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劳尔·卡斯特罗等6位国际友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104岁的伊莎白在儿子柯马凯陪伴下受勋。母子俩都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并且定居在中国。柯马凯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继承父母的志向，年近古稀的他至今仍活跃在推动中外友好交往的一线。
柯马凯说，母亲的荣誉属于一代人。在我们身边，的确还有更多知名、不知名的外国友人，比如痴心钻研汉字的汉字叔叔西尔斯，为中国革命、中日友好奉献一生的日籍解放军华井满和砂原惠，以及在中国一呆32年、见证巨变的英国摄影师康诺利……他们像我们一样，对这片土地无比热爱，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年华的印迹。他们的故事，值得铭记。
“红旗下的洋孩子”柯马凯
荣誉属于一代人
柯马凯在家中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采访 王雅贤摄
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主席向劳尔·卡斯特罗等6位国际友人颁授了友谊勋章。最后一个上台受勋的，是104岁的伊莎白·柯鲁克。
当天，牵着母亲的手，始终陪伴在伊莎白身边的，是68岁的二儿子柯马凯。他以一袭中山装亮相，令所有人眼前一亮。伊莎白也身着传统中式上衣。柯马凯说，这样的着装代表了他们与中国深刻的渊源——他们都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国家。
柯马凯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是在成都兴办教育的加拿大传教士，母亲伊莎白1915年就出生在成都。父亲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伦敦的犹太人，也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西班牙认识了白求恩。1942年和大卫·柯鲁克结婚后，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948年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央外事学校在河北获鹿县成立，伊莎白夫妇前往工作，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园地的拓荒人。
初见柯马凯，都会惊讶于他西方面孔和地道北京话的奇妙组合。“北京出生，北京长大，干脆让他们就在家里说汉语。”这是伊莎白夫妇的意思。柯马凯6岁才开始学英语，22岁起赴英国、美国学习和工作。“我的英语没有地方口音，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听我说话像英国人，而英国人会纳闷儿，问我是不是南非、新西兰的。”
改革开放后，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数量增加，很多都是短期逗留，需要能满足他们子女教育需求的国际学校。1994年9月1日，柯马凯和几位朋友联合创办的一所专门面向外国人子女的国际学校开学了，这就是著名的北京京西学校。
京西学校选用国际文凭组织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在教学理念方面，京西学校注重实践，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柯马凯经常带学生到农村、工厂、社区，带他们去看福建的土楼，去内蒙古草原骑马，让学生实际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不过，柯马凯的孩子和孙辈跟他一样，就读的都是北京的公立学校。“京西学校大部分是在京外企人员的子女，还有五分之一父母是外交人员。”像柯马凯自己的家庭这样定居中国的，大都为子女选择北京的公立学校。
2019年年初，听说伊莎白将被授予友谊勋章，娘儿俩荣幸之余，也想到了那些曾经的老朋友们。“我妈说，那么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怎么给我呢？我们联想到好多事儿。和我妈同年出生的英国人乔治·何克30岁就走了；还有爱泼斯坦他们也是同龄人，都为中外友谊做了好多事。我们就觉得这个荣誉其实是属于那么一代人的。”
“当天那就甭说啦，太感动人了……一起得友谊勋章的有俄罗斯的，有古巴的，有亚洲的，有非洲的，有欧洲的。小时候我们老说一个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次我觉得这句话又应验了。”回忆起授勋当天的情景，柯马凯的视线投向了窗外，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其实我觉得当之也不愧。我妈几十年如一日，工作特别地认真，在战争年代也冒着生命危险支援中国人民的事业。在四川的时候，日本人轰炸；解放战争期间，在晋冀鲁豫边区也有一定危险。解放后受过一些挫折，但她从不发牢骚，对中国的感情一直是真诚的……”
从白求恩、埃德加·斯诺、伊莎白夫妇，到柯马凯，无数国际友人把他们全部的精力献给了古老的东方国度。柯马凯说，中国的巨大成就源于中国人民对自己道路的坚持。他要继续工作，继续见证属于中国人民的一个又一个奇迹。这里是中国，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永远的家。
