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的浙江安吉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吴县的张成起夜，看见一位妇人站在园子南角，向他招手。张成走近，闻听妇人言道：“此地是君家蚕室，我是此地的神灵。明年正月十五，请君家做泛油膏的白粥祭祀我，必当令君家的蚕成丝百倍。”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第二年，张成依言煮了白膏粥祭祀，果然灵验。
这篇小说点明元宵节可能和农业生产颇有渊源。宋以前，元宵节多称“元夜”“元夕”“上元”，重点在“元”字。《礼记正义》曰：“元，善也。”而在这个好日头里，最初开展的活动，是乡射礼和乡酒礼。
《礼记·王制》说在岁始的正月元夕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这句话不容易理解，因为“上”是通假字，通“尚”。乡射礼和乡酒礼，分别礼敬的是定国的功臣和乡党中有德的耆老们。这两种仪式的规格很高，为其执事的礼仪官是大司徒。举办这两种仪式的地点，是乡中的“庠”，礼官养老之所，逐渐演变成了学校。
耆老是农业知识和经验的传承者，也是帅家族子弟从事农桑的领头人。这两种礼仪中的后一种延续了下来，汉朝明帝时，郡、县、道都要行乡饮酒之礼，隋朝时也是如此，唐太宗则“诏天下行乡饮酒”，北宋的乡饮酒礼是在科举贡士时举行，南宋的则相对随意，并没有强制州县，只是“犹听其便”，元朝时州学、县学多有荒废，只有昌国州、丰化州等少数几处还有余脉，至明则几经波折，终于复兴。清代沿用明制，孟春望日及孟冬朔日于学宫行乡饮酒礼。
敬老与风俗、农桑等事有幽微的联系。乡射礼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明嘉靖南京国子祭酒黄佐说得很清楚：“窃唯今制一岁凡再行乡饮酒之礼，即行之于正月望日，聚民之老者，饮以劳之。遂礼其年高有德者，以为大宾，而以其能帅子弟耕稼者为众宾，庶合古礼意云。”这一日的宾客，除年高有德，还要能帅家族子弟大力从事农业生产，对一地的风俗，这两者是最为紧要的了。
正月十五与农业的联系，来自元日祈谷。《礼记·月令》说在孟春元日，也就是正月十五，天子要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和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们一起，扛着耒耜在上帝的藉田中劳作一番，并在劳作之后享用劳酒。这里的“劳”，是“犒劳”的意思。
另一种元日祈谷的常见祭祀活动，是火祭、 燔燎的仪式，而且起源非常之古。商周时祭祀山川，要累积柴薪，把牺牲放在其上燔之，在泰山祭坛祭祀天，也要燔柴，古人以为烟气可以通神。而后来的帝王在即位时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告知上天，光武帝刘秀即皇帝位时，就“燔燎告天”。
《诗经·大雅·生民》中就有“载燔载烈，以兴嗣岁”的说法，这就是以火祭来求新岁之丰年。这是民间祭祀活动，源远流长，禁之不绝。隋文帝时，当时的员外散骑常侍柳彧奏请时提到，当时在正月望日，京师和很多外州府县都会点燃火堆或火炬进行狂欢，“鸣鼓聒天, 燎炬照地, 人戴兽面, 男为女服, 倡优杂技, 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 用鄙亵为笑乐, 内外共观, 曾不相避。”
正月十五，国家祀典和民间祭祀都指向了对农桑的礼敬。所以在节日形成的过程中，正月十五延续了这一内在逻辑。除了上文提到的吴均的志怪故事，《荆楚岁时记》中也提到“作粥祷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这和吴均故事中的做法如出一辙，为的都是“为蚕驱鼠”。而“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则是尝新，礼敬祖先。
由此可见，正月十五的发展，其内在逻辑是一贯的。而民间如此热衷这个节日，显然不是为了祈求自己在新一年有更大的劳动量，而是在许可的行动范围内，借祭祀之名而行狂欢之实，也就是“以秽嫚为欢娱, 用鄙亵为笑乐, 内外共观, 曾不相避。”这在隋文帝时一度被禁止，而在隋炀帝时代，生性奢侈的他爱民间的热闹，折腾出了大型狂欢夜，“于端门街盛称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有夜就有灯，元宵灯会由此诞生。用灯来代替火堆和火把，逻辑上很容易理顺，是乡村风俗向都市风俗转变的结果。
到了唐睿宗时代，元宵节的灯会最是壮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当时的长安、洛阳，不仅夜不闭门，而且天未黑就掌灯，百千灯齐亮，亮如白昼。这样的灯会，背后有宗教力量的推动，“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所以元宵节在唐睿宗时代，充满了佛教色彩，不仅燃灯，还要诵经。这不是元宵节第一次掺入宗教成分，上元节天官赐福一说，就是东汉道教神仙体系完善后，附会上去的。汉武帝时延续秦俗，在上辛日祭祀东皇太一，随着道教的发展，上辛日变成了上元日，又与元宵节相融合，但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游戏留了下来，比如酬神的射壶之戏。
随着宋代都市经济的发展，元宵节成为了集游艺、市集、赏灯、饮馔为一体的综合性节日。宫里的宫人们自九月起就早早预备花灯。当时的灯，以苏州、福州的为最好，其中又以新安灯为冠。新安的灯，灯圈灯骨全部用琉璃所制，剔透纤巧，号“无骨灯”，比镶嵌琉璃的苏灯和纯用白玉的福灯更通透，更炫目。
艺人们也认真排练着节目，达官显贵们也都提早调教起歌舞伎来。到了元宵节，“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极其热闹。《东京梦华录》里记了一份北宋末元宵灯会的节目单，有赵野人的倒吃冷淘，张九哥的吞铁剑，李外宁的药法傀儡，小健儿的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的灰药，孙四的烧炼药方，苏十、孟宣的筑球，刘百禽的虫蚁等等，此外杂剧、说书、笙管笛箫不一而足。可见当时不仅演艺市场非常繁荣，也已经有了成名的艺人。
可知到了宋代，原先以敬农事和祭祀为主题的一个节日，随着道教、佛教的推动，和都市经济的发展，已经变得和最初的面目很不一样了。至于情人节之说，怕不是其本意。唐宋既夜不闭城门，仕女也有登楼饮宴之风，而元宵的灯会也往往要持续“经月”，发生点爱情故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北宋名臣司马光居洛阳时，某年元宵节，夫人想要出外看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只好无奈自嘲：“某是鬼耶？”可见世风如此。
在明清，虽然女子依然可以参加灯会，但不能孤身前往，而男女大防决不可废，根本没有发生爱情故事的可能。《浮生六记》里，沈复陪着男装的妇人陈芸逛灯会，陈芸见一家的姑娘生得可爱，忍不住扶了一把，就险被捉去官府，撩起衣裳露出小脚才免了一场误会。狂欢的题中之义，就在于打破身份、阶层、性别的桎梏，尽兴游乐，既然男女大防牢不可破，身份、阶层的差别更是铁箍铜铸一般，节日的气氛自然也“狂欢不起来”。
但元宵节的气氛最淡，还不是在清，而在民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在全国废除旧历，使用新历，旧历节日被禁止。法令要求：“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宾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民间自然不会理会按照公立日期举办的新元宵节，一切一仍其旧。但因为旧历时城市居民大多都没有假期，所以城市中的元宵节搞不大、搞不长，气氛自然也就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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