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文生到萧英再到萧殷

——萧殷的15个名字与笔名趣谈

陈家基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与文艺评论家萧殷(1915-1983),如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几位作家一样,他为人所熟知的名字“萧殷”只是笔名,而不是自己的本名。

在《百度百科》以及其他介绍萧殷的网址上,都有这样的文字:

萧殷(1915—1983)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又写作肖英)、鲁德、郑心吾、黎政、何远等。作家,文学评论家。

萧殷其余的名字或笔名,有些如心吾(郑心吾)和萧盈仅见于萧殷的回忆文章之中,有这些笔名的作品,都是近两年发掘发现的。

萧殷一生中,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包括笔名)一共有15个。它们是:郑文森,郑文生,鲁德,征夫,心吾(郑心吾),萧英,黎政,何远,萧盈,司徒达,殷,萧殷,何迈,何莲,柳。

这些名字与笔名的变化,以及它们的发现过程,富有故事性,有的可称得上具有传奇色彩。笔者在此一一细述,以飨读者。

一. 郑文森变成郑文生——自作主张改名的故事

1915年8月15日(农历,后记为公历),在广东省龙川县佗城的竹园里,一个姓郑的客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家里给他起名“郑文森”。这就是日后的萧殷。

小文森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在上小学时自作主张把名字“郑文森”改成了“郑文生”。萧殷在1980年7月24日回复北京《诗刊》编辑丁国成关于拟编辑《中国现代作家笔名考释》一书时,对自己的本名讲过一段有趣的故事: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原叫‘郑文森’。因大人们叫唤我时,总爱把‘阿森’叫成‘阿参’,是大海参的意思,这是对憨厚而又胖乎乎的孩子表示亲暱;可是我却不喜欢大海参,又粘又滑,还浑身肉刺,每听到这叫唤我就嘟起嘴来表示抗议,但毫无用处。直到报名上小学时,我才私自把‘森’字改成‘生’字。从此仿佛与大海参脱离了纠葛,很是自得;不仅在小学,中学我用这名字,而且到一九三二年我开始在广东《民国日报》(注1)副刊《东西南北》发表小说时,也用这个名字。......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春发表二,三十篇小说散文时,都用‘郑文生’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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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笔名考释》在出版时定名为《《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

二. 鲁德——仅见于小说《芋圆》的笔名

在1980年7月24日回复北京《诗刊》编辑丁国成的信中,萧殷说自己在三十年代发表作品时,“间用‘鲁德’,‘心吾’作笔名”。用“鲁德”笔名发表的小说《芋圆》,最初发表在1935年8月1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东西南北》上,后来被萧殷本人收入1984年出版的《萧殷自选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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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16日的《广东民国日报》的副刊《东西南北》刊登萧殷以“鲁德”笔名发表的《芋圆》

三. 萧英——与鲁迅、流亡上海,青记,延安等有关的名字

最早使用“萧英”笔名的作品,是1934年9月6日郑文生写给鲁迅先生的一封信,随信附上自己的署名“萧英”的散文诗《变》。此件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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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殷1934年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附上的署名“萧英”的作品《变》。原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的反动势力潜入广东,为了战斗的需要,萧殷把主要精力都投进写杂文抨击国民党,他以“萧英”的笔名写了不少的杂文,投到当时在香港出版的报纸《珠江日报》上。

1936年10月初,萧殷以“萧英”为名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向鲁迅先生“简略反映了广州反动势力的猖狂和与之斗争的形势,汇报了我正以杂文为武器参加了战斗。在这封信里,我还把散文《温热的手》寄去,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教。”(萧殷《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

1936年10月9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下“得萧英信并稿。”

1936年12月,萧殷因为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被警察追捕,于是便和赖少其躲到上海,“到达上海第二日,从朋友中得知,我们的来往信件已被检查,上海国民党公安局正注意我们的行踪;于是改名换姓,从此,连自己的真姓名也隐藏起来:当时不仅把所有书籍上的签名撕掉了,连仅有的两张照片也化为灰烬。

“抗战后,我在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内,一直用‘萧英’这个笔名,它不仅代替了我原来的姓名,连当时发表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华北《新华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上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也用这个笔名。”(萧殷致丁国成)

四. 征夫——刻在《哥哥的脸》上的笔名

发现萧殷早年的作品《哥哥的脸》实属偶然。

萧殷在《萧殷自选集》的附录《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一文中有如下的描述:

“在佗城工作时期,我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除上面提到的散文诗《牵牛花》《第一次颤栗》和小说《乌龟》《疯子》外,尚有小说《借贷》《车伕阿伙》《哥哥的脸》《沉落》《倒闭》《灾》和报告文学《年关杂写》等等。”