日籍解放军砂原惠
从头到尾离不开中国
用手撑着桌沿，颤巍巍地站起来，慢慢抬起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办公室里，87岁的日籍解放军老战士砂原惠开口便是东北腔儿。自我介绍刚开了个头，突然被电话打断，手机铃声响起，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人民解放军军歌。
挂了电话，接着聊。砂原惠的中文名叫张荣清，是他自己起的。起名这事儿，还要从砂原惠从军说起。
砂原惠1932年12月出生于日本福冈县，“七七事变”后，5岁的砂原惠跟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日本投降后因无法回国，只得在辽宁北镇县一户地主家放牛。1948年，砂原惠就是用“张荣清”的名字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跟随部队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并参加抗美援朝。之后按组织安排，砂原惠到东北老航校政治部日工科工作，成为在解放军服役的空军、医疗、铁道等数以万计的日籍技术人员之一，1955年回到日本。
一个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影响的日本少年，何以成长为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与反抗美帝国主义正义战争的忠诚战士？人们心中的疑问，也是砂原惠经常问自己的：“我是一个什么人？”砂原惠说，每当夜晚睡前或清晨初醒，他都会在横滨的家中思考这个问题。
“从血脉上讲，我百分百是个日本人；从心理上讲，15岁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经历过辽沈、平津战役，又随军跨过了鸭绿江，毫无疑问我是个中国的革命军人。”砂原惠十分肯定地说。
去年10月，描写砂原惠人生经历的大型漫画故事《血与心——日籍解放军战士砂原惠的传奇人生》在北京出版。谈及这本书的题目，砂原惠又一次动情地说：“‘血’指的是我百分百是个日本人，‘心’指的是我从头到尾离不开中国。”
砂原惠回日本后一直从事日中友好工作和对华友好贸易。1997年，砂原惠特意选址在天津蓟县（平津战役的总指挥部）建立了天津雅玛屋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日式酱菜制品，产品大部分供应中国国内市场。砂原惠亲任雅玛屋食品有限公司顾问二十二年，却不拿工资，他始终牢记一个老战士的毕生使命是为人民服务。2019年，砂原惠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最近几年，砂原惠每年都要来中国。砂原惠的女儿说，每每见到父亲突然“发蔫儿”，就知道他想来中国了。赶紧买一张机票，到了中国，砂原惠立刻精气神儿都活了起来。
现在，砂原惠腿脚利索，还能一个人坐飞机到北京。“百年之后我想将骨灰分别安葬，一半留在自己的日本故乡，另一半埋入魂牵梦绕的中国白山黑水。按照中国人的方式，落叶总是要归根的。”砂原惠说。
日籍解放军华井满
我一半以上是中国人
中国驻日公使宋耀明会见华井满（左）。
“这就是命！如果当时走错了招兵站的门儿……”在华井满位于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不远的东京西麻布家中，老人三次发出这样的感叹。
1932年，华井满出生于日本中部的岐阜市，7岁的时候随家人迁居到中国长春。1945年，刚上初中，日本战败了。年底，因为跟家人吵架，华井满离家出走。当时长春街头有不同军队的招兵处，误打误撞，华井满走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招兵处。战士看来了个日本小孩，不想收他，就拿过一支三八步枪，说：“小孩儿，你扛得动枪吗？”步枪比华井满的个子还高，战士们都被逗笑了，这时一名干部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小鬼，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说好啊，我跟你走。”华井满用东北话讲述起参军时的情景。采访从日语对话开始，但不知不觉间，就被老人切换到“东北频道”。
华井满有个中国名字华有才。参军后，他随部队向后方转移，从长春撤退到吉林、蛟河，直到敦化部队才站稳脚跟。大家知道他是日本人，晚上一到屯子，就有很多老乡来看“小日本鬼子”。华井满说：“像来看珍奇动物一样，我心里很难过，睡不好觉。”早晨大队长点名时指着华井满说，今后谁也不许说他是小日本，你自己也不要说你是日本人，从今以后你叫华有财。“我当时还有点阶级观点，财富的财我不干，我要求把财改成才。”就这样，华井满成了华有才。
东北解放后，华井满被分配到沈阳的军委高射炮兵学校工作，抗美援朝时短暂入朝参战，1952年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经济。1958年，华井满作为最后一批归国日侨，乘坐“兴安丸”回到日本。
两年后，华井满参与组建西日本贸易公司，这是第一批中日民间友好商社之一。1968年，他创办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任社长，直到2010年才去职。半个世纪中，华井满为中日经济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包括与中方合资建成了北京长富宫饭店。
