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严重,窝在家重读西方历史,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历史上但凡是依靠海洋霸权崛起的国家,他们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后缀——共和国。

共和国意味着什么?它是民主政治的标记之一。

从古希腊的雅典共和国,到罗马时代的迦太基共和国,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近代的荷兰与英国(英国不叫“共和国”的海洋霸主),他们作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海洋霸主,其政治制度均带有强烈的民主色彩。

雅典城邦曾是地中海地区当之无愧的头号强国,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摇篮,雅典城邦设有公民大会,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一起讨论政治,选举自己的国家领袖。

从远古到现今的海洋霸主(海洋霸主的兴衰启示录)(1)

之后在北非崛起的迦太基,是足以和罗马相抗衡的海上强国。迦太基的政治结构也有民主基因,他们有元老院,有公民大会,最高领袖叫做执政官,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中世纪的威尼斯同样奉行民主制。顺便说一句,古代威尼斯和许多人想的不一样。她曾经是个非常彪悍的独立国家,在欧洲南部拥有众多的殖民地,周边不少国家都得看她的脸色。政治上,威尼斯市民能用金钱购买议会席位,从而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利。

至于荷兰与英国就更不用多说了,两国都是现代议会民主制的鼻祖。荷兰当年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是全世界最早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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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主与海洋之间,有着深刻不解之缘。不过先得说明一下,这里所谓的民主,和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是不同的。

人类近代以前的民主制,大多局限于精英阶层,比如商人或贵族,跟普通老百姓没啥关系。即便像雅典那种全民参与的民主,也设有一定的财产门槛。贫民和奴隶,是根本无权参加的。

即便如此,与大多数东方国家相比,传统西方海洋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仍旧要高得多,或者说,其国内的政治体系相对包容,权力不如大陆国家那样集中,也极少出现独裁式的领袖。

那么,为什么海权国家更容易诞生民主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问一问,为什么古代的大陆国家普遍缺乏民主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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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在古代世界,其最显著的差异来自它们的经济模式,大陆国家大多以农业为收入来源。而农业对土地有着极强的依附性。

对于大陆国家的政府而言,想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控制土地无疑是最直接的办法。控制了土地,也就控制了人口,控制了产出。所以,大陆国家大都发展成了君主专制,统治者掌控的土地越多,收入就越丰厚。

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国当年之所以能统一六国,靠的就是充分调动土地与人口,把国家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从而完成了这项旷世伟业。

自周朝到秦汉,中国的中央集权得到不断增强,直至最终形成了一个专制的大一统社会。这个千年传统,在今天的中国仍在发挥着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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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模式对于海洋国家却不管用,无论古希腊,威尼斯还是现代西欧国家,都未曾出现过中华帝国那样的集权体制,原因何在?

首先,海洋国家由于气候和地理原因,缺乏发展大规模农业的基础,这就意味着,统治者无法将土地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于是就只能另辟蹊径,通过商业来积累财富。

这也符合历史现实,前面提到的那些海权国家,全都以善于经商著称,那么,是不是只要商业发达了,就可以发展海上霸权了呢?那也未必。

比方说,中世纪西亚的阿拉伯人同样善于经商,他们不乏灿烂的文化。但阿拉伯人在海上并没有建立明显的军事优势,他们的经商线路以陆上为主,似乎没有控制海上贸易航线的迫切需求。

相应的,阿拉伯人也没能产生与欧洲国家相类似的民主制,其文明的基因,和西方文明也有着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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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像古希腊,威尼斯、荷兰这样的国家就不同了。它们原本就属于弹丸之地,普遍靠海而生。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向陆地发展,它们往往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

如果陆地霸主要入侵,它们背靠大海,无险可守,也无路可退。如果他们要想打过去,陆地霸主则能利用广阔的地理纵深进行防御。总之,发展陆上霸权,对于沿海小国而言毫无优势可言。

既然在陆地上没有生存的空间,单靠陆上的军事力量,也就无力抵御那些陆上强国的霸权。所以,沿海国家只能从海上寻找出路,在经济上发展商贸,在军事上则是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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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海军的护卫,你就无法拥有一个安全的商贸网络。没有强大的舰队,所谓的海洋霸权就是天方夜谭。有了海军,海洋国家就有能力反制大陆国家,比如通过扼守几个重要的港口,掐死大陆国家的对外贸易。

然而,建设海军的成本是很高的。在古代那更是一笔天文数字。从建造船只,到训练士兵,还需要大量的专业工匠,并设置专门的军事港口,一个小小的国家又怎么负担得起?

当国家急需用钱的时候,那些靠海洋贸易发家的国度,就获得了独特的资源优势。因为他们有大批的商人,而商人是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

商人是有积极性赞助海军建设的,因为海军越强大,他们的生意就越是有保障。由于国家的军事力量需靠商人支持,他们在政治上就获得了话语权。久而久之,商人成了贵族,与统治者形成共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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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治关系,构成了海洋国家民主的基因,但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来自于经济。

与传统的大陆国家相比,海洋国家拥有更大的融资优势。因为其资金主要来自于商人阶层。

对于大陆国家而言,融资渠道无非一种,就是向土地征税。然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尽管从业者人数众多,但每个人能交的税其实很少,因为绝大多数农民都一穷二白。而且穷人对征税通常比较抵制,征得多了,搞不好还会引发动乱。

另外,征税还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逃税漏税等情况,这在过去人口统计技术落后的时代是防不胜防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了。英法两国在17、18世纪曾经是一对死敌,为争夺海外利益,两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战争是最烧钱的,两国国王都迫切需要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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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国,法国国王采取的办法是大规模征税。若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太大问题。可到了战争时期就不同了。

