直接在景德镇变卖就行。唐英于半年以后，也就是乾隆七年十二月收到这条命令，他上奏请示黄器和五爪龙器不要变卖，以免流落民间，有损龙威。结果乾隆帝同意了次色黄器不就地变卖，而五爪龙器民间常有，变卖无妨。如果没有变卖这种模式，相信经过这么了多年，市场上不可能还会有如此多的官窑瓷器流通于世的。
从档案上看，光绪黄地开光三阳开泰碗应该都烧造于光绪二十年，只不过此时已属于茶膳房的常规品种，不再只局限于年节使用了。由于烧造数量较大，这一品种的质量较之乾嘉道三朝明显逊色很多。
对比嘉庆十四年的档案，道光元年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其他品种的记载都一致，唯独出现了嘉庆款“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瓷大碗十件”和“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瓷碗三十件”的不同，推测应该是在嘉庆十四年到二十五年间，这两款瓷器各传办烧造过十件。存世确实见有这种口径18.5厘米左右的大碗。
▲图30 清嘉庆 艾叶灵符大碗 中国嘉德2020秋2450号
而自道光十三年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的部分乾隆、嘉庆节令膳碗开始出现存放地点与数量上的变化。就存放地点而言，某些品种后边标注了“宫”（皇宫）现存几件、“园”（圆明园）现存几件；就数量而言，道光十三年与二十三年的记载一致，咸丰十一年与同治三年的记载一致，而咸丰十一年与道光二十三年相比，多款膳碗的数量锐减甚至消失。详见下表：
损失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应该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对圆明园的两次劫掠和焚毁。根据郭黛姮老师《远逝的辉煌：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一书中的统计，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几乎每年都要在圆明园长驻，其中尤以道光帝在园时间最久。不计道光元年、二年（宫中居丧）和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驾崩）这三个年份，从道光三年到二十九年，道光帝平均每年驻园时间达260.1天，而在紫禁城居住的时间只有90.9天。一般来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正月上辛郊礼（祭祀天地）前后就入驻圆明园，直到入冬阴历十月甚至十一月才回宫。
这样看来，除了年节和一些寻常时节外，其他几款节令膳碗都需要在圆明园中使用，所以很可能大多数道光膳碗都存放在这里，最终在庚申浩劫中损毁殆尽。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道光膳碗历年来烧造了那么多，可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数量却很少，属于清宫旧藏的更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节令膳碗主要在不同年节时分供清帝进膳时使用，如清宫《膳底档》记载，乾隆三十年正月十六日早膳的老米水膳和晚膳的粳米膳均用带有金盖的五谷丰登珐琅汤膳碗盛放，四十八年正月初一日早膳的燕窝冬笋鸭腰汤用带有金盖的三阳开泰珐琅汤膳碗盛放，六十年正月初一日晚膳的粳米干膳也用带有金盖的三阳开泰珐琅汤膳碗盛放。从档案中可以得知，当时御茶膳房使用的节令膳碗都会配有金盖，以作保温之用。另外，尽管乾隆初年烧制的洋彩制品根据尺寸不同有汤碗、膳碗之别，但是实际使用时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明显，否则也不会有“汤膳碗”的称谓。从乾隆三十年的记载来看，节令膳碗亦并非只局限于节令当天使用。
除了供皇帝用膳使用外，节令膳碗也多用于赏赐宗室女眷。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一日，九江关监督德泰进贡五谷丰登洋红地洋彩膳碗二十件，被嘉庆帝用于赏赐皇后等位公主福晋，这批膳碗应该没有记入御茶膳房的档案。此外，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帝的五公主寿臧和硕公主下嫁时，陪嫁有万花献瑞珐琅碗和鹊桥仙渡珐琅碗各八件，二十五年六公主寿恩固伦公主下嫁时，陪嫁有万花献瑞碗八件、鹊桥仙渡碗十件，所选择的这两款膳碗的纹饰于公主出嫁来说都非常吉庆、应景。
节令膳碗釉彩艳丽，充满视觉上的美感，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赢得了中外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青睐与赞誉。供职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刘明倩老师在其《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一书的第5篇“维多利亚时代的藏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至于乾隆以后的中国工艺，维多利亚时代人士颇为喜爱一种道光时期的内青花、外珐琅彩开光碗，称为“圆章碗”，因为碗上的开光都是圆形的，很像欧洲的铜质徽章，19世纪下半叶的藏家总会买上一两件。附图是另一英国藏家康士坦汀·埃安耐迪斯（Constantine Ionides，1833—1900）家中的照片，两张“圆章碗”清晰可辨。埃氏的账簿记录是1896年买的，每件6英镑。”（1896年时，1英镑约合清朝的白银6.25两）
▲图31 刘明倩 《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
1938年，曾亲身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工作的余戟门（名启昌，浙江绍兴人，担任过清朝户部主事、民国大理院院长、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在看过邵蛰民1921年所辑《古今瓷器源流考》的书稿后，结合自己的经历见闻加以校订，增补了“器式”一章。在这章的“饶州窑·嘉道窑”条中，余戟门也对节令膳碗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道光）……其最有名之光子碗（即锦地开光），质地、式样、画法均远不如乾代。”
▲图32 邵蛰民辑，余戟门增补 《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
除了八款标准制式的节令膳碗外，市场上不时见有一些乾嘉道时期带有浓郁节令膳碗因素的特殊制品，有的可以确定属于民窑精细之作，有的则相比御窑厂烧制的官窑也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这些形形色色的“节令膳碗衍生品”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还仿制过一定数量的节令膳碗，但普遍胎釉彩粗糙，款识书写潦草，有的在碗外壁施绘不同于八款膳碗的色地，有的碗心绘节令膳碗青花纹饰，外壁却并非色地轧道开光，而绘普通粉彩花卉纹饰，总之可以说是真伪立辨，一目了然。此外，民国初年袁世凯派郭葆昌在景德镇烧造洪宪瓷器期间，也曾将鹊桥仙渡选作为居仁堂款器物的装饰纹样之一。
▲图33 清道光 艾叶灵符碗（“大清康熙年制”款） 北京永乐2011秋79号
▲图34 （约）清嘉庆 重阳菊花碗（“重阳菊艳”款） 北京中汉2015秋犹珍21期62号
▲图35 清道光 重阳菊花碗（“文甫雅玩”款） 香港苏富比2016秋3671号
▲图36 民国 青花鹊桥仙渡纹盘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
乾隆、嘉庆节令膳碗因为本身烧造数量有限的缘故，至今未见有成套集齐者。道光膳碗则由于几乎年年例烧，存世量较大，所以海外公私收藏机构不乏成套或将近成套庋藏者，如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开始着力收集这一品种，如国内的五台山人赵心先生、纽约的松竹堂主霍满棠先生都曾经或正在成双成对地收藏各款膳碗，且甄选标准严格，得以入藏之品皆品质极高。国内还有一些藏家虽然不是成对收藏，但已然将八款道光膳碗全部集齐。作为道光同时期艺术性、观赏性均属上乘的官窑品种，存世又有一定数量，相信这个品种在将来会受到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和喜爱。
最后，以一套道光膳碗的全家福结束本文，祝愿新的一年里大家在各自领域都能取得圆满、靓丽的成绩。
▲图37 清道光色地开光节令膳碗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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