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上的雷雨和日出
——曹禺的情史及其代表作
孙梦秋 ‖ 文
上篇
三位夫人和一个丈夫
曹禺的三段婚姻和三个夫人，突然成了社交媒体上的一个话题。很多人在看了社交媒体添油加醋的文章之后，大骂曹禺“人渣”云云。谁要是替曹禺说一句公道话，捎带着会一起被骂。这让蹭流量的作者更加得意，却把一个伟大的戏剧家活生生地涂抹成无知之徒嘴里的“人渣”。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呀！
曹禺确实有过三位夫人。在他与第二位夫人同居生活的十多年里，他的第一位夫人郑秀确实还没有跟他离婚。而他的第二位夫人邓绎生（又名方瑞）后来也确实是吞食安眠药去世的。方瑞去世后，曹禺拒绝和第一位夫人郑秀复婚，转而娶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女士为第三位夫人。不过，不是网络上人们想象的那样“花心”之类。曹禺跟李玉茹结婚的时候，李玉茹56岁了，是有一定名气的表演艺术家,而69岁的曹禺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磨难，走出方瑞之死带给他的悲痛。
曹禺不姓曹，就像鲁迅不姓鲁，茅盾不姓茅一样。他原名叫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于天津。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出生在湖北潜江，几代人都是贫穷的读书人，自称窭人之子。窭，读音跟句相同，是指用草编织的垫在头上顶东西的草圈子。窭人就是贫穷的人，身无分文，地无一寸，活得就像一个破草圈子一样卑微。曹禺的父亲自幼苦读，想通过科举改变人生、光耀门楣。然而清末废除了科举，断了贫穷的读书人向上的道路。那时候，湖广总督招募官费出洋留学生，富贵人家的子弟都不愿意去，他们认为那是“把灵魂卖给洋人”的事情。只有走投无路的穷人的子弟譬如周豫才、万德尊之类，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拿着官方的几两银子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途。
万德尊军装照
万德尊在日本学的是军事，跟阎锡山是同学。辛亥以后，这一批人赶上了好运气。曹禺的父亲成为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也做过直隶总督端方的部下，北洋时期还被授予陆军中将的军衔，做过宣化的镇守使。民国初年的宣化镇守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张家口军分区司令员吧。后来黎元洪在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败北，下野到天津做寓公，曹禺的父亲也跟着到了天津做起了寓公。
曹禺是他父亲第二个夫人所生的孩子。出生三天，母亲就因为产褥热而去世，父亲只好派人从武昌把母亲的孪生妹妹接到天津照顾曹禺，后来这小姨妈就成了曹禺的继母，她叫薛詠南。曹禺成年之后接受采访时说：继母对我非常好，把我视若己出。
曹禺从小生活在物质优裕的家庭里。三四岁时，父亲请了塾师到家里教曹禺传统文化，读《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论语》、《左传》、《春秋》之类。但曹禺痴迷的是跟着继母薛詠南听戏。大约在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的保姆因为跟继母生气，就偷偷告诉曹禺他的亲妈死了，现在的妈妈不是亲妈。这对曹禺心灵的打击是非常之大，孕育了他一生的性格都是忧郁的、沉闷的。他说“我从小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①
《曹禺传》的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那时候，曹禺的家庭环境并不怎么利于他性格的健康成长。他说“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吸鸦片烟。到我上中学，每天早晨去上学，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没有一点儿动静……沉静得像坟墓，十分可怕。”②这样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的性格特点：苦闷、孤单、敏感、爆发。这种环境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雷雨》里周公馆的氛围就跟这差不多。
1926年，曹禺16岁，在南开中学读高一。他和几个同学合伙办了一个文学副刊叫《玄背》，在《庸报》上刊登。那时候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在国内刚刚引起轰动，曹禺模仿《沉沦》写了一个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1926年9月出版的《玄背》第六期上，一直到第十期才连载完。第一次发表作品需要一个笔名，曹禺就把自己的姓名万家宝的万字（繁体）拆开，起名叫曹禺（艹字头 禺=萬）。
1930年秋天，曹禺从南开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在清华，曹禺最大的收获有两个，一个是初恋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第一位夫人的郑秀。另一个是写出了成名之作《雷雨》。
曹禺在清华收获的爱情，给他此后的人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郑秀是1932年由北平贝满女中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的。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郑烈是当时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姨夫沈嫙庆曾在海军部任职。郑秀的家庭一看就让人想到了《围城》里面苏文纨的家庭，甚至比苏家更显赫。
