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问及某机关的干部党风廉洁档案管理情况。基层的同志对干部廉洁档案的资料收集、填报规范、内容涵盖、保密要求等工作如数家珍，颇有成就感。而问起廉洁档案的运用情况时，却哑口无言。
现实中，个别机关单位在对党员干部廉洁档案的信息资料收集、汇总、分类之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干部廉洁档案充其量只是信息“搬运工”，而更关键的“廉情分析师”职责却被搁置。没有眼睛向下的认真，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一味地沿用旧套路、老办法管理档案，难免陷入拿“老皇历”说事的窘状。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综合日常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把好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把“病态”干部“闸”在门外，能体现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消弭民众的疑虑。应当认识到，把好“回复”关，评价的依据是档案，监管的重音在日常。监督关口的前置，就是要常常拧紧党员干部的“廉洁栓”，同时，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员干部的德能勤绩廉情况，为组织把好脉，回复的意见才有价值。
“寻其起弊之源，医其受病之处”，是建立干部廉洁档案的初衷。现实表明，个人婚丧嫁娶、财产变动、违纪违规处分、函询诫勉谈话……干部廉洁档案的信息录入量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这为档案分析提供了详实数据和具体事实支撑，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监督管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干部廉洁档案是对党员干部实行动态管理、时时监督的重要手段。发挥干部廉洁档案管理作用，就要时常把每个入档干部的所有资料梳理、归纳、分析、比对，找出制度漏洞加以固化，既防止“牛栏关猫”“亡羊不补牢”，又杜绝干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流入“堰塞湖”，引发新的腐败问题，带来更大的隐患。
农谚讲，农作物生长靠的是“三分种、七分管”。干部廉洁档案要“管”也要“理”。应当把功夫下在落细落小上，把档案管理的重心落到分析研判上。管理重在梳理。管理工作“实”起来，干部廉洁档案才能“活”起来。发现干部的风险点及时提醒，才是档案管理使用的价值所在，是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全过程的要义所在。（白天）
《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乾隆中期，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中国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
修书缘起
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库修书之前，出版业高度发达，典籍充分积累，藏书兴盛，文献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汉学成为主流学风。在时代学风下，学者们需要阅读大量藏书，以及许多完整的原著，以征引材料，考证学术源流。而对于自明末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如何对待，到自觉检讨并总结以引导臣民认识西学，确立西学政策的时候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外因和内因的具备，为乾隆日后编撰《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自如点评其间，作出论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部号称“前千古而后万年，无斯巨帙”的《四库全书》，一项有学者称为足以方轨长城、大运河的巨大工程正在不断蠕动酝酿，渐渐成熟，等待破土而出。
问世旅程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从御史王应采、安徽学政朱筠请下诏求遗书。他所下旨有四个方面的要点：
一是为什么要稽古右文。乾隆指出：大者是为了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备千秋法鉴；小者是为了游艺养心之助。
二是稽古右文具备的条件。乾隆即位之初就下诏征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纂修了不少大型书籍，至四库修书前已差不多荟齐了重要的书籍。
三是规定了稽古右文的标准及收购原则。乾隆下旨，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的祖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鹜，编刻酬唱诗文，琐屑无当者，都无庸采取外。那些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也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也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 ，都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中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
四是准备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编写相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同时，他想要亲自过目并避免烦琐，于是在发出征书令的同时，也发出了为征书开列总目及另编简明目录的指令。当然，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及其《简明目录》的工作，仍然是四库开馆后的事了，与《四库全书》编纂几乎同时。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作为执行乾隆征书旨意的官员之一，对征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的具体意见。一是急搜旧本抄本，以补充前史《艺文志》的缺失。二是定国家藏书目录宣示外廷，并择《永乐大典》中古书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三是著录与校雠并重。四是收书之外，兼收金石图谱，凡直省所存钟铭碑刻应拓取校录。
