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乐曲选》中的丧礼用乐曲
1945年4月鲁艺油印出版的《器乐曲选》前言
一种与《哀乐》有所接近的《珍珠倒卷帘》旋律
1946年4月抗敌剧社成立的第一个小型军乐组在演奏中
◎王克明
米脂县常石畔村唢呐吹手常峁儿的一首丧事用的唢呐乡乐，被鲁艺采集到迁葬刘志丹时，这支悲曲用在了安葬典礼上，由此成了“悼念故去领导首长的专用乐曲”后来，这首民间古器乐曲演变成了今天的《哀乐》
2012年，延安鲁艺安波前辈的儿子刘嘉绥先生，让我翻拍了他父亲收藏的一本延安时期的油印旧书，陈旧卷边，封面丢失，前言日期是1945年4月，内容是传统曲牌及乐曲简谱。安波的文章记述过鲁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油印、铅印和未印的民间音乐研究资料17种，包括《审录》《秧歌锣鼓点》《秧歌曲选》《陕甘宁边区民歌》《郿鄠道情集》等。其中有本民间乐曲资料叫《器乐曲选》，1945年4月油印出版，我看到的就是这本书。
鲁艺《器乐曲选》所收均为古曲
这本《器乐曲选》收录了延安时期音乐人采集的陕北等地民间传统器乐曲172支，其中有19支陕北以外地方的，包括河北11支，山西3支，陇东2支，河南、贵州、绥远各1支，另有28支曲没有标注流传地点。其他则是陕北民间器乐曲，计125支。
《器乐曲选》中，139支曲子有曲牌曲名，如“蝶落金钱”“柳青娘”“太平年”“孔子哭颜回”“西方赞”“千声佛”等。这些曲牌曲名应该都有悠久历史，如“柳青娘”“小拜门”“滴（得）溜子”“太平年”“尾声”“喜相逢”等都见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滴溜子”曲牌，《九宫大成》收了8种曲，其中2种引自宋元南戏《古西厢》和元杂剧《西厢记》。“尾声”曲牌，《九宫大成》收了21种曲，其中7种引自金代《董西厢》，有的引自《元人百种曲》。
《九宫大成》收的“柳青娘”“小拜门”曲子，都引自《元人百种曲》，最迟元代已唱奏。《器乐曲选》中的“工字柳青娘”，谓曲子调式，而古曲“柳青娘”都是小工调。陕北民间传承的这些曲子与《九宫大成》记的昆曲旋律相去很远了，但佳县一种“工字柳青娘”还是带了元人“柳青娘”的底蕴。
“西方赞”据说出自五台山，原是净土宗的佛教歌辞，传在陕北民间，多用于喜庆事情。陕北还有和“西方赞”名称接近的曲牌“西方经”，或作“西方景”，从名称看，或许传自元代的“西番经”。
因为日久和方言的原因，可能有的曲牌名称有异，如《器乐曲选》里的“梅花调”“滴落金”“罗扎帘”“十样景”“西和调”，是否元明时候的“梅花引”“滴滴金”“罗帐里坐”“十样锦”“西河”曲牌？亦未可知。《器乐曲选》里的“杀姬”“斩子”“赵飞搬兵”等曲名，应源于明代以来的戏曲，“下河南”则可能出自清代晚近的戏曲。
70多年过去，鲁艺《器乐曲选》中有26个曲牌曲名，在今天的陕北唢呐曲、道情、二人台、榆林小曲、郿鄠戏乐曲记录中没有看到。或许是民间还有但记录少，或许是它们已经失传。这些曲牌是：搬干柴、备马拍、尺字六金梁、春景、得胜回、黑龙子、句句好、凤凤令、李品有、罗扎帘、满天丝、敏川经、蒲团咒、扫堂、山二番、十傻女、甜苦句曲子、西和调、下轿（拜天地）、小拜娘、小妹子、一道沟、银切钢、渔隐、篆字六、子牙过江。其中“得胜回”曲牌，见于《明史·乐章二》，是永乐十八年定的宴飨乐舞中六支“表正万邦舞曲”里的第五支。其词曰：“两傍四方，展鸟翼风云雁行。出奇兵，敌难量，士强马强。遍百里，眠旌卧枪，胜兵回，乐洋洋。”宫廷曲子填词都是颂圣主旋律，500多年过去，到鲁艺采集时代，早没歌词了。又几十年过去，大概旋律也失传了。