萧殷在这里提到了小说《哥哥的脸》,但并没有说到是否发表,以什么署名发表,以及发表在哪里。因此,尽管萧殷生前与身后,研究者们曾经多次寻找,也没有能够找到这篇作品。

直到2022年4月,笔者在对1935-1936年间《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东西南北》上的作品进行再一次地毯式搜索时,终于在1935年11月20 日的《东西南北》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发现了一篇题为《哥哥的脸及其他》的作品。这篇作品并非小说,而是散文,而且署名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征夫”。

判定这篇《哥哥的脸》就是萧殷所写的《哥哥的脸》,以及这个“征夫”就是曾经使用过的笔名,笔者的依据是,这篇散文所提到的内容与萧殷(郑文生)的家庭状况完全一致。

文中说“我每一想起哥哥的脸,就会连想到在病床上的妈妈底眼泪……“,而当年郑文生的母亲因风湿病严重而卧床不起,家中只靠哥哥郑文华在城里当店员维持家用。

在萧殷的女儿的记忆中,他的大伯郑文华的脸就是如“征夫”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为生活鞭子鞭瘦了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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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20 日的《东西南北》署名“征夫”的作品《哥哥的脸及其他》

五. 心吾(郑心吾)——记录着《旅途速写》的名字

曾任广东省文联鲁迅研究室原主任、理论部原主任,广东鲁迅研究学会会长的郑心伶老师在《他,伸出温热的手》一文(收入《百年萧殷纪念文集》)中说,萧殷“他年轻时曾用‘郑心吾’的笔名发表过作品” 。

笔者曾经在网上搜寻以“郑心吾/心吾”署名的作品,然而找到的几篇作品,经过仔细分析,均不是萧殷的作品。直至有一天,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东西南北》上发现了一篇署名“心吾”的作品《旅行速写》。

这篇作品叙述的是“我”坐船离开乡土到城市里去,在旅途中见到的人和事。萧殷在《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里描写道:“我忽然离开佗城,离开家乡,搭上一只木船,在苍茫的雾霭中,扯起人生的风帆驶向省城——南中国的大都会广州。”这正是这篇《旅途速写》所写的情景。

踏破铁鞋,终于找到了萧殷以“心吾”为名发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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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东西南北》上刊登的署名“心吾”的作品《旅途速写》

六. 黎政——出版《怎样写新闻消息》时的名字

1939年9月底,萧殷受党中央派遣抵达北方局,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及通讯联络科科长。

当时许多新加入到记者行列的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写新闻消息。看到年轻记者的困扰,为帮他们解决苦难,萧殷编辑油印了刊物:《通讯与联络》,并以“黎政”的笔名,写了指导青年写作的小册子:《怎样写新闻消息》。

1951年,《怎样写新闻消息》正式出版。出版时仍然署名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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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怎样写新闻消息》正式出版。出版时仍然署名黎政

七. 何远——《晋察冀日报》上使用的笔名

在1946年9月14日的《晋察冀日报》的副刊第一百零五期上发现了何远的一篇题为《随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对于当时的蒋军以及“青年党”崇美媚美的行为与言论作了有力的揭露与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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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14日的《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何远的一篇《随感》

八. 肖盈——保护在蒋管区工作的作者使用的名字

1946年3月2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彼时正在北平担任新华社北平分社采访主任的萧殷(当时叫萧英)发自北平的一篇报道《<解放三日刊>出版前后——北平通讯》,原署名“萧英”,为了保护在国统区北平工作的萧英,报纸刊登时署名“肖盈”。这个笔名仅仅使用过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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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2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署名肖盈发自北平的一篇报道《<解放三日刊>出版前后——北平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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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在国统区北平工作的萧英,报纸刊登时署名“肖盈”

九. 萧殷——受“萧盈”启发,后半生使用的名字

在萧殷1980年7月24日回复北京《诗刊》编辑丁国成的信中,萧殷写道:

“一九四六年,为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和交通纠纷,在“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之下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派赴北平,组织上立即调我到北平负责报纸采访工作。开始时,我的文章仍署名‘萧英’,但有些同志认为这名字在《解放日报》等根据地报纸出现过,现仍用它,怕引起敌人注意,有危险。经考虑后,遂改为‘萧殷’(注2)。从此,它不仅成为我的笔名,而且它已逐渐代替了我的姓氏了。”

十. 司徒达——北平《解放三日刊》上使用的笔名

萧殷于1945年10月-1946年10月期间(除去中间有几个月到北平的《解放三日刊》以及参加北平军调处第25特别小组报道安平事件外)曾任《晋察冀日报》编委和副刊主编。在搜寻萧殷在《晋察冀日报》上有可能发表的文章时,笔者发现了有一位名为司徒达的作者,在副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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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1月31日的《晋察冀日报》第4版上刊登的《四方脸》;

