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经济出发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
张二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且成长潜力巨大的产业。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后发大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内外环境，需要在产业布局优化、创新能力提升、发展环境营造、国内需求释放等方面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针对性措施，从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壮大发展。《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的政策驱动机制研究》（2020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规模结合起来，研究政策驱动推动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问题，初步构建了一个相关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一，从大国经济视角推演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哈佛大学柏金斯教授曾经分析了国家规模和经济结构的关系。欧阳峣教授及其学术团队从规模优势视角阐释了国家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的政策驱动机制研究》一书，系统总结了后发大国“发展”和“大国”的双重含义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大规模国家”叠加的典型特征。将“后发大国”界定为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市场潜力大，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正在谋求发展和追赶发达国家的国家。基于后发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归纳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模性、内源性和区域性特征。另一方面，作者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金砖五国为样本，从技术范式转换视角，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演进过程归纳为范式导入准备期（引入期）、范式导入期（成长期）和范式构建前期（调整期）三个阶段，总结不同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差异化特征及其政策着力点。
第二，从协同创新视角建立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逻辑框架。著作系统归纳了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技术、市场、金融、财税、人才、科技等方面政策的内在需求，阐释政策要素与技术、市场和制度等要素协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的机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建立起政策激励技术、市场、制度协同创新的结构，构建基于政策驱动的技术创新推力、市场需求拉动和制度创新支撑力的“四轮驱动”模型，研究政策驱动下，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等内生要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驱动机制，进而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和空间布局优化问题，设计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的政策支持框架。作者通过分析后发大国由于新兴技术产业化程度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市场分割明显、创新协同度低等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建立包括技术、市场、人才、金融、财税、科技支持为政策要素内核的，依托政策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生要素协同发展的逻辑框架。
第三，从大国优势视角构建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相比于小国，大国经济能够凭借国内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条件，集中优势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近年来，后发大国纷纷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经济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链分工优势、产业关联优势、成本优势和支柱产业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但仍存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统筹不够，产业同质化严重；科技资源过度分散，集聚效应不显著；高端人才激励机制和共享机制不健全，人才发挥效率低下等问题。著作基于后发大国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多元性和规模性，总结了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向调整阶段发展的规律，分析了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一是提出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建立跨部门和跨省区的协调机制，破除当前存在的区域产业布局同质化和无序竞争壁垒，进一步统筹国内资源，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布局，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提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虹吸全球高级创新要素，发挥内需优势、规模优势、创新优势及制度优势等大国优势，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一代信息产业“双向融合”，国际合作与自主攻关“双线并举”，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双向联动”，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本书是在汤长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完成的。作者在阐释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典型特征、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问题的过程中，都是基于后发大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典型特征和发展现实展开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也为促进其他后发大国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智力支持。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来源：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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