在朱筠之前，类似的建议也有大臣或学者提出。康熙年间，徐乾学曾提议请命儒臣，重加讨论，刊录颁布秘本。其后，查慎行参与纂修《佩文韵府》，曾拟奏请查阅《永乐大典》，以资参考。雍正时，全祖望因侍郎李绂的关系得阅《永乐大典》，“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此后，纪昀也得以阅读。不过，学者建议辑录刊布《永乐大典》及抄录行动，一直未引起清政府的重视。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征书的无序及收效的微弱，使朱筠建议辑佚《永乐大典》终于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就可否辑佚之事，乾隆曾询问刘统勋，刘统勋嘱托许祖京前往翰林院实际查检。许祖京查检后，以《永乐大典》虽极博，但多唐以后书，且多隶韵字，割裂散漫，建议不值得重修。后来参与争论的人物中就许祖京一人不在四库馆之列。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大学士刘统勋等上奏讨论回复朱筠所奏陈的购访遗书意见折。同日，从朱筠所请，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校办《永乐大典》，并命以《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互为校核。于是四库修书工作正式启动。当修书之议开始时，张廷玉的嫡派于敏中极力赞成，得鄂尔泰方正的刘统勋则反对强烈。至此，乾隆抑方正奖圆通之意表露无遗。
乾隆三十八年（1773），《永乐大典》体例未协，添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详定修书规条。同年，校办《永乐大典》条例议就，因乾隆认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四库即经史子集四部代称，所以书成时命名为《四库全书》。各部用与春夏秋冬相应的颜色装潢。
校核查访《永乐大典》一段时间后，乾隆让内阁传令各督抚，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收购遗书工作方全面展开。乾隆也陆续选派亲信子弟要员管理四库馆，确定修书具体人员，充实四库馆，并不断修正修书事项。同时，下令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并下令各总裁妥善议定清理各省送到遗书办法。同年，乾隆担心自己年岁已大，生前见不到《四库全书》修成，于是下令编《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下令在各书提要末载明藏书人姓名，并下令在《总目提要》之外，另编《简明目录》。
一时间名儒大家汇聚馆中，主持风会，辨汉宋儒术是非，析诗文流派正伪。锻炼了人才，引领了时风学风。大批士子学者纷纷涌入京师，各类书籍也不断齐集都城，一片文化繁盛景象。
四库馆设有正总裁、副总裁、总阅官、总纂官（下设分纂官）、总校官（下设分校官）、总目协勘官、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督催官、翰林院收掌、武英殿收掌、缮书处收掌、监造官，共有360人。这些人员，除乾隆特旨征召的平民学者外，都是在朝臣工，所以被统称为四库馆臣。正总裁由永瑢等担任，具体修纂工作则由总纂官纪昀、陆锡熊主持。正总裁由皇室郡王及大学士兼任，副总裁由六部尚书及侍郎兼任。实际担任编纂工作的是总纂官、纂修官、总校官、分校官。
在纂修过程中，为了使官绅士民踊跃献书，乾隆制定了奖励办法。如奖书。进书五百种以上者，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如题咏。进书百种以上者，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乾隆亲自评咏，题识简端。如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获得奖励者，视之为无上荣光。不过，正因为乾隆的重视，四库馆也就颇充斥终南捷径味道。乾隆的亲信大臣如和珅、阿桂、福隆安等派入馆中，得到了文事锻炼。有过大臣入馆，有后效者，则获东山再起机会。而为四库馆做抄缮工作的如洪亮吉等士子，则获得了发展契机。当然，也有一些士子自备斧资入四库馆做抄缮工作。这些抄写者共3800多人。总之，各类人等的期许，在四库馆中得到了大小不等的满足。当然，也有与四库馆学风不合而离开四库馆的，或望馆兴叹品评四库修书是非者。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初六，《四库全书》第一分书完竣。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御文渊阁赐《四库全书》总裁等官并赏赉有差。随后，著交四库馆再缮写《四库全书》三分，安置到文汇、文宗、文澜三阁。紧接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告成，并改定《四库全书总目》编次。年底，第二分《四库全书》（为文溯阁陈设者）缮竣。乾隆四十八年（1783），贮藏在奉天文溯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文津阁《四库全书》成书，乾隆五十年（1785），贮藏在热河文津阁。乾隆五十二年（1787），续抄《四库全书》三份成，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乾隆五十五年（1790），令士子得入翰林院抄阅《四库全书》副本，掌院不得勒阻留难。
不过，四库修书虽然基本上告结，但增补删改的后续工作仍在进行。到嘉庆八年（1803），则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对《四库全书》续缮的工作。到嘉庆九年（1804）二月初一，军机大臣庆桂等才上奏称文渊阁空函书籍排架告竣。四库修书至此才真正结束。
不过，因诸种因素，七阁《四库全书》质量是不一的。备乾隆御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最精，而文溯等阁《四库全书》次之，因为它们只是为乾隆巡幸时而备。此外，各阁书籍还存在大小不等的错讹疏漏。为此，乾隆曾处罚了包括皇子永瑢等在内的四库馆臣，尽量减少这些错讹。陆锡熊逝于前往盛京（今沈阳）覆阅文溯阁《四库全书》的途中。而陆费墀被惩罚得倾家荡产。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初十，纪昀还赴热河覆勘文津阁《四库全书》。而终乾隆一朝也未告办竣的各份《四库全书》缮竣后的空函书籍，至嘉庆初年才告结。当然，以上不足，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修纂大型书籍避免不了的。
