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小学课堂
唐小兵拜访王鼎钧先生（左）
唐小兵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在2007年和2017年分别到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或卑诗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前一次作为博士生，后一次作为访问学者。这两所大学分据美洲大陆东西两岸，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他把这两次访学视作个人学术历程的两端，用一本《北美学踪》将其凝聚起来。
这本书不属于纯学术类，也非日常生活随笔，在历史学界显得比较异类。唐小兵说他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北美学术和日常生活的世界，跟随他的步履去探索、理解和思考；他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像100年前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留学生一样，有群星闪耀的哈佛时刻。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在其所写的序中这样评价唐小兵：在他平易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求是之心。
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中，与谦和的唐小兵教授及其学生、也是他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俞诗逸见面，了解他访学中的点点滴滴和成书之旅，他对学问的专志以及为人的真诚再次令我感动。
温哥华雨季漫长，学习之余就写写博客
北青报：有什么特殊原因让你将访学经历写成了书呢？
唐小兵:这本书其实是蛮特殊的。我2007年9月到UBC访学，入住圣约翰学院，温哥华雨季很长，夏秋天气好，学校在海边，校园很漂亮，有原始森林，学习之余我就写博客，当时一些文章在《读书》《天涯》发表过。2017年8月我到波士顿哈佛燕京访学，去之前，《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编辑向我约稿，大概从11月就开始陆续写写随笔了。
之所以想出这本书，其实是想对个人的访学经历做一个回顾。从学生身份到学者身份，从30岁到40岁，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的奇幻之旅。也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的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北美高校和学术文化。1915年至1925年之间，赵元任、竺可桢、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学者在波士顿留学，这些人后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和教育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有志于学，尤其是有志于在北美寻找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来说，可以提供一些精神动力。我在里面引用了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本书介于学术和日常生活之间，我经常写写散文和随笔，基本按照自己的内在兴趣走，不管学术体制怎么评判。书里面有两篇文章是纯散文，《海的恋歌》和《波士顿的雪》。写《海的恋歌》时我30岁，一个人在海边漫步，有很多思考和感想，典型的文艺青年。
北青报：现在收到的反馈怎么样？
唐小兵：反馈还不错，豆瓣评论有人说这个暑假本来想去UBC，但没去成，看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还有人说很喜欢看这一类学人随笔，看过黄进兴的《哈佛琐记》、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的《剑桥语丝》，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近几年比较少。
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编者注）在推荐这本书时讲过一句话：寻找早年第一代哈佛留学生，再到后来的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就是在北美寻找人文主义传统。这也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杨潇也在哈佛待过一年。我的书出来他自己下单买了5本送给同时期在哈佛已经回国的朋友。
许纪霖教授的一个救赎电话
北青报：出国前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跟读者分享吗？
唐小兵：第二次出国我是带小孩一起，那时他刚读完小学二年级。询问学校，老师说回来不能补读，要按照义务教育读四年级。于是我买了一堆三年级的课本和辅导书，准备到美国给他“双语教学”。这个计划当时就压力很大，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爱人去不了，我觉得那是我人生至今最焦虑的一段时间。
赴美之前我跟导师许纪霖教授打电话道别。他问我准备怎么样，我说我快崩溃了，想想小孩的事，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那么多活动、自己的研究计划和课程就头大。
许老师在电话中就讲了几点理由，成功说服我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首先，他劝我争取让小孩回来补读，因为国内的教育体系和国外不一样，即使在波士顿抓紧时间教一点，回来可能也跟不上；第二他问小孩在班上成绩怎么样？我告诉他中等。他说，你带到国外去，虽然给他上点课，肯定也赶不上国内进度，还会搞得小孩很焦虑，你也会着急，最后的结果就是苦不堪言。小男孩本来懂事就晚一点，让他多读一年，有什么关系呢？第三个他说，波士顿的公立教育也很好，你就不能让他自由自在快乐一点吗？你这么残酷地给他搞双语教学，于心何忍啊？第四点他说，你就这一个孩子，晚一年毕业你就养不起了？从方方面面，无懈可击地把我辩倒了，放下电话我整个一块巨石放了下来，心安了，决定所有三年级的书都不带了，让孩子放飞一年。
北青报：看来和许纪霖老师通了一个救赎的电话。我看到书中提到很多自己读过的书，那么一直以来你的阅读体系大概是什么样的？
唐小兵：我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写文章喜欢提及读过的书。比如我经常推荐王鼎钧和齐邦媛先生的书，可能对此前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也是有意义的吧。
读书一方面会读专业书，暑假为了准备研究生课程重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许倬云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另一方面我会读一些古典的，最近在读周志文教授的新书《阳明学十讲》，他前些年出版的《论语讲析》我也常翻翻。今年比较触动我的书，是一位去世的朋友江绪林的遗作集《生命的厚度》。