曹禺对郑秀一见钟情，在排练《罪》的日子里，他如痴如狂地爱上了郑秀，常常跑到郑秀宿舍门外守候。内心敏感而沉闷的男孩，往往天真固执而狂热。郑秀的父亲反对郑秀跟曹禺在一起，即便后来他们订婚、结婚之后，老人家一直保留这个意见。他们是1936年10月27日在南京订婚的。那时候，曹禺在南京教书，郑秀则在父亲的安排下在南京政府的审计部工作。订婚宴会上，曹禺的继母特地从天津赶来，巴金和靳以则专程坐飞机从上海飞到南京，田汉也来了，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订婚礼。③
“七七事变”之后，郑秀的继母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避难，只留下她和父亲在南京。父亲担心郑秀的安危，就把她送到了芜湖。在芜湖，郑秀收到曹禺的电报，约好在武昌会面。9月中旬，曹禺到达武昌，郑秀比曹禺到的早，她去车站迎接曹禺，逃难中的重逢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一起在武昌曹禺的外婆家住了半个月，就赶往长沙。在长沙，他们结婚了。
1937年12月中旬，在长沙的一个小酒楼上，曹禺和郑秀举行了婚礼。应当说他们的恋爱过程一直笼罩着阴影，郑秀的父亲始终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原因是门不当户不对。（曹禺是庶出）吴祖光参加了曹禺和郑秀的婚礼，他后来回忆说：“曹禺为什么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境界毫无共同之处。”④
1938年2月，曹禺执教的剧校跟随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临时在上清寺安扎下来。郑秀比曹禺早一步到重庆，曹禺随学校迁来后，两人在枣子南垭临时租了一个地方住下来。这里的条件很差，无论教学还是生活，但曹禺对戏剧的热情使他一安顿下来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雷雨》的排演之中。
转年四月，日寇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为了躲避轰炸，国立剧校奉命疏散，疏散的地点是江安。郑秀和曹禺团聚在重庆不到一年就又要上路颠簸了。
长江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这一段，人们习惯称之为川江。他们要去的江安离重庆300多里，位于川江南岸。它的东边是泸州，西边是宜宾。县城很小，约有一万人口。可是风光很好，也很安静。学校安排在城西的文庙里，曹禺的家安在城东的迺庐（迺同乃，地名）。
曹禺和郑秀在江安
在江安，曹禺和郑秀的感情走到了死胡同。据《曹禺传》描述，郑秀的性格和生活习惯跟曹禺截然不同。郑秀脾气急躁，性格强势，爱干净，不爱看戏。曹禺却不修边幅，生活随便，性格忧郁、敏感，对戏剧痴迷到忘我的程度。有一次郑秀强迫曹禺洗澡，把肥皂、毛巾、拖鞋等全部准备好，把曹禺强行推进洗澡间。曹禺却在里面一只手划拉水一只手拿着书看。郑秀听到里面的水声，放心地走了，出门玩儿去了。一直到她回来发现曹禺还没洗完，推开洗澡间的门，发现曹禺根本没有洗澡，而是脸上盖着书躺在那里睡着了。
性格和生活上的格格不入，导致两人不断地吵架——大多是郑秀吵嚷，曹禺生闷气。他不会吵架，说不来，可是心里的痛苦淤积得越来越深重。
1940年夏天，方瑞到江安来看望妹妹，她妹妹邓宛生在国立剧专学习，是曹禺的学生。方瑞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是清代大儒、桐城派祖师方苞的后代。方瑞本名邓绎生（也有写作邓译生的），是清代安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先生的重孙女。她本人长相清秀，性格娇柔温厚，不爱说话。跟巴金小说里的瑞珏一样。方瑞是跟着妹妹以及妹妹的同学到曹禺家里去聆听戏剧时认识并喜欢曹禺的，曹禺很喜欢她，后来曹禺写《北京人》中的愫方，就是按照方瑞的形象写的。他说“我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我是把我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尽了愫方的形象里……没有方瑞，是写不出来愫方的。”⑤而且愫方的名字也跟方瑞相关，方就是方瑞的方，也是方瑞母亲的姓氏。愫是方瑞母亲“方素娣”名字中的一个字。曹禺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方瑞的爱。
曹禺和方瑞相爱之后，由于郑秀坚决不跟曹禺离婚，所以他俩只有以同居的关系生活。
曹禺和方瑞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颁布新的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清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婚姻问题是许多人面临的问题，曹禺和郑秀的婚姻也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郑秀这时候已从福州调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他依然不同意曹禺的离婚要求，后来经过双方单位的深入调查，法院判决他们离婚。
跟郑秀离婚后，曹禺跟方瑞结婚，两人恩恩爱爱，直到曹禺受到迫害被打入另册，方瑞也在1974年吞食安眠药去世。