在促成的众多合作项目中，最令华井满感到自豪的是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的北京维尼龙成套设备技术转让项目。合同签署当晚，中日双方在北京饭店西楼举办庆祝酒会，周总理出席并讲话，称这是中日经贸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华井满说：“我当时没听懂里程碑是什么意思，主桌的中方领导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以前的中日贸易都是商品贸易，这是首次技术转让，意义重大。他们说‘华井满，你有功，得喝酒！’不喝酒的我当天喝了不少茅台酒。”
华井满有一儿一女，女儿叫阳子。华井满说：“我跟她说，阳子的意思是朝向太阳,太阳就是中国。我在中国长大，一半以上是中国人。你是我的女儿，一定要与中国友好到底！她也明白我的心思。”女儿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带回来一个德国小伙子，说是男朋友。“我骂她先斩后奏，不跟我商量就定了，把他们赶了出去。其实我是想，如果带回来一个中国小伙子就好了！”华井满说。
采访结束前，老人一边给记者翻看他参军以来的纪念相册，一边对自己的一生“做总结”：“我已经是近九十岁的人了，快去见马克思了。我这一辈子问心无愧，是中国的党和一些领导把我从一个13岁的小毛孩子培养成人，我也为中日贸易做了一些事情。”
汉字叔叔西尔斯
一生只为汉字狂
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全国多地举办了纪念活动和展览。在这些活动现场，总是会出现一个满头银发、戴着黑框眼镜外国人的身影，他仔细地观摩展览中的每一张图片、每一段介绍，在研讨中发表自己对汉字演变特有的见解……40多岁时的一次劫难后，他用8年时间建立了开放汉字数据库网站“汉字与字源”。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他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汉字叔叔。
汉字叔叔本名理查德·西尔斯，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斯睿德，但时间长了，他发现别人还是更喜欢叫他汉字叔叔。
汉字叔叔1950年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的小城市梅福德。在汉字叔叔看来，家乡的生活比较“无聊”：“那里全是白人，全是基督徒，所以到我18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跑掉。”
大学学的是物理，1972年，毕业后的汉字叔叔去台湾学习汉语。他有过两次婚姻，另一半都是台湾人。至今汉字叔叔的汉语表达中还带有一些明显的台湾味道。
“大海的海，右边的‘每’最初其实就是母亲的‘母’的字形；妇人的妇，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女人手拿一个扫把，非常生动有意思，但一些博物馆没有向观众详细说明，很可惜；还有左耳朵旁‘阝’，《说文解字》解释成‘高地’，但我研究很多带‘阝’的字发现，解释成‘城墙’似乎更合理。”
虽然被称作汉字叔叔，但汉字叔叔开始系统学习汉字，已经是40岁的时候了。聊起汉字，汉字叔叔提到最多的就是东汉人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1990年，我决定一定要学好汉字。开始我看了英文的课本，对汉字的解读基本是《说文解字》的观点。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对甲骨文、金文，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观点。这么大的数据量，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电脑化。”
汉字叔叔的另一个身份是物理学家，对核能物理、高能物理感兴趣。虽然自谦“不太用功”，但汉字叔叔的确在35岁时又取得了计算机硕士学位，为日后的“浩大工程”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功底。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1994年，汉字叔叔生了一场大病，用他自己的话说“差点死掉”。“活过来以后的每个小时，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不知道能活多久。我就想如果我只活一年，我要做什么。我要电脑化《说文解字》。”
2002年，汉字叔叔的“汉字与字源”网站开通了。起初的10年，网站访问量寥寥，直到2011年，一位中国网友发现了“汉字与字源”网站，并在微博上进行了介绍。这下可不得了，汉字叔叔火了。从此，他就变成了“汉字叔叔”。
在这之前，汉字叔叔只来过中国大陆三四次，但2011年变成汉字叔叔以后，他开始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还成了央视的节目嘉宾。年过花甲的汉字叔叔，决定定居在大陆。
北京师范大学在2012年给汉字叔叔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让他在物理系上课。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工作到期后，汉字叔叔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为无法负担北京高昂的房租，只好南下到安徽黄山居住。现在，他大部分时间定居在南京。