我会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兴致所至地阅读，基本上不会功利地去选定阅读书目，因为那样读书太累太辛苦了。
哈佛燕京学社，有点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北青报：哈佛的学术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唐小兵：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鼓励不同学科学者随意交流的纯学术机构。它会安排学者演讲时间，每两周一次，也安排各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和比较著名的学者来做演讲，还会安排各种访学活动，文艺活动也不少。他们的理念是希望学者们在学术生活之外有更广阔的天地，这有点像1930年代北平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金岳霖的星六茶话会和朱光潜的读诗会。
访学哈佛一年的点点滴滴让我时常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
北青报：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运作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唐小兵：1928年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鼓励中美学术交流，而且注重于非应用型的纯学术研究，资助倾向于历史、哲学、古典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等，教育或跟公共服务有关的它不太强调。它的构建机制是希望来自亚洲的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进行有深度的融合交流。
所以他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内在融合。比如学生选课，历史系的学生要修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修完会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哈佛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源远流长。从费正清发端，到他的两大弟子史华慈和列文森，再到孔飞力、柯文和傅高义等，研究脉络没有断过，实际上就是跨学科的历史研究。
比如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是我当时在那边的指导老师，她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但她同时做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她出版过《华北的暴动与革命，1845-1945》《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安源：发掘中国革命的传统》等，由此可见她的研究领域和视角非常宽广。
北青报：那么，国内的呢？
唐小兵：国内的史学研究，更多强调的是考证史学，把事情讲清楚是主流，统摄性观念和理论思考能力相对较弱。理论思考的想象力我觉得更多来自于不同学科在学术或公共生活空间中的碰撞和对话，所以我经常提到王汎森的一本小书——《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就是像1915-1925年哈佛那些中国留学生，学文学、语言学、哲学、气象学、理科、戏剧等等，他们相互对话，彼此交流。19世纪的维也纳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写信。这种所谓的多元内在于日常生活，就是一种自然的展开。
哈佛史华慈教授的学术世界也很深沉宽广。我们知道深沉的东西很难宽阔，有时宽阔又很难做到深沉。史华慈教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书，都是在人类跨文明的比较甚至超越的视角来看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和历史变迁，那个角度和深度跟挖一个小洞不断往下钻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洞让你看清太多细节，却让你看不到整体，最终构成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因为作为背景支撑的知识系统过于单薄，所以没办法。
梭罗独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现代世界显得多么迷人
北青报：你在书中也谈到梭罗能写出《瓦尔登湖》，和他的阅历、视野有很大关系。
唐小兵：是的。梭罗为什么能写出不朽的《瓦尔登湖》？他只是1845-1847年在那儿待了两年多一点而已，当然跟他的生活阅历、在哈佛的积累有关。所以我在《湖畔寻思录》写瓦尔登湖，特别引用了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迪亚诺的观点，他说他们那一代作家相对于上一代人整体的专注能力在下降。其实回头看我们如今的生活，也被很多东西牵引，注意力随时转移，我们不够专注，所以不够深邃，忙得没有时间深入自然世界和自我的心灵。
我记得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里说：现代人往往陷溺在可悲的自我专注，意思是现代人越来越专注于自我的小世界，好像每天在看世界，其实看的只是被精准投喂和算计过的那个世界，这是狭隘化和平庸化的。而梭罗面对自然界的暴风雪，建栋房子自食其力独自生活，那种独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现代世界显得多么迷人。
现代人最可悲的一点，就是每天步履匆匆地从别人的生活中路过，却很少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心灵，也不愿意向别人敞开心灵，但同时又觉得孤独。我试图通过梭罗思考一个现象，通过自我反观，每个人重新召唤和打开一些东西，这可能需要一些媒介，也需要一些触动，更需要一些契机。
北青报：你的这个十年，也是一条自我反观之路，然后写下了这本书？
唐小兵：对对对，相隔十年，从学生到学者，从没有孩子的青年到一个孩子的父亲，中国在巨变，中国跟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在变化，其中有很多感慨。所以出版这本书，希望它让我的读者感觉到，人应该去更多地观看世界和理解世界，通过理解世界，来反馈和丰富自我。就像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品牌“也人”的理念：“理解他者，理解自己。”
身临其境听“哈佛公开课”，体会很不一样
