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伴随着整个东方国家的崛起有了长足发展，基本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以本土资源为基本素材的发展趋势，构建起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深化东方外交史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2月10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世界知识》杂志社、民主与法制出版社、辽宁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女子学院、黑河学院、日本大学、日本城西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吉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河北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海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会现场 本网记者 田粉红/摄
首先，会议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展开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外交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果比较丰硕，但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本次会议的召开弥补了这一缺憾。反映出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向，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研究员也对东方国家崛起这个提法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东方国家的崛起是一个现象和历史进程，不是一个结果。在国际格局当中，东方国家要实现整体崛起，就要实现真正的团结，推动世界格局向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主任柯木林教授发言说，东方外交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从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都是一个创新，同时需要加强全球视野下的东方外交史研究。
在会议主题发言中，与会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对东方外交史近年来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讨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对日本历史中公元七至八世纪从大化改新到天平盛世这个阶段，日本怎样全面吸收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业绩和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就2006年出版的《日本文明史》（第二版）中的明显漏误以及书中美化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一部分谬论，根据史实予以评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主任柯木林教授对晚清著名外交官、新加坡文化奠基人、中新友好使者左秉隆的外交贡献给予了恰当评价和准确定位。新加坡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梳理中新外交关系历史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杨闯教授主要阐述了古代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原则、外交管理和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探讨了东方外交制度被动接受西方外交制度的原因。在中国全面崛起的今天，尤其是外交斗争的加剧，中国如何摆脱近代被动接受西方外交规则和制度，如何争夺国际话语权、外交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教授则从历史上契丹对高丽三次征伐的目的、原因及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辽丽宗藩关系的建立，不仅打破了汉唐以来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并且为以后辽丽关系的发展和以契丹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构建奠定了基础。
在最后的主题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十年历程做出基本总结。第一、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纳入外交史研究的视野，拓展了外交史研究内容。第二、加强了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从单一的国别外交史研究走向对整个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第三、东方外交史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第四。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正如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祥教授在总结评议中指出的，从学术角度讲，东方外交史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分组讨论 本网记者 田粉红/摄
同时，与会学者围绕“东方崛起形势下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构建”与“东方历史上重大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交流与互动”两个议题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问题方方面面，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实践到理论等都有涉猎。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感受，即两个使命感：第一、学术使命感。我们如何在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研究问题方法的拓展方面做出学术创新。更重要的是第二点，社会使命感。如何把历史学研究同实践和社会的需求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结合在一起。东方外交史研究做到了这一点。
研讨会闭幕 本网记者 田粉红/摄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28篇，都围绕东方外交史主题展开，是最近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新的展现，不仅有新材料，新理论的使用，更重要的是视野的扩大。正如陈奉林教授说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打破了外交史研究的政治史旧框架，有助于我们开拓思路，许多分支领域都有进展，从简单的罗列、排比材料走向对问题的理论抽象，从因循墨守成说走向对问题的深层次考察，也形成了一些特点和风格。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关注了现实的需要。史学研究最大一个挑战就是来自现实的挑战，现实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历史学家可能没有回答，这是需要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与会人员合影留 本网记者 田粉红/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