价值与意义
综观《四库全书》，共收录了3503种古文献，79337卷，36277册，6144函，103架，2291100页（以上6组数字为陈垣统计），总数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民国学者杨家骆所统计字数），汇总了中国十八世纪，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典籍，并梳理了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而它的刊刻、装帧与典藏技艺则传承了古代文化艺术，是对十八世纪及其以前古代学术文化进行的一次大总结，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保存了中华文脉。从它成书之日起，便以代表东方文化的身份获得了世界性地位。学者把它与狄德罗《百科全书》相比，以及清亡以来的影印之举，以及北洋、民国政府把它作为交好世界各国的礼物，也很好展示出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璀璨明珠的形象。当然，因政治、技术、管理诸方面的原因，以及四库修书任务的庞大，它的缺憾自然也在所难免。即或如此，它传承下来的典籍也使它成为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汇结。故而，它的缺憾丝毫无以撼动它的“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季羡林语）的地位。
《四库全书》修成之后，随着清政府的衰败，战火使七阁《四库全书》只剩下文渊、文津、文澜、文溯四阁了，保护弘扬之责刻不容缓。
（陈晓华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与传统文化、明清史、中外文化交流研究。）
由于新旧民主革命的交替，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出现一次革命高潮、两次革命高潮，确是三次革命高潮，只是没有编上数号，或者为别的编次抵销了，这三次高潮应该是：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
第二次是国共合作的1927年大革命即国民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
第三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1949年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这三次高潮，总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后面还加上反官僚资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出现，具体的革命对象则是三个层次，从清朝的封建帝制统治到封建性仍占优势的北洋军阀统治，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成份在它们身上互相消长，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成份在它们身上一个比一个增长，30年代（抗战前夕）的中国已呈畸形的资本主义架势。革命队伍从领导层到基础革命力量也经历了三个层次，有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会党和新军力量，再由国共合作特别是共产党人动员和组织的工农群众，最后有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和其他阶级阶层的全民力量。
这三次革命高潮，集中发生于近代社会的最后五十年间，是由鸦片战争开始的撞击、搏斗、呼号而来。因为近代中国是古今中外的汇合点，它的高潮只有在民族觉醒、革命力量成熟的二十世纪初期才能出现，此前的斗争都是为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革命高潮的准备。三次高潮的起伏，又是敌我力量严酷较量及其消长的历程，恰如毛泽东指出的，就是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的历程。他还从社会力量消长的关系曾经论述“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中，列举了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打败了清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败了袁世凯留下的军阀系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没有明言三次革命高潮，其实他所概括的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三次高潮。
三次革命高潮是新陈代谢的集中体现，都要求全局性的变革，它们的依次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反映了政治上、思想上新陈代谢的快速步骤。
——节选自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在革命老区江西兴国县，有一栋特别的房子——“也是居”，这是中共兴国县委第一任书记胡灿的私宅，“也是居”不但名字取得古怪，而且房子也极为简陋，不过三间土砖瓦房而已。
胡灿1895年出生在兴国一个贫寒的制伞工人家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胡灿的本家堂叔胡谦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任军政部次长。一天，胡谦派人把胡灿找去，寒暄一番后对他表示想在胡家祠附近盖一栋房子，只是那里有你家的一块宅基地，若胡灿能说服其父出让宅基地，胡谦愿以西街的饭店作为交换。
胡谦开出的条件不能不说是优厚的，但胡灿的父亲此前已明确表示拒绝出让宅基地，胡灿也考虑到自己与胡谦信仰不同，走的不是一条道，因此对胡谦的要求断然拒绝。后来，胡谦在屡次纠缠未果的情况下，只得缩小规模，在胡家祠旁盖了一幢漂亮的小洋楼，还题名曰“颐养轩”，意即颐养天年。
1925年3月，胡灿报名参加了黄埔学生军先锋队，讨伐叛军陈炯明，不幸在惠州战役中负伤。胡灿次年回到兴国家中养伤，他用养伤津贴盖了一幢房子，正好在颐养轩的对面。房子仅有三间，土墙瓦顶，非常简陋。胡灿并不认为这三间房子有什么地方不如别人，他在门楣上为房子题名“也是居”，大有与颐养轩针锋相对的意味。