北青报：请俞诗逸谈谈，编老师的书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俞诗逸：会有些忐忑。因为我是唐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跟了他三年，感受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果是普通读者，只是远观，而我是近看。巧合的是，书中有一篇文章叫《波士顿的雪》，写于2018年初，那时我正写毕业论文，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地下一楼的图书室，上海正好也下雪了，两个城市的同步，让我感觉到冥冥中的缘分，但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能有机会来编老师的书。
北青报：唐老师的教师模样如何？
俞诗逸：唐老师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格，甚至有些严苛，他希望我能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和主见，要言之有物，而不仅仅是模仿，这一点我挺受教的，因为做学生很多时候是在模仿。
北青报：书编了一年？
俞诗逸：对。初稿是去年7月份开始，最初书名是《北美访学录》。
唐小兵：现在的书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周志文赐的，也是他题的字。
北青报：“学”这个字用得好。
俞诗逸：相对来说，各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隔比较长，各种题材都有，需要有一根主线贯穿起来，现在的书名是比较准确的概括。我在写这本书的文案时，就想它是“跨越十年的访学之旅，一位青年历史学人的心路历程”，因为很多访学记只是匆匆一瞥，走马观花，而唐老师这两段访学，是相互对照，别出心裁。
看老师的文章，感觉他第一次去访学时，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不管学校里还是学校外，能看出那段时间老师的文字相比后来更加激情和奔放。过了十年，他以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身份去访学，这个时候他对西方学术已经有了更多体会，因为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所以他写哈佛时的文字更加沉稳。
北青报：你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我要去一下哈佛，我要去这个世界看一看的冲动？
俞诗逸：有的，百闻不如一见嘛。尤其看到《哈佛的课堂》这篇文章，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出来就很火，比如桑德尔的《公正》，但毕竟是线上形式，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唐小兵：是，上课的教室都有几百年的历史，那种感觉蛮好的。
俞诗逸：如果能身临其境听到哈佛知名学者谈论知识和人生，体会肯定会很不一样。另外我很喜欢唐老师写到的普林斯顿小镇，书里有一篇文章叫《普林斯顿的萤火虫》，写了好些自然风光。
唐小兵：那是我儿子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当时在普林斯顿校园里看到，小孩子特别开心。
见到的学者是对七零后这一代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北青报：两次相隔十年的访学，哪些学者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小兵：对我来说哈佛访学最重要的是去拜见了余英时和王鼎钧先生，以后哪还会有机会呢？还见了张灏先生，他今年4月也去世了。
拜访余英时，我是从纽约出发，路上突然下起滂沱大雨，那是2018年7月15日中午，余先生的太太陈老师打电话来，说下很大的雨，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晚一点没关系。到了他们家，陈老师就站在外面草坪上等我们。进去之后，还给我们一家都准备了礼物，让我们极为感动。这是老一派的知识人，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真是让人如沐春风。
余先生让人感觉非常谦和，他的学问之深邃和待人接物的那种气象，是辽阔的，开阔不足以形容。我在普林斯顿余府待了近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寒暄，后一个小时做“五四”百年访问。访问是临时接受一家杂志的邀请，没有提前发给他问题。回国之后我整理出七八千字传给他，他看过后传真了26页手写稿来，认真到了这个样子。
见作家哈金先生也是。在波士顿大学他的办公室，谈话之后他带我去学校教师餐厅吃饭，各方面都是关照又体贴。哈金以前写长篇小说，他的《等待》写得特别好。他送给我《哈金新诗选》《在他乡写作》和英文小说《自由生活》，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国内有些作家出一本书成名了，觉得好像就可以一辈子吃老本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一个作家不是应该不断地写作和自我超越吗？既不能自我重复，也不能自我停摆。他就是一位非常勤勉、有天职感的作家。
其实余先生也是这样，80多岁还出版了重要著作《论天人之际》，还撰写了《余英时回忆录》，真的是学术无止境，思考无禁区。
王鼎钧先生高个子，他一辈子写了六十余种著作，同样是不断地自我超越。鼎公跟我说，小兵啊，写作是永无止境的，要转益多师。他现在还在写作，97岁了。我感觉到老一辈学人和作家的写作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内在精神，所以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研究和写作精神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
王德威老师儒雅博学，有点像胡适，是中国君子和西方绅士的结合体，余先生也是这种人。他带我去哈佛教授俱乐部吃饭，在他办公室聊天，很详细认真地讨论我的左翼文化研究计划。
还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费正清图书馆的Nancy，我看英文的档案材料，很多手写体认不出来，她不惜时间帮我辨认，那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支援。
很遗憾的是麦克法夸尔和傅高义我都没有单独去拜访，只是听他们演讲。我对当代中国政治史不是很感兴趣，更多的确实是想在北美寻找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
我见到的这些学者、作家是对我们七零后这一代做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条人文主义脉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底色，特别珍贵。
文/本报记者 王勉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级颜雪纯同学整理访谈录音，已经受访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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