《器乐曲选》中33支没记曲牌曲名的曲子，写的题目是：葬礼用乐曲、祭灵曲、米脂乐曲、米脂小调、米脂小曲、小曲、秧歌曲、古调、婚礼曲、佚名、无名、不知调、笛子调、三弦曲、唢呐曲、山西曲曲调、河南舞阳。其中“古调”，或许是个曲牌，古代有过“古歌”“古调石榴花”这样的曲牌。其他曲子，因为是民间传承，也应各有传统来历，包括“葬礼用乐曲”。
之前关于《哀乐》的五种传说都未见史料支持
《器乐曲选》收了两支写作“葬礼用乐曲”的曲子，其中一支成了现在中国的《哀乐》。2012年我在一篇关于延安文艺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件事：“我国的哀乐，使用的是一支原本就用于葬礼的陕北民间古器乐曲，并无改编。”这里略详细地说明一下。
关于中国《哀乐》的产生，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是说哀乐承自陕北民间音乐《凤凤令》。刘炽、张鲁、关鹤童等在米脂县采记到《凤凤令》，后来鲁艺的小乐队在送成吉思汗灵和刘志丹灵柩的演奏中有所加工，形成了《哀乐》。
二是说哀乐改自陕北唢呐曲《粉红莲》。关鹤童、张鲁等，或是刘炽，在米脂乡间采记到这首民间曲子，加工改编成了《哀乐》。
三是说哀乐改自陕北民歌《珍珠倒卷帘》和《绣荷包》。为刘志丹追悼会用葬礼音乐，鲁艺以马可为主的音乐工作者结合陕北民歌《绣荷包》和《珍珠倒卷帘》主旋律，修改创作出了《哀乐》。
四是说哀乐由多种曲目改编而成。为给刘志丹葬礼创作哀乐，鲁艺成立由马可、安波、刘炽、张鲁、关鹤童组成的哀乐创作小组，然后深入榆林地区，根据采记到的民间送葬曲子和《绣荷包》《珍珠倒卷帘》等民歌及民间曲牌，改编创作出了《哀乐》。
五是说《哀乐》源自华北地区流传的一支民间唢呐曲。有报道说，曾任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介绍，1945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抗敌剧社音乐队的罗浪、张非、徐曙三人，采得一位民间吹手吹奏的唢呐曲，由罗浪改编成《哀乐》，1945年在张家口悼念阵亡烈士的典礼上首次演奏。
多年来，介绍《哀乐》产生过程的文章，一些是列出或综合不同说法，不能定论，因为没见有史料支持；一些是选用单一说法，力图定论，但也未见史料支持。
从曲子观察，现在看到的不少于10种“粉红莲”陕北唢呐曲，旋律都不接近《哀乐》。鲁艺《器乐曲选》中有两支“凤凤令”曲子，它们的旋律与两种“粉红莲”接近，与《哀乐》不近。“凤凤令”或许是“粉红莲”的讹音，或许是“粉红莲”的别名。
鲁艺不曾把器乐曲和民歌混编在同一册书中。《珍珠倒卷帘》和《绣荷包》是民歌，很多陕北民歌选集都收。从简谱记录看，现存不少于33种《绣荷包》，其中一种用在了《绣金匾》上。它们大都不近《哀乐》，仅个别处能读出类似。《珍珠倒卷帘》民歌，能见到不少于9种简谱记录，其中两种旋律，与《哀乐》有所仿佛，开头结尾接近。但旋律的类似或接近，不能证明《哀乐》的产生。
有史料支持的《哀乐》产生过程叙述
最近，陕北民歌资料收藏家杨进转来张鲁《峥嵘岁月的歌——记“鲁艺”河防将士访问团》一文，是发表在《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上的。这是目前所见，亲历者对《哀乐》产生过程记述最详细的文章。
文章说，1942年年初，延安鲁艺音乐系的安波、关鹤童、刘炽、张鲁四个人，参加了“河防将士访问团”，慰问驻军绥德、米脂、佳县的边区和黄河防卫部队。安波是这个访问团的副团长。出发前吕骥反复交代他们的任务是，去民间收集整理民歌。