1929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来到兴国，指导兴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胡灿任军事部长。6月，国民党军张与仁部进犯兴国，胡灿率游击队作战。7月，他率部击毙了敌军一个团包括团长在内的三十多人。敌人恼羞成怒，一面公开悬赏捉拿胡灿，一面纵火烧掉了胡灿的房子。
得知敌人烧了“也是居”后，胡灿写信安慰妻子，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房子烧了不要紧，只求人在值千金。共产主义要实现，阶级仇恨永记心。”三间简陋的房子，不仅映照出了共产党人的朴素节俭，也映照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胡灿率众收复县城后，重新修建了被敌人烧坏的房子。1932年胡灿牺牲后，兴国乡亲们把这幢见证历史的“也是居”一直保护至今。（淦季轩）
西北关中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故而富有神秘色彩的游览胜地不胜枚举，玉女洞即是其一。洞中有一奇特之泉，极清澈，又甘美异常。传说哪个人有幸得饮此泉，不只百病全消，还会长生不老。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派任凤翔签判，在游玉女洞时，口干舌燥之际痛饮仙泉，顿觉名不虚传。苏轼是个颇懂享受之人。他想：如何才能长享此美呢？学士不愧人中之杰，很快即有主意，那就是定期派手下卫卒前来取水。为防止卫卒用其他地方的水冒充，苏轼与负责玉女洞事务的中兴寺僧破竹为契，自己与寺僧各持其一，作为往来的凭据，戏称为“调水符”。应该说这个类似于古代调兵的方法确实高明，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遇到新难题。每次卫卒取水后，半路就将其喝光，再装满河水回去交差。受骗的苏轼非常懊恼，和别人又没法说，只好给弟弟苏辙写信，大倒苦水，慨叹人心之不古无过于此也。
苏辙的回信很快到来。令苏轼大感意外的是，自己的牢骚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换来的是令他汗流浃背的一顿针砭：“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谁谩。渴饮吾井泉，饥食甑中饭。何用费卒徒，取水负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变。授君无忧符，阶下泉可咽。”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错误并不在于取水之人，而是在于喝水的哥哥欲望太多。你连喝点水都要防着手下人偷换，这不活得太累了吗？你约束一下自己的欲望，渴了就喝，饿了就吃，简单易得，无牵无挂，这才是真正的“无忧符”。有了它，哪儿的水喝起来都不比玉女洞的泉水差。
苏辙在文学史上，无论天分、才华还是成就，都不及其兄，但他这番充满智慧与哲理的真诚劝谏，真真令人刮目相看。人都有欲望，七情六欲本是人之天性，毫不奇怪，连孔老夫子都说：“食、色，性也！”从某种角度说，它还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欲”是要有限度的，这也是问题关键之所在。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是极其正常与合理的。可是如果过了这个“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吃喝不怕好，票子不怕多，位子不怕高，便宜不怕大……凡事喜欢唯我独尊，恨不能天下风光一人占尽，这就是贪婪甚或疯狂了。为了满足泛滥的、无度的欲望而不择手段、伤天害理，最终导致天怒人怨，这不是洪水猛兽又是什么？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欲求过度，是注定没有好日子过的。苏辙的清心寡欲、谦虚谨慎，委实难能可贵。史载，苏辙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恬淡虚静、简朴大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处逆境而浑然如常。他何以能如此淡定？这除了个人秉性之外，最为主要的就是他对“多欲”的危害有着特别清醒的认识。所需最少，满足最易；俯仰无愧，淡泊宁静。如此，忧从何来？惧自何生？
“欲”少，必淡泊。凡事看淡，寸心之处必安、必静、必如定海神针一般。任凭风浪起，稳如泰山立。如此，精神世界必定没有枷锁和牢笼，而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是自己生命的主人。
苏辙少时健康不佳，长期为肺病所苦，然而却比强壮如牛的哥哥苏轼长寿，且苏轼的衣食多由苏辙接济，这个匪夷所思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与深思。
“辙”者，低调、务实、甘于负重，成人之美，正合厚德载物之意。苏洵以此字为沉静厚重的次子名之，是寄望于他不慕荣利、精诚守拙，步步为实、不蹈虚空，用扎扎实实的脚印说话。观苏辙一生，劳苦不避，功成不居，自然祸亦不及，实不负其父之雅望，亦不负“辙”之美名与深意，实可曰：“大矣哉，淡定苏辙！”（马军）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下称《准则》），并于日前发出印发《准则》的通知，要求全体检察官遵照执行，检察辅助人员参照执行。
《准则》共有5条，第一条为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本色。第二条为坚持为民宗旨，保障人民权益。第三条为坚持担当精神，强化法律监督。第四条为坚持公正理念，维护法制统一。第五条为坚持廉洁操守，自觉接受监督。
《准则》从印发之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同时废止。（记者徐盈雁）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研究、检察委员会审议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是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成果，是落实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具体行动，是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形势、提升检察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实际步骤。