1966年，曹禺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周恩来得知消息感到现场，看见曹禺跟彭真等人一起挨斗，就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曹禺传》1988年版420页）就这样保护了曹禺，他被放了回来。虽然批斗免了，但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他被打发到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方瑞连惊带吓，于1974年的一天在家里服用安眠药去世。《曹禺传》写道：“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是她糊涂了吃了过量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近年来网络上有人据此恶毒攻击曹禺和方瑞，说曹禺“渣”，说方瑞“抢了别人的老公，到头来自己得到报应”之类的无耻谰言，实在是让人愤怒和可笑！在那样的环境下，自杀的人少么？
曹禺对方瑞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方瑞去世后十几年后，他对他的传记作者回忆起方瑞时，非常沉痛地说真是“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她的爱都贡献给了孩子，贡献给了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很镇静。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多病的母亲，真是够他支撑的了！她是我的精神支柱。”⑥
曹禺和李玉茹
1976年之后，曹禺迎来人生新的转机。这时候，有人提议曹禺和郑秀复婚，但是曹禺拒绝了。1979年他跟56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结婚，一直生活到1996年12月13日曹禺去世。在此之前，郑秀于1989年8月去世，她与曹禺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可以肯定，郑秀是爱曹禺的，但是爱和婚姻其实是两码事——爱是精神和情感层面的。精神，是思想和境界。情感，是发乎内心的爱恨。这些都是美好的，但存在于虚无的空间里，就像天上的彩虹。而婚姻是现实的柴米油盐，性格磨合，鸡零狗碎，一地鸡毛。它是现实的，坚硬如壁或者柔若网阱，它是一辈子的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那些拿着曹禺和郑秀、方瑞的婚姻来攻击曹禺的人格的话，我相信如果郑秀活着也是不会同意的。她会毫不犹豫坚决捍卫曹禺的声誉，捍卫她们曾经的爱情——1980年代，郑秀就对来访的《曹禺传》的作者说过：跟曹禺结婚是爱曹禺。拖了十几年不离婚也是因为爱曹禺。后来同意离婚还是因为爱曹禺。
注释：
①1982年5月21日曹禺接受《曹禺传》作者田本相采访的谈话记录
②见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曹禺剧作论》362页。
③1982年5月10日，郑秀跟《曹禺传》作者田本相的谈话记录
④1982年4月28日吴祖光同《曹禺传》作者田本相的谈话记录
⑤1982年5月24日曹禺同《曹禺传》作者的谈话记录。
⑥1986年10月18日曹禺同传记作家田本相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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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 • 原野 • 日出
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曹禺考入了南开大学。在南开大学里，曹禺对易卜生的戏剧产生了痴迷，恰好这时候他父亲死了，他遭遇了从门前车水马龙到门可罗雀的炎凉之变。家庭的变故和残酷的现实，让他沉闷的性格转而变得更加敏感，更加沉闷，一如地火在奔突、壅积。在父亲的葬礼上，一个叫齐某某的军阀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成了后来《雷雨》里周朴园的形象。
《雷雨》是曹禺在大学毕业之前写完的。那时候他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写《雷雨》剧本。他后来说“《雷雨》的构思很早了，在南开中学时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剧本写成之后，交给了他的朋友靳以。那时候，靳以和巴金筹办了一个文学杂志叫《文学季刊》。曹禺跟巴金不熟悉，跟靳以却很熟。靳以大概是为了避嫌，把剧本压了一段时间才给巴金，谁知道巴金一看居然感动了，就决定把它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雷雨》一经发表，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轰动，就连日本文学界和戏剧界也注意到了，把它引进到日本去排演。这样以来，《雷雨》在日本也一炮走红，远在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看过之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几十年间，《雷雨》以话剧、电影、剧本等各种形式，上演或再版了无数次，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迄今为止，依然是中国话剧史上标志性的巅峰。
那一年，曹禺23岁。
《雷雨》剧照