将近四个月的行程中，他们四人分两组，收集记录了二百多首陕北民歌和乐曲。在米脂县的常石畔村，关鹤童和张鲁从唢呐吹手常峁儿那里采记了三十多支乡乐曲子。曾经的米脂“乡乐”，是传统唢呐吹奏和民间鼓乐，源自常石畔村，那时比较著名。
常峁儿在连续吹奏中，给他们吹了一曲丧事用的唢呐乡乐。如泣如诉的悲曲，让他们听了几乎落泪。关鹤童现场记录了曲谱，但他们未及询问曲牌。
1943年春，抬埋迁葬刘志丹灵柩需要一首适用的乐曲。张鲁在文章中记述：“‘鲁艺’音乐系的教员向隅同志找到这首悲曲的曲谱，让我和李焕之、刘炽、关鹤童共同讨论看能不能用于志丹墓的移灵。我和关鹤童曾经亲耳听过常峁儿吹奏这首乐曲，当然没有意见，并向大家介绍了收集这首曲子的经过。于是决定一个音符也不改完全照用。”
从延安到志丹县，迎送灵柩的乐队一路三天演奏这支悲曲，在安葬典礼上，这支曲的作用也“相当重要”。由此，这首丧事乡乐曲子成了“悼念故去领导首长的专用乐曲”，后来叫做《哀乐》。
张鲁文章的记述，不同于前几种说法。前几种说法因没有史料支持而不能定论，张鲁的说法却有1945年4月鲁艺油印《器乐曲选》的支持。这本书中第12页的“葬礼用乐曲”，便是《哀乐》的主旋律、在常石畔村里记录的那支悲曲旋律。张鲁讲的当时“一个音符也不改”，应该所言不虚。
这个音乐史料说明，流传多年的不同说法都是误记误传。《器乐曲选》中的这支曲谱，确定了《哀乐》的来历。它是一支本就用于丧葬白事的陕北民间古器乐曲，不知曲牌，基本没有个人或集体对旋律进行改编创作的过程。张鲁对原曲的记忆是准确的。
据此有理由认为，张鲁对采记经历的叙述，也就是对《哀乐》产生过程的叙述，可信度最高。《哀乐》的首次演奏，是在张鲁和更多叙述者讲的1943年延安刘志丹移灵仪式上，而不是1945年在张家口。
罗浪在张家口采用鲁艺油印本演奏《哀乐》
1941年进入晋察冀抗敌剧社的华江，是罗浪好友张非的夫人。她介绍说，《哀乐》与张非并无关系。她确知1946年4月张家口悼念“四八烈士”的仪式上，抗敌剧社演奏了《哀乐》。1945年张家口庆祝抗战胜利的大会上，她和田华是升旗手，但是否演奏过《哀乐》，她没有印象了。
据1987年出版的《抗敌剧社实录》一书，和1997年出版的《战友文工团》大型画册，抗敌剧社于1946年4月首次成立了小型军乐组，由五人组成。这个成立时间和悼念“四八烈士”仪式的时间是吻合的。那时候，由艾青和周扬分别带队的延安文化文艺界人士，早已进入张家口，其中有不少音乐工作者。那之前，抗战期间直到后期，晋察冀和延安的文艺信息一直有所沟通，很多方面一直受到来自延安的影响。
罗浪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时的老师向隅，曾担任刘志丹移灵乐队的队长兼指挥。向隅的儿子、音乐史学家向延生2014年发表在《音乐研究》上的文章《〈哀乐〉沿革考》，讲清了《哀乐》源于鲁艺的情况。
文中记，罗浪曾在1987年写《关于哀乐的一些资料》，送向延生一份，其中提供了鲁艺《哀乐》和晋察冀《哀乐》两份简谱。由此可知，鲁艺早已把《器乐曲选》里的徵调“葬礼用乐曲”，变成商调的《哀乐》了，并调整了个别音符。当时安波给这个曲子填词的《公祭刘志丹》，用的便是有所调整的旋律。
关于在张家口演奏的《哀乐》，罗浪1987年写道：“我采用的《哀乐》曲调是来源于一本油印的《民间音乐》集，是晋察冀编的或是延安编的已无法查找，因1946年撤出张家口时丢失了。”根据1946年3月24日张非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的文章《晋察冀新音乐运动简述》，那时，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晋察冀分会出版了民歌集，未出版器乐集。罗浪说的油印音乐集子，只能是延安出版的，是1945年9月或1946年4月张家口《哀乐》演奏的依据。