对于推进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对检察工作领导、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特别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规施行，对推进检察机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是党领导下的司法机关，检察官是检察权的执掌者和检察队伍的主体，检察官基本都是共产党员，其职业道德素养关乎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全局和根本。《准则》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贴司法体制改革对检察官职业道德提出的新要求，突出检察职业特色，坚持删繁就简，在全面总结2009年9月颁布的《准则（试行）》贯彻落实经验的基础上，反复打磨，努力使之成为检察机关成立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成为向全体检察官发出的职业道德宣示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检察队伍建设、推进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前进方向。
抓好《准则》的学习贯彻，首先要领会《准则》的修订原意和基本精神。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保证检察机关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加强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准则》把“坚持忠诚品格，永葆政治本色”放在首位，旨在对检察官“忠诚”道德作出规范。“天下大德，莫过于忠”。坚决维护核心地位，是党对检察机关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是检察队伍对党绝对忠诚的集中体现。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引导广大检察官自觉补钙壮骨、立根固本，增强“四个意识”，永葆政治本色，坚守为民宗旨，弘扬担当精神，强化公正理念，保持廉洁操守，打牢贯彻落实《准则》的思想理论根基。
如何让检察官像敬畏“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样把职业道德铭记在心、融入血脉，是贯彻落实《准则》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职业道德建设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搞建设，与盖大楼、修公路不一样，有其自身特点规律。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职业道德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永恒主题和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检察官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推动《准则》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真正让职业道德流淌在每个检察官的血液里。要把职业道德作为司法办案的行动指引，拓展实践载体，推动实践养成，引导检察官把《准则》落实到司法办案的每个环节。要把职业道德建设纳入党建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检察官职业道德监督、考核、奖惩机制，以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检察官职业道德的强大力量，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检察机关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答卷。
原标题：孙谦在江苏、安徽两省调研时强调 切实加强新时期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孙谦赴江苏、安徽两省调研。其间，孙谦分别在南京市江宁区检察院、江苏省检察院、安徽省检察院、安徽省长丰县双墩派出所进行调研座谈，听取了江苏省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公诉工作专题汇报。他对江苏、安徽两省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新的希望和要求。
关于公诉工作，孙谦强调：一要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要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办案效率和办案能力；加强新的法律、司法解释的学习，提高新媒体时代执法办案水平；适应改革要求，运用新的管理方式和办案模式提升工作效率。二要注重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欢迎律师提意见，善于听取律师意见，依法帮助律师排除履职中的障碍。三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履行公诉职责，对新情况多思考、多研究，善于有效解决新问题。对职务犯罪大要案起诉工作，孙谦强调：一要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把好事实关、证据关，准确适用法律。三要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四要认真总结经验和不足，不断提升公诉工作水平。
关于侦查监督工作，孙谦指出：一要积极适应公安机关办案机制改革、警力下沉的新形势，探索有效监督保障侦查活动合法的新机制，突出证据合法性的监督，切实发挥检察机关防范冤假错案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二要牢固树立与法治化、现代化相适应的侦查监督理念，切实把防范冤假错案、保障人权作为侦查监督工作的基本职责。三是在主动作为的同时，监督方式要与时俱进。对案件多的大型派出所可以派驻，案件少的可以实行检察官巡回监督。要围绕保证侦查活动合法的监督目的，采取最便捷、最有效的监督方式。四要加强侦查监督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推进信息化、大数据应用，提高侦查监督能力和水平。
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分别陪同调研。（张晓津）
