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高空坠落的物品五花八门，花盆、砖块、钢管、烟头、苹果、高跟鞋、酸奶瓶，甚至还有狗狗和大便。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2010-2018年，“高空坠物”相关案件从每年4起增至339起，地点基本涵盖各省份。截至7月21日，2019年公布的高空坠物相关的裁判文书有29件。其中，造成人身伤害的有19起，最严重的达到了“十级伤残”，还有2起造成了人员遇难。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有的时候人虽然进城了，但是行为习惯还没有完全适应城市的要求。”
时过一年，每当路过青海省西宁市青铁阳光小区8号楼，晁华磊还会忍不住向上张望，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2018年7月9日，晁华磊的母亲侯存莲在楼下接孩子放学，一截中指粗细、大约40厘米长的树枝突然从天而降，砸中了她的前额，砸出了一个4厘米长的口子，瞬间血流满面。
“我妈的运气好，树枝正好砸到额头，然后顺着滑下去了。如果她站的位置再往前5厘米，树枝就可能正好插在头顶。”晁华磊仍旧后怕。
高空坠物已成为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隐患。按照原公安部消防局的界定，高层建筑即为8层以上、超过24米的建筑。在2017年，中国这样的高层建筑就有34.7万幢、百米以上超高层六千多幢，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现实中，高空坠落物品五花八门，花盆、砖块、钢管、烟头、苹果、高跟鞋、酸奶瓶，甚至还有狗狗和大便。无论是粪便还是狗狗，至今受害者都没能找到它们的主人。
2019年6月13日，深圳一名5岁男童被高空坠下的一块玻璃窗砸中，送医后不治身亡。事件在网络上引发舆情，据蚁坊软件统计，截至6月17日12时，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已高达3.3亿，讨论量达到了2.3万。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高空坠物”为关键词进行搜索，2010-2018年，公布的相关案件从每年4起增至339起，地点基本涵盖了各省份。
事件已引起官方重视。近日，深圳、广州、北京等多地政府已相继开展高空坠物隐患排查整治或专项治理行动。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太快了，有时候人虽然进城了，但是行为习惯还没有完全适应城市的要求。”2006年就代理过高空坠物案件的北京市京都（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森感慨道。
南方周末实习生宋炳晨、彭琪月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关键词整理，截至2019年7月21日。 （梁淑怡/图）
维权艰难，坠物反复上演
事发后，晁华磊发现那根肇事树枝修剪整齐，可能来自某个盆景。他把8号楼所有窗台查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摆放花盆的，树枝可能是从室内扔出来的。
虽然报了警，但由于缺乏监控视频，警察也没能找到肇事者。小区物业曾经陪着晁华磊挨家挨户敲门询问，但没有业主承认。
律师说，如果找不到抛物者，在法律上就只能适用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一条款也被称为“连坐制”，也就是整栋楼可疑的住户都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打官司起诉整栋楼业主，需要去法院配合调查取证，晁华磊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人力、精力很难允许他长期打官司。而且，侯存莲当时看病总共只花了七十多块钱，如果为了七十多块钱打官司，可能还要花掉上千元的诉讼费和误工费。
最终，晁华磊没有起诉。“成本太高了，虽然我咽不下这口气，但也确实没有办法。”
虽然没有起诉，但晁华磊还是写了一份《告知住户书》：“如不能确认肇事者，责任由本单元住户共同承担”，并附上他母亲的受伤照片，贴在了8号楼每层的电梯口。目的是“吓唬吓唬业主”，让他们别再扔了。
不过，目的似乎也没有达到。《告知住户书》很快就被撕掉了。晁华磊后来在附近仍然看到有人把吃过的桶装方便面盒从高层扔下来，砸到了一辆汽车。
高空坠物反复上演的不止这一起。在前述深圳男童遇难的京基御景华城小区，男童遇难后的不到一个月里，又分别于6月14日、6月24日、7月3日、7月5日连续发生4起高空坠物事件。
“我损失了70块钱无所谓，问题是下面还有一群孩子。”晁华磊很担心，8号楼的底商是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西宁市星光特殊儿童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志芳也告诉南方周末，由于这里经常发生高空坠物现象，他们已经基本不带孩子在室外进行活动了，都改在室内。
据南方周末统计，刚刚过去的6月，仅媒体公开报道的高空坠物事件就至少有8起，造成1死7伤。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截至7月21日，2019年公布的高空坠物相关的裁判文书有29件。其中，造成财产损失的有9起，主要是坠落物砸到汽车引发纠纷。造成人身伤害的有19起，伤情大多比较严重，最严重的达到了“十级伤残”，还有2起造成了人员遇难。
“连坐制”： 找齐业主难， 执行判决更难
晁华磊最终没有起诉，实际上，即使他提起诉讼，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
2016年10月4日，安徽芜湖市民卜英贵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被高空坠落的红砖砸中头部，当场死亡。随后，卜英贵的家属找到安徽春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志代理诉讼。
2018年年底，该案件二审结束。回忆长达两年的诉讼经过，李长志表示，案件在法律适用上很清晰，难点在于人数众多，以及如何让这么多被告理解和接受判决结果。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得很清楚，但要找齐业主很难。2011年，成都市民陈涛被高空坠物砸伤后，历时3年才找齐了138家被告，其间采用了发送传票、电话通知、登报通告等多种形式。