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甘当革命的吹鼓手——指挥家罗浪》一文说：“1945年在张家口，他根据延安鲁艺油印的《器乐曲集》中的民间曲调，精心编写出中国韵味的《哀乐》。”这部书的主编向延生介绍说，书中所有音乐家的传略，都是经传主本人最终确认后刊用的。有关《哀乐》源自晋察冀民间吹手的说法，是1997年出现的。
古代传承下来的一些民间曲乐，流行范围很广，如《小放牛》《鲜花调》《画扇面》等，到处都是，因此罗浪有在晋察冀采记到同一支丧葬用曲的可能性。不过现在已能确认，他在张家口演奏《哀乐》，采用的是鲁艺采自陕北民间、变调处理、安波填词使用后的《哀乐》旋律。罗浪对军乐《哀乐》的配器，至为重要。没有他的配器和努力，就没有今天的《哀乐》。但现在常见《哀乐》曲谱上写“罗浪作曲”或“罗浪原曲”，是不正确的。
那是民间古曲。
不排除《哀乐》古曲是“珍珠倒卷帘”的可能性
打开《器乐曲选》第12页，看到“葬礼用乐曲”的同时，能看到对面第13页上的“凤凤令”。这或许是鲁艺前辈把“葬礼用乐曲”误记为“凤凤令”的原因。
另外，两支“葬礼用乐曲”的流行地，写的都是绥德，没有米脂，这应该是油印前资料整理的问题。《哀乐》改编自“珍珠倒卷帘”和“绣荷包”的说法，也应是误传形成的。因为不同民间曲乐中的相似旋律，会提示人注意它们的渊源，在没发生改编关系的情况下，产生误传的可能。
虽然《哀乐》在产生过程中一直不知古曲曲牌，但观察旋律，不排除那支“葬礼用乐曲”本是“珍珠倒卷帘”的可能性。民间不乏这类现象。如广为传唱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旋律是豫皖一代的古曲传承，据说豫皖民间曲牌叫“八段锦”。但在鲁艺《器乐曲选》中，这个曲子是采自河北的“花月吟”，流传中旋律稍有不同。
没有看到文献记载《珍珠倒卷帘》古曲牌。《九宫大成》收有“珍（真）珠帘”曲牌四种，其中两种引自宋元南戏《卧冰记》《荆钗记》，两种引自明代汤显祖的戏。还有“珠帘卷”曲牌一种，是宋代欧阳修的词作。
陕北民歌《珍珠倒卷帘》是个典型的戏曲故事歌，歌词一般是一段词唱一出戏曲故事，从正月到腊月十二段唱完后，又一段一段从腊月唱回正月。这个往回唱，便是“倒卷”。元曲中已出现这种“倒卷”唱词形式，一句一句的，不是一段一段。如杂剧《骗英布》里的“赏花时”套曲，从一唱到十，再从十唱到一。杂剧《陈仓路》第一折的“尾声”，是从十唱到一。
陕北若干《珍珠倒卷帘》唱及的几十出戏曲故事，多是明代以来产生的戏曲，歌词产生的年代不是太早，在元以后了。但唱词形式可上溯元代，曲牌名称与宋元时候的“珍珠帘”“珠帘卷”，或有源流关系。
当年油印的《器乐曲选》和其他民间音乐资料，能说明鲁艺当时的民间音乐活动，客观上继承了中国的民歌采风传统，对陕北民间的音乐艺术未产生破坏作用。安波、刘炽等，当年便组织过陕北民歌演唱会。以吕骥《〈审录〉后记》为代表的文章，没有试图用“旧剧革命”那类的颠覆观念去改造民间曲乐，而是对历史继承做了有学术价值的探讨。《哀乐》是在对民间古曲的这种尊重态度中形成的。供图/王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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