近日，天津市检察院召开集中惩治和预防“小官大贪”职务犯罪案件专项工作会议，对全市检察机关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和最高检工作要求，坚决严惩“小官大贪”职务犯罪开展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要深刻领会专项惩治和预防“小官大贪”职务犯罪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实际办案成效体现检察机关的政治担当。2015年以来，天津市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主动地查办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小官大贪”案件，立案侦查基层人员职务犯罪159人，涉及土地拆迁、农村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为整改落实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指出的重点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促进反腐败斗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全力以赴抓好惩治和预防“小官大贪”职务犯罪专项工作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检察机关要坚持“五个强化”：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各院要成立专门工作组，主动向同级人大、党委汇报，为开展专项工作做好充分保障。二是强化司法办案，以开展专项工作为契机，在全市形成办案规模效应。三是强化督促指导，成立专项工作巡查小组，加大案件指导和督办力度，督促规范司法，加强办案安全。四是强化协调配合，加强与纪检监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做好案件线索通报、移送工作。五是强化综合整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加大宣传、警示教育、专项调查等工作措施，从源头上减少“小官大贪”案件的发生。（记者张宁 通讯员王磊 肖铂奕）
在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乡，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满都拉检察室兼希拉穆仁检察室主任潘志荣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游牧检察官”。
“法眼”守护群众利益
2015年8月，潘志荣在巡访中，接到那仁宝力格嘎查牧民们的实名举报，反映嘎查书记朝某擅自将集体草场转移到自己儿子名下，套取国家禁牧补贴款，还把草场用围栏围了起来，牲畜饮水的唯一水源也被围在里面，生产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后，牧民群众表示要上访。潘志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立即请示并建议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调查。连续奔走五天，往返几百公里，走访了20多户牧民调查取证，潘志荣把问题查得水落石出。
原来，嘎查书记朝某以第二轮草场承包时不慎遗漏部分牧民为由，伪造了机动草场遗漏问题处理意见和牧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将1800多亩机动草场转移登记在自己儿子名下，套取国家禁牧补贴款4万多元。
2015年9月，该院依法对朝某立案侦查，并对其刑事拘留。
消息传开，那仁宝力格嘎查的牧民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有位牧民紧紧握着老潘的手，眼睛里闪着泪，说：“你们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我相信法律、我相信法律还是很公正的！”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牧民们说，潘主任的好事就像天上星星，数也数不完。
“法眼”维护公平正义
2007年8月的一天，百灵庙镇一家批发部的老板老王正坐在店里，李某突然破门而入：他手里拿了一把长刀，两条腿上各绑了一把短刀，在挥舞着长刀把王老板吓跑后，抓起货架上的食物大吃大喝起来。
王老板报警后，犯罪嫌疑人李某被迅速赶来的公安民警抓了个现行。不久后，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时任侦查监督科科长的潘志荣立即开展审查。
潘志荣在讯问李某之后，却没有贸然同意批准逮捕的意见，而是进一步询问被害人和相关证人。“既然抢劫的地点选择在批发部，为什么目标不是钱财，而是拿起东西就吃？”潘志荣说，这样的作案行为不合常理，于是他怀疑李某可能患有精神性疾病。
李某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与潘志荣产生了分歧。因为在抓捕时，李某的精神并没有出现异常。
为此，潘志荣没有放弃，他继续讯问李某，发现每次讯问时，李某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在潘志荣的建议下，公安机关对李某进行了精神病鉴定。鉴定结果证明，李某逻辑思维差，有明显的被害妄想，属于分裂情感性精神病。
潘志荣最终对该案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
“法眼”呵护美丽草原
2014年，潘志荣接手了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两位牧民私自在自家承包的150多亩草场上种了葵花和玉米。
潘志荣赶到现场，看到大片草场被破坏，除了痛心，考虑更多的是用什么方法既能办好此案，又能给牧民上一堂普法课，提高牧民对草场的保护意识。
在潘志荣的建议下，庭审现场被搬到案发地。在检察院的协调下，一个有30多名牧民代表、人大代表参加旁听的“草原法庭”开庭了。这在草原上还是头一回。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牧民们骑着马、开着车赶到现场旁听。
庭审结束后，牧民们围着潘志荣问这问那。潘志荣和牧民们围坐在草地上，用蒙语又为大家把这个案子里里外外讲了个透。“从来没见过庭审是什么样，从来没听过检察官这样说案讲法。这回知道了，可不敢随意破坏草场，那可是犯法的。”牧民们说。