写《雷雨》这个剧，是曹禺从童年开始心里壅积的情绪在青春季被引爆的结果。曹禺说，周朴园的家庭氛围有一些是他童年时代的家庭氛围，另一些是他跟着父亲串门，感受到的其他上流社会的家庭气氛。周朴园的人物形象是从他父亲的朋友们身上萃取的。这些人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学问，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上伪善奸诈，有着封建专制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他们在思想上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流毒，三妻四妾，男尊女卑，唯我独尊，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对繁漪的严格控制，对子女的生杀予夺，无不体现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他们则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做派，为了利润可以践踏一切的法律、道德、伦理！周朴园用几百个矿工的命换取自己发家的第一桶金，为了镇压矿工的请愿，连自己的亲骨肉、他跟鲁侍萍的私生子鲁大海也照杀不误！这就是资本家赤裸裸的嗜血的本性！可笑的是从《雷雨》诞生起直到现在，很多涉世未深的女性看过这部剧之后对周朴园心存好感，以为他有钱有势有地位，是成功的男士，而且对妻子特别暖心，关照无微不至——你看，他关心妻子繁漪，连吃药的水都准备好，药也亲自递过去。繁漪不吃，他还会耐心哄劝——你必须吃药！（剧中的繁漪其实不需要吃药。）
……
《日出》是继《雷雨》之后曹禺的又一力作。剧中的妓女陈白露和书生方达生各有原型。曹禺说：“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①而妓女陈白露的人物原型，则来自曹禺对妓女的调查和印象，还有轰动一时的阮玲玉自杀的新闻，以及他曾经收到过的一名自称“筠”的女孩，写给他的、谈她个人感情经历的来信，曹禺把这些都综合起来，提炼出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
中学时代，曹禺有一次出游五台山的经历。在太原，他吃惊地看到妓女被关在笼子里，摆在街边招来嫖客的悲惨景象。养尊处优的少爷第一次看到人间居然有生活在地狱里的女性，他性格里的抑郁、敏感、善良让他惊骇而难过。后来，他慢慢地了解到天津劝业场附近酒楼里妓女们的生活状况，他想起左拉在《娜娜》里描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整个社会都向女人扑上去。”底层妓女的辛酸，衣不蔽体的穷人，饥寒号啕的下层社会，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这一切都让他冥眩不安。他要替最底层挣扎的人们喊出那句心里的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书•汤誓》）
《日出》的写作，倾注了曹禺对底层女性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他几乎为此而疯狂。在《日出•跋》里面他说：“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着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
《日出》剧照
为了写好陈白露，曹禺“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到过……”甚至挨过流氓的打，被流言蜚语围攻。他发现“在这堆‘人类的渣滓’中，有一颗金子似的的心。”一个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纯洁的少女，被迫堕入了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既不得已又不能自拔。”她们“被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露临死前的这句话蕴含了无穷的感慨，无尽的悲伤，和对于明天的希望……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句话，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太阳升起来了！但那是别人的太阳！美好的生活与我无关，我要睡了，沉入永远的黑暗之中。让那些善良的、勤劳的人们，去享受日出之后美好的生活吧！
童年时代，曹禺跟随父亲到宣化去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被官府逮住暴打的土匪，看到啼饥号寒的农民，看到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的另一个世界。后来他遇到很多从农村逃到城里讨生活的流民，她们是女佣、奶妈、小偷、匪盗、妓女……他们给他讲农村的故事，讲自己悲惨的遭遇，讲农村里的恶霸和地主怎样巧取豪夺敲骨吸髓。他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里说:“我不熟悉农民，但是，我那个奶妈给我讲了很多农村里的故事，公公、婆婆都上吊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只有一个女儿也没有带出来，很惨啊！这是有原型的。仇、焦、花三家，原来是差不多的，很要好的。可能焦家宽裕些。等焦阎王在外做了军阀的什么连长、营长回来，就霸占仇家的土地。我是写这样三种类型，一种是焦阎王变坏了；一种是白傻子，他还能活下去；一种是仇虎，他活不下去了，没有他的路。”这是《原野》的来源。
为了抢夺仇虎家的土地，恶霸地主焦阎王贿赂腐败的地方政府，诬陷一个罪名把仇虎抓进大牢，仇虎的父亲被焦阎王活埋了，妹妹被抓起来卖给城里的三等妓院，母亲被烧死了，他的情人花金子被焦阎王强夺给自己的儿子焦大星做媳妇。杀父之仇，夺妻之耻，灭门之恨，全部集中在仇虎身上。他在牢里每时每刻都想着报仇，终于。他越狱成功了，潜回了村里，摸进恶霸地主焦阎王的家里，可是焦阎王死了，地主婆瞎了，他报仇的对象没有了……
这时候，他看见昔日的情人花金子和曾经的邻居焦大星。怎么办？是杀了这地主家的儿子儿媳？还是放过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懦弱的、并不曾伤害过自己的朋友？（一切坏事都是焦大星的父母干的，焦大星是个懦弱的人。）仇虎最终的选择是杀了焦大星，在他的逻辑里，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父亲做的孽儿子要偿还。然而，他也清楚焦大星是无辜的，他杀了焦大星，可是并没有感到复仇的快乐，反而感到陷入无边无际的泥泞中，不辨方向，无法自拔。