在这方面，李长志采取了一个诉讼技巧。卜英贵被砸身亡时，家属曾经报警，警方记录有个别楼上住户的身份信息，凭借这些身份信息就可以立案。立案后，李长志又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去房管局调查整栋楼的住户信息，这样一来所有的被告信息就补充完整了。
找齐业主这个难点突破后，更难的则是说服被告人，让他们理解、尊重和执行判决。
“很多被告人拐不过弯来，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却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开庭时就会提出不同意见，并且在一审后进行上诉。”李长志说。
为了说服被告人，李长志在一审庭审阶段花了40分钟来陈述理由：侵权责任法之所以这么规定，一是为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体现公平原则；二是为了促进业主之间互相监督，改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三是为了督促物业公司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安装摄像头等。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被告物业公司赔偿152601.48元，134名业主每户给付原告补偿款4395.92元。随后，53户被告业主和物业方均表示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年底，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除两户业主有正当理由可以免责外，其他被告人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不过，李长志表示，直到现在，二审判决也没有完全执行到位。
判决难以执行的不只是芜湖这一案。2000年5月11日凌晨，33岁的重庆市民郝跃加完夜班回家，一个重3.8斤、直径十多厘米的天蓝色烟灰缸砸中他的头部。此案被认为推动了“连坐制”的规定，但根据《北京青年报》2018年的报道，宣判17年，原告赔偿款只收到一半。
管理人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
据南方周末统计，“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公布的29件高空坠物相关裁判文书中，全部都是民事索赔，没有一例刑事案件。起诉的对象大多是物业公司，单独起诉业主的有7起，找不到肇事者而起诉整栋楼居民的只有1起。
对物业公司来讲，高空坠物已成为最大的管理难点之一。“因为不好预防，面对的是千家万户，预防手段也相对单一。”深圳市国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经理吕光耀说。
代理过“好来居高空坠物案”的律师刘长森也是深圳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常年法律顾问。2006年5月31日，四年级的小宇在放学回家路上，途经好来居大厦旁的人行路面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玻璃砸到头部而死。警方没找到凶手。小宇的父母将好来居大厦物业公司、2楼以上的73户业主告上法庭。
在刘长森看来，高空坠物通常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筑物本身的附属物、搁置物、悬挂物，如空调、广告牌等发生脱落；一种是人为抛物。
对于建筑物本身附属物的坠落，主要原因是管理人没有尽到管理义务。这一类问题的防范，就需要让管理人提高注意力，定期检查。“这些物品通常都是有归属的，建筑物专有部分的管理人就是业主，共有部分的管理人就是物业公司。”刘长森说。
2019年7月22日13时，在北京市海淀区鲁园·上河村小区一区1号楼西侧，南方周末看到，黄白相间的警戒线拦出了一个大约40平米的区域——“前方施工，请勿靠近”。警戒线上方，大约13层的位置，一大片墙砖已经脱落，裸露出灰黑色的水泥。
2019年7月22日，北京市朝阳区珠江罗马嘉园小区一期6号楼北侧，工人正在维修外墙破损的部分。 （马维辉/图）
2019年7月22日，北京市海淀区鲁园·上河村小区，一区1号楼西侧用警戒线拦着，上方13层的位置一大片墙砖已经脱落。 （马维辉/图）
保安提示过往行人，这里正在维修，请注意绕行。根据《北京晚报》报道，一周前，北京市住建委和海淀区房管局曾经来到这里，开展过高空坠物安全隐患集中专项治理。
2019年7月8日，北京市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物业管理区域高空坠物安全隐患集中专项治理”，要求物业企业全面检查整改建筑外墙装饰和玻璃幕墙破损、外立面墙砖空鼓等问题。对于检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要及时整改。
比北京市稍早，深圳市和广州市也开启了类似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象为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有部分的窗户、幕墙和户外广告牌等容易发生脱落事故的户外设施。
深圳住建局发布的紧急通知显示，此次隐患排查的直接原因正是前述深圳男童遇难事故，北京住建委的相关防范通知也强调，此次行动是为了“深刻吸取近期多起高空坠物事故教训”。
对于人为的高空抛物，刘长森认为，需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渠道宣传，物业公司也有义务进行宣传和警示。“还可以加大刑法的处罚力度。如果抛掷的物品确实属于危险物品，可能对别人造成致命伤害，就可能涉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此外，也可以结合采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安装高清摄像头，一是便于事后取证，二是可以起到事前威慑的作用。
无论是哪一类问题，吕光耀认为共同的原因其实都是重视程度不够，安全意识淡薄，风险意识较低。
楼变高了，有些市民的素质和安全意识并没有随之变高。2019年7月，在天津科技大学旁边的小区，一段小视频火了。视频中，一名住在6楼的大妈正准备往楼下扔垃圾，隔壁楼里的一位小伙怒吼一声：“嘿！别扔啦！”大妈吓了一跳，赶紧缩了回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马维辉 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炳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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