冬季的草原，进入农闲时节，一些农牧民开始猫冬。而潘志荣却更加忙碌：从城镇到乡村，从农区到牧区，从一个检察室再到另一个检察室，每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潘志荣说，农闲正是普法时。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包里都装满普法手册、检察职能宣传册、警示教育手册等资料，走牧点进毡房、进村入户“串亲戚”。
“作为一名从事刑事申诉工作的检察官，我始终一视同仁认真对待群众诉求，依法公正办理每一起案件。”云南省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处副处长高洁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纠错能手
“在案子里发现了疑点，就得去调查、核实。”高洁峰说。
1994年，高洁峰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检察院工作，一直在控告申诉部门一线办案。在众多的申诉材料中，他总是能从中找到瑕疵和错漏，从而让一些案件得到结果性的扭转。钱仁风案件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12月，一份申诉材料送到了高洁峰的手上，申诉材料反映已在狱中服刑10余年的钱仁风是冤枉的，申请云南省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依法改判其无罪。
“查阅卷宗我们就发现两个明显的问题，有几份讯问笔录签字明显不是钱仁风所签。”凭借几十年复查案件积累的经验，高洁峰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司法鉴定仅有鉴定报告，没有鉴定过程、没有复核过程。这些问题申诉材料中并未提及，而这些都是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
高洁峰说，申诉工作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纠错的标准应该高于定罪的标准，复查作出的任何结论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支撑，需要详细调查取证。经过认真分析，高洁峰将复查的重点放到了原定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上。
最终，云南省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可能存在错误”为由向云南省高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法院采纳了建议，进行了再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钱仁风无罪，并当庭释放。
近年来，高洁峰共审查各类申诉信访材料上万份，办理的500余件涉检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无一错案，被同事们称为纠错能手。
接访老将
“要善于用心倾听，不厌其烦，做申诉人的知心人。”高洁峰说。
在一起学校火灾事故中，八名学生家长不服昆明市检察院对该校教师李某某涉嫌放火罪、华某某等7名教师涉嫌故意杀人罪作出的存疑不起诉决定以及法院对该校校长、教导主任作出的刑事裁判，多次提出申诉并进京上访。
案件被交到高洁峰手上后，他加班加点审查了该案48本卷宗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会见申诉人听取意见、到案发地做受害人家属安抚工作上，并对案件证据进行认真的复核，确保了受案后申诉人未再进京上访。
经审查，原办案机关在本案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如何让申诉人认可这样的结论、实现息诉罢访成了棘手的难题。
高洁峰创造性地尝试用公开审查方式来做好案件的息诉罢访工作：公开征求八个受害家庭的意见，听取他们的申诉理由和要求，对10名教师进行批评教育；邀请该县、乡、村有关负责同志到会监督，向受害家庭通报办案的进度和落实申诉人要求的进展情况。最终，该案的复查决定书得到了申诉人的理解，申诉人停止了申诉和上访。
参加工作以来，高洁峰接待刑事申诉案件双方当事人、来访群众近3000余人次。目前每周至少有两天在控告申诉接待大厅接待来访群众。“一方面要耐心倾听诉求，另一方面要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多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申诉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实现息诉罢访。”高洁峰说。
业务尖兵
二十年如一日在一线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高洁峰已经是一名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高洁峰积极参与全国刑事申诉检察工作的调研和法规修正工作——
参与了《国家赔偿工作规定》《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规定》的修订工作，以及《刑事案件赔偿实务指南》一书的撰稿工作。
带领同事在全国控申部门中率先拟定了《云南省检察机关涉检刑事申诉（刑事赔偿）息诉罢访工作规定》，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厅在全国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推广。
主持在云南省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国家赔偿专项调研，最终形成了35万字的《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研究——云南省检察机关国家赔偿调研文集》，被刑事申诉检察厅列为全国检察机关国家赔偿业务培训用书之一。
“我们刚柔相济地开展自身廉洁教育，就是要让为检清廉意识入脑入心，变成每个检察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河南省商丘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忠良这样说。
近年来，商丘市检察院把加强党风廉洁建设作为作风建设的首要环节，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四项工作机制，着力推进党风廉洁建设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今年上半年，该院受理干警违法违纪举报线索同比去年下降15.5%，实现了“减少一般错误、严防严重违纪、杜绝违法犯罪”的目标。
“五平台一基地”：动态监管全覆盖