前方越是烧钱,后方征得税就越多,结果老百姓觉得苦不堪言,前方打得越凶,老百姓越不愿意交税,政府也变得越来越穷,社会不满日益加剧,也为后来的国内危机埋下了隐患。

但同时期的英国,采用的办法却和法国截然不同。英国也在大幅度提高战争开销,但政府是以借款的方式,向商人融资。

其结果是:英国的战争投入是国民收入的1.5倍,而法国只有国民收入的50%~80%。正是这一融资优势,为英国最终赢得英法战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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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海洋国家惯用的模式,通过借款而非征税来融资。借款,就意味着政府有求于商人,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得向商人让渡一部分权力。商人用钱资助国家,政府用权力回报商人。

这样的国家,其实更像是一家公司,由大大小小的股东参股。而且,商人和资本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国王也无法像控制土地那样牢牢控制资本,王权也由此得到了遏制。

融资优势在为海洋国家建立霸权的同时,也塑造了海权国家独特的扩张模式——相比于吞并领土,他们往往更热衷于有限扩张。

我们就以迦太基为例,迦太基曾与罗马争夺地中海霸权。其名将汉尼拔也给罗马军队造成过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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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人的历史著作中,迦太基被描述成一个凶残的,嗜杀成瘾的国家。可能是因为汉尼拔给他们制造了太大的心理阴影。但现实中的迦太基,恰恰比罗马人更倾向于和平。

原因就在于,迦太基是比罗马更加纯粹的海权国家,迦太基人追求的是安全的商贸往来,对于领土吞并却没有太大的野心。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反问,既然如此,当年汉尼拔主动进攻罗马,险些打到罗马城下,这又怎么解释?

其实,汉尼拔并没有吞并罗马的野心,他长驱直入攻进罗马本土,其实是冒险之举。其根本意图,是为了瓦解罗马人的联盟,策动罗马的那帮小兄弟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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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汉尼拔攻打罗马,是为了削弱对方的力量,使其无法统一,从而减少对迦太基的威胁。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有限扩张,迦太基的策略从来不是灭掉罗马,而是保持地中海的均势,确保迦太基一家独大。

类似这样的战略,在后来不少海洋国家那里都得到了继承。

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由海上贸易维持的大国,威尼斯的策略就是,通过大海将陆上的领地连接起来,并通过海军力量保护它们。所以,威尼斯只需要占领几个港口,如果海上贸易遭到威胁,就可以通过海军制裁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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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英国,更是将这一战略发挥得淋漓尽致。

相比于法国、西班牙、俄罗斯这些陆上强国,英国将重心放在了海上,为了维持自己在海洋上的绝对优势,英国对大陆采取了著名的“均势策略”,即不让任何一个国家独大,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英国就充当搅局者,谁弱就帮谁,从而达到制衡的目的。

这种追求成功的方式是非常有节制的,它有点像是做生意。我一旦在某个领域获得了垄断地位,我会打压任何对我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而且毫不手软。

但与此同时,我也不会轻易把对手灭了。因为海洋国家对贸易网络的高度依赖,决定了它无法接受一个纯粹的单级体系,由于市场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多元化的。如果对手都消失了,还有谁来和我做生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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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恰恰是这种基于商业逻辑的扩张模式,给海权国家的安全带来了隐患。

因为海权国家更喜欢以商业逻辑看待政治,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遭遇强敌的时候,会暴露出一系列深刻的弊端。

还是以迦太基为例,迦太基追求有限扩张,他们的目标是削弱罗马,而不是吞并罗马。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迦太基人就和罗马人坐到谈判桌上签订条约,然后对战果分成。

按照条约,迦太基缩减了军队的规模,并从罗马那里分得了他们想要的商业利益。但罗马人可不像迦太基人那样富有“契约精神”。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元老院就一致同意,必须把迦太基灭了。

和迦太基不同,罗马人奉行的是军国主义逻辑,不按照常理出牌。商业要的是共荣,而军国主义要的是你死我活。所以,罗马只想彻底压垮对手,而不是仅仅获得对手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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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迦太基还是被罗马灭了,罗马人甚至还在迦太基的土地上撒了盐,诅咒其永世长不出庄稼。

迦太基的悲剧,也是从古至今不少海权国家衰败的缩影。无论是过去的古希腊,还是威尼斯、荷兰,他们最终都难敌新崛起的陆上霸主。

也许英国是个例外,不过,英国能够在整个19世纪坐稳全球霸主的地位,恰恰是因为他征服了很多海外殖民地,比如印度这种传统的大陆国家。所以,19世纪的英国,已经混合了大陆国家的基因。

为什么仅仅依靠海洋霸权难以获得持久的强大?其根本原因正是其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不可否认,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一个独特的贸易链条,能够为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长。也给海权国家的政治赋予了明显的商业色彩。所以,海权国家大多奉行利益驱动的模式,把做生意作为扩张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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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当你一旦把蛋糕做大,就会遭到对手的觊觎。他们会垂涎你控制的那个庞大网络,由于陆上国家天生就具备强大的动员能力,他们就更倾向以政治或军事为导向,把你彻底踢出局。

更形象地说,海权国家与大陆国家,前者希望维持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点像今天的安卓。而大陆国家则需要一个封闭的系统,有点像今天的苹果。

开放能带来繁荣,也会带来风险,因为难以集中资源抵御强敌。封闭能带来安全,但也会造成文化经济的单一落后。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国,但由于明清之后遏制了海上贸易,被开始称霸海洋的西方文明全面反超。

因此,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强大,就得同时掌握这两个系统,采用混合模式。国家如此,企业也同样,想获得成长,你就得不断地拥抱复杂性,得有能力兼容多种系统来适应各种变化,唯有这样,你才能把握生存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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