没有固定工作，持旅游签证的汉字叔叔必须每两个月就出境一次。他会去周边国家和港澳台，短暂逗留几天或立马回来。所幸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对汉字叔叔进行资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这才让他能安心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
汉字叔叔说，他曾经三次因为心脏病几乎丧命，心脏做过四次搭桥，有三个支架。但只要一提起汉字，这位古稀之年的美国大叔眼中，都会立刻闪现出光芒。“再过几个月我就70岁了。我不会担心未来，如果有几个月的吃饭的钱，我只知道现在我可以学习，现在有健康、有头脑，天天要做事。我常常跟别人说我的身体70岁，但里面有一个25岁的孩子。我每天会研究汉字，学习物理，‘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哲学。我要让年轻人理解汉字科学。”
英国摄影师康诺利
坐火车走遍中国
对外国友人来说，爱上中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1987年，英国摄影师布鲁斯·康诺利带着相机乘着火车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呆就是32年。从塞北大漠到江南水乡，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而用镜头记录下的翻天巨变也被他展示给更多的人。
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餐厅里，记者见到了70多岁的康诺利。讲到中国和摄影，他便用流利的英式英语，滔滔不绝地介绍起32年来拍的照片。1987年，康诺利坐着火车从西欧穿过欧亚大陆抵达中国，经过内蒙古和北京，一路南下。他向记者展示了照片中1987年的北京：在友谊宾馆附近，汽车、小货车、马车以及自行车一齐出现在画面里，人们穿着白色上衣、浅色裤子，有的戴着草帽。他把这张照片发到了个人社交媒体上，浏览量已经接近10万。当他到达中国南方，窗外美丽的天际线、稻田和村庄又是另一番景致。突然间到了一个现代都市，满是现代化建筑，那是深圳。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
自此，康诺利开始了他的探索之旅。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广东、广西、云南、海南、贵州、新疆、宁夏、河北、山东……他没有去过的只剩下福建和江西两个省份。
当问及中国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康诺利不假思索地说是“交通方式的变化”。刚到中国时，中国还在用蒸汽机车，那时从北京到广州需要35个小时。后来经过绿皮火车迈进了高铁时代，北京至广州只用9个小时，北京与天津之间更实现了半小时通勤。而他也喜欢透着车窗看中国的变化，看长江黄河、看稻田村庄，这些景象都留在了他的照片上。
最近几年，康诺利开始重访曾经去过的地方，为他的摄影集“重新发现中国”积累素材。几个月前，康诺利来到贵州兴仁县屯脚镇苗族村寨鲤鱼村，看到了当地脱贫攻坚的成果。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受大山阻隔，交通闭塞，如今贵州被称为“桥梁博物馆”，高铁、高速打通了贵州与外界的联系。康诺利说：“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贵州的面貌，这往往需要政府强大的支持以及科技、设计方面的不断进步。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
这些年，他注意到中国的智能手机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用手机订酒店、订车票、查看天气、使用微信。最近当他返回英国，到达机场的第一件事是取现金，而他在中国已经3个月没有使用过现金。当地出租车无法使用电子支付也让他很不适应，“因为这些在中国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康诺利已在北京定居多年，他对北京非常熟悉。前门大街早已不再拥挤，充满了艺术气息；北京地铁覆盖面大，对外国人的出行非常友好；还有公交倒地铁，从家到北京南站只要8块钱……他的妻子是青岛人，康诺利比妻子还要乐于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最近，康诺利在筹划影展，向世界介绍中国成就。他对记者说，很多人对老照片感兴趣，他们会说，看，这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同样，现代化的设施和建筑，也让人们看到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变。他说：“我希望能够继续书写和拍摄中国，探究到底是什么能让中国在这段时期产生如此变化，并讲述和分享我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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