· 1946年4月14日《晋察冀日报》第5版上刊登的《毛主席的像片》;

· 1946年6月20日《晋察冀日报》副刊第25期上刊登的《再见吧,北平》。

笔者判断,这个“司徒达”是萧殷使用的一个笔名。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四方脸》是萧殷以“萧英”的名字发表在1944年11月20日《解放日报》上的小说;而《晋察冀日报》上司徒达的《四方脸》不但题目相同,文字也完全一样。如果司徒达是另有其人,文章是抄袭萧英的,那此时萧英(萧殷)正在《晋察冀日报》副刊当编委,不可能将抄袭自己的文章在自己主管的报纸上发表。因此可以判定司徒达就是萧英(萧殷)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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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0日的《解放日报》第4版上刊登的萧英的《四方脸》

十一. 殷——《买米》与《随感》上的署名

1946年6月22日的《晋察冀日报》发表了一篇北平工作期间的小故事《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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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2日的《晋察冀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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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殷以“殷”的笔名发表的北平工作期间的小故事《买米》

在朋友提供的1946-47年的《冀中导报》副刊剪报集资料中,笔者发现了几篇以“殷”为名字发表的文章。包括:

  1. 发表在“小言论”专栏的《写短文章》
  2. 发表在“小言论”专栏的《抵制美货》
  3. 发表在“书报介绍”专栏的《中国史话》
  4. 发表在“书报介绍”专栏的《恐惧与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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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冀中导报》副刊剪报集资料中的署名“殷”的小言论《写短文章》(原剪报没有日期)

这些短文的文字风格均与其他署名“萧殷”的“小言论”专栏文章一致,因此笔者断定“殷”为萧殷所用的一个笔名。

十二. 郑文森——使用出生名字发表《高经理》

《高经理》是发表在1952年Z1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一篇小说,发表时署名“郑文森”。

1980年1月,萧殷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月夜》时所写的《后记》,发表了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的短篇《高经理》,就是我在“五反”运动结束的当晚开始写作的。......完稿后,即以‘郑文森’的笔名发 表在《人民文学》上; 张天翼同志看了,正惊异‘五反’运动还未结束,反映它的小说却出现了,并且认为它还写出了一两个人物; 便问我是谁写的,我没有回答,只笑了一下。”

郑文森,是萧殷出生时候家人给他所取的名字。

至于为何萧殷在1952年发表《高经理》时为何署名“郑文森”,他当时没有回答张天翼询问“郑文森”是何人的问题,萧殷后来在小说集《月夜》的《后记》以及《萧殷自选集》序言中都没有提及。

十三. 柳——《人民文学》上《不要辜负了这光荣称号》的署名

涂光群(注3)在《萧殷在<人民文学>》(《百年萧殷纪念文集》)一文中提到,《人民文学》1953年萧殷写的文章是他用化名写的。

笔者查到了1953年3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署名“柳”的《不要辜负了这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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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署名“柳”的《不要辜负了这光荣称号》

《人民文学》上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萧殷收入了他的著作集《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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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版的萧殷《给文艺爱好者与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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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书目录中,收入了《不要辜负了这光荣称号》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柳”就是萧殷曾经使用过的笔名。

十四. 何迈 与 十五. 何莲——发表两篇短文时的笔名

在萧殷文学馆的资料库,保存了一本不起眼的简报资料。其中有两篇同归在《诗品录》名下的小文章。一篇是署名“何迈”的《简妙》;另一篇是署名“何莲”的《爆竹与撞钟》(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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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1:署名“何迈”的《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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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报2:署名“何莲”的《爆竹与撞钟》

判断此“何迈”与“何莲”是萧殷的笔名的依据是,萧殷的著作《创作随谈录》中以《诗品录》为题,收录了《简妙》和《爆竹与撞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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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萧殷不同时期使用过的名字与笔名,目前所能够见到文章并不多。

对于自己的笔名,萧殷说过:“我的笔名并不寄托什么期望,也不表示什么理想和向往,纯系由当时险恶环境所逼,为了利于继续战斗,不得不隐姓埋名而已。”(1980年7月24日回复北京《诗刊》编辑丁国成)笔者认为,萧殷所说的情况,指的是解放前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的事情。而在解放后所用的几个笔名,不过是如同一般的作家那样,只是萧殷个人的爱好而已,也“并不寄托什么期望,也不表示什么理想和向往”。

注释:

注1:广东《民国日报》:应为《广州民国日报》。

注2:从“萧英”到“肖盈”,然后到“萧殷”,“英,盈,殷”这三个字,在客家话都是同样的发音。

注3:涂光群(1933年3月25日-2019年12月28日),1950年毕业于武汉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文 学创作专业,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传记文学》主编,著有散文集《中国文坛写真》、传记文学集《人生的滋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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