“商丘市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设施先进，教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反腐倡廉教育搭建了重要平台。”河南省人大代表、驻马店中天纺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玮说。
商丘市廉洁教育基地分为主展厅、廉洁谈话室、预防职务犯罪宣讲课堂三部分，其中主展厅由序厅、一以贯之惩贪腐、以案为鉴鸣警钟、体验空间、剖案析理筑防线等八个板块组成，综合运用声光电、3D等多种技术，使参观者受到全方位的视听冲击和心灵震撼。
此外，商丘市检察院积极搭建手机廉洁短信平台、干警廉洁交流平台、数字廉洁互动平台、“两个责任”展示平台、干警违法违纪举报平台五个平台，实现了对干警的动态管理和监督全覆盖。
利用手机廉洁短信平台，该院向全体干警及其家属发送廉洁短信进行廉洁教育。2014年以来，该院共发送廉洁短信2万余条。同时，还设立专门的干警廉洁交流平台，组织干警书写廉洁心得、格言警句，举办摄影、书法、绘画展和优秀廉洁文化作品评选活动，激发干警参与热情。依托数字廉洁互动平台，该院每月组织1个基层院班子成员和市院2至3个内设部门干警进行廉洁知识测试。截至目前，已对该市9个基层院和市院24个内设部门进行了廉洁知识测试。此外，建立落实党风廉洁建设“两个责任”展示平台，实行“月报告、季小结、半年评查、年终考评”工作机制。在检察门户网站、检察内网建立干警违法违纪投诉专区，通过群众来信来访、电话举报、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构建检察干警违法违纪综合举报平台。
“廉洁八谈”：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商丘市检察院反贪局在查办北京某医院原院长黄某受贿案期间，该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吴阳赴北京办案点对办案组全体干警进行廉洁谈话，要求规范、安全、廉洁办案，确保案件查办不出任何问题。这是该市“廉洁八谈”机制之一的外出办案“派员谈”。
为进一步发挥两级院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责任，增强检察干警的廉洁风险防控能力，该院实行“廉洁八谈”机制。
“对于党员干部、干警以及队伍建设中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市院纪检监察部门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坚持对党员干部和干警实行党组班子‘集体谈’、党组书记‘带头谈’、班子成员‘重点谈’、重点岗位‘经常谈’、关键节点‘提前谈’、发现苗头‘定向谈’、外出办案‘派员谈’、新任干部‘及时谈’的‘廉洁八谈’，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吴阳介绍。
党组书记“带头谈”，即党组书记主动接受纪检组长廉洁谈话，对照履行主体责任情况查找不足，为其他党组成员做好表率。班子成员“重点谈”，即及时提醒班子成员责任清单落实情况，针对分管工作特点及存在问题，提出廉洁建议。重点岗位“经常谈”，即对关键岗位及关键人员进行约谈提醒，发挥警示作用。关键节点“提前谈”，即重大节日前，纪检组长上廉洁党课，召开廉洁座谈会。发现苗头“定向谈”，即发现干警执法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约谈进行提醒，并提出具体整改措施。新任干部“及时谈”，即对新提拔中层干部进行任前集体廉洁谈话，对新进及转岗的检察人员提出要求，明确责任。外出办案“派员谈”，即对外出办案的检察人员，纪检监察部门派人到办案点进行廉洁谈话，察看遵守纪律情况。
实施“廉洁八谈”机制以来，该院先后对两级院10个单位、82名班子成员和870余名干警进行了廉洁谈话。“廉洁谈话就像一针镇静剂，使自己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际，更加坚定了谦虚谨慎、廉洁自律的做人做事信念。”一位新入职的干警深有感触地说。
纪检监察专员：打造廉洁队伍
为促进党风廉洁建设，商丘市检察院实行纪检监察专员制度。今年3月，商丘市检察院召开自查自纠阶段专项督察会，对选出的24名纪检监察专员提出要求，督察内容共7方面18项，包含市委开展的懒政怠政“四个不为”专项治理活动内容，最高检和省市检察院下发的各项规定、禁令以及检察干警司法作风、工作作风和日常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为确保纪检监察专员制度有效运行，该院制定了《关于实行纪检监察专员制度的意见》。要求担任纪检监察专员的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清正廉洁，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纪检监察专员负责组织落实本部门、外出办案组的党风廉洁教育，配合纪检监察部门开展工作，对来信来访进行初核，对有违法违纪苗头或轻微违法违纪情节的干警进行廉洁谈话，对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干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截至目前，商丘市两级院各部门全部配齐纪检监察专员，该市检察机关共配备139名纪检监察专员。
专项督察：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商丘市检察院还成立了督导检查组，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本系统内党风廉洁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察活动采取经常性督察、节点督察和检查督察的方法进行。督察通报在检察内网上公布，对发现的违规行为及时告知违规者本人和相关部门，并督促整改。对违规行为视其情节轻重，对相应责任人员进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将督察结果、处分情况等存入纪律作风廉洁档案，并作为考评、奖惩和晋升的依据。
自2014年以来，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商丘市检察机关先后开展了“强化六个监督、促进纪律作风建设”专项督察活动；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讲规矩、守纪律、树形象”专项督察活动。今年，该市检察机关开展清“表”治“里”专项检务督察活动，对不参与经营活动、不违规干预案件办理、不参加非法集资进行公开承诺，并对1名参与经营活动的干警给予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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