《原野》电影剧照
《原野》不仅反映了社会尖锐的矛盾，人性幽微而复杂的善恶，而且还把黑暗中的美，绝望中的爱呈现给人们。如果说《日出》里的日出不属于陈白露，那么《原野》里的原野也不属于仇虎。灿烂的日出，美丽的原野，都是属于别人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看得人都麻木了。
《原野》公演后，有评论家写道：“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作者在原野中还表现着一个美丽的idea，这种idea颇值得深思和回味。”“《原野》是代表坦白、善良、真理而向黑暗，不公，罪恶来痛击的！”②
《原野》《日出》《雷雨》《北京人》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是反映了人在时代的背景和个体不幸遭遇的多重压迫下，所表现出来的挣扎、反抗、以及人性的变化。剧本跟写小说不同，除了人物塑造和故事架构之外，话剧是靠“话”来表现人和事的，人物对话是剧本最难写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譬如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总觉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从剧中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够味儿，不得体！这就是编剧导演们在打磨“对话”上欠功夫。曹禺的剧本在人物对话上的精到精准迄今无人超越！就连同样擅长写剧本的郭沫若也赞不觉口。《雷雨》中周朴园跟鲁侍萍的那段对话，每句话仅仅几个字，却概括了30年的沧桑和怨恨，体现出当下的人物心情，揭露了人物的本质。周朴园面对被自己始乱终弃的鲁侍萍，（忽然严厉地）说出的话只有五个字：“你来干什么？”曹禺用这五个字撕去了他的面纱，让他头上笼罩的那些慈善家、道德高尚、上流贤达等等光晕一消而散，准确地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卑鄙和奸诈。周萍跟继母兼情人繁漪的对话同样是字字惊心，字字千钧，揭露了这个堂皇的家庭最肮脏下流的真实，也痛快淋漓地体现和嘲讽了他们之间“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很。”具有一种撕碎假面的进攻性，是最具魅力的戏剧语言。也许到现在还无人媲美。③
在《原野》里，仇虎和昔日情人花金子的一段对话也堪称经典，从1930年代《原野》上演一直流传到现在，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年经典啊！花金子跟仇虎偷情，她知道瞎眼的地主婆婆就躲在门外偷听，她也知道仇虎的母亲早已去世，但是，她偏偏拿模拿样卖弄风骚，问仇虎：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你先救谁？仇虎的回答，花金子的继续挑逗，让剧情在这里掀起了高潮，尤其是观众，无论什么时候看到这一段都会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又有一种沉重。现在的社交平台上、剧情里，常常有人抖这个梗！也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过《原野》，知不知道这是曹禺先生一百年前的杰作。
曹禺的人生其实是很坎坷的，除了情路嵯峨，从心态上回望，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敏感、抑郁和孤单之中。虽然少年成名，但是国运不幸，山河凋零，他们那一代人饱受了战乱流离之苦。为了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写作环境，他曾经在川江的一条普通的渔船上住了三个月，跟打鱼的人一起生活，吃同样的饭菜，睡同样的船板。解放之后又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无论生活的压力多重，他始终能够战胜困难，为人民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精品。从青年时期起，他不止一次对人重复奥尼尔的一句话：“诗的想象力照亮生活中污秽的死胡同。” 我想，他是用“诗的想象力”来生活，创作。在他的代表作的结尾，你都能感受到光明和希望就在生活的前方，那是雷雨过后的原野和日出，那是新的人新的生活。
最近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所谓的“文化领域优质创作者”们一直在拿曹禺的情史黑曹禺。从文章看，他们既不清楚曹禺的生平经历，也没有认真研读过曹禺的原著，更不可能理解一个天才剧作家的心路历程。他们仅凭着一星半点的资料，揣测着读者的阅读兴趣信口雌黄，取悦一众“吃瓜”的人以“增粉”。无知者无畏，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读了这些错讹百出的所谓“优质文案”，在评论区骂声一片，一代伟大的剧作家就这样被消费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不仅是对名作名人的污蔑和亵渎，更是对纯洁的、不谙世事的下一代的戕害和荼毒——单纯的青少年们还没接触曹禺的剧作，就先从社交平台上得出一个错误的、很恶心的印象，这势必会影响他们日后对曹禺著作的阅读兴趣和理解程度，因此，正本清源是必要的，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初心，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读者丢掉手机，去认真地读一读曹禺的传记，曹禺剧作的原著。
注释
①1982年5月26日曹禺同传记作者谈话记录
②见《中国文艺》1943年第3期文章《评原野》
③见《曹禺传》1988年版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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