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传鑫隶书滕王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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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隶
文/方传鑫
编辑_《闻是》
隶书，在我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史中，占据了绝为重要的地位。从文字发展史来看，早期的甲骨文、古文、大小二篆基本上符合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义。隶书的出现破坏了最初造字时所遵循的六义，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发展成至今的方块楷书字形。从书法发展史来看，篆书的用笔比较单纯，粗细匀一，纡回盘屈。隶书的用笔复杂多变，轻重错落，粗细有别。转折顿挫，变圆为方。为以后草、行、楷各种字体的笔法变化开了先河。
隶书的起源，从目前掌握的实物资料，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一九八〇年四川省青川县发现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〇九年）时的隶书木牍二件，一九七五年湖北省发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时「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九字隶书。这二起隶书字体的发现，填补了书法史上的空白，解决了历代关于起源问题的争论。
秦朝的隶书实物，主要流传下来的有：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一千一百余枚竹简。这批竹简大体可分为《编年纪》、《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语书》、《日书甲》、《日书乙》等十篇，最迟的年限在《编年纪》中记载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这批竹简与青川木牍相距近百年。这些字体的特点与大小篆相比较，已显然是种新的字体，但是大篆的字形在其问还时有发现。用笔上已摆脱了篆书的圆浑、均匀的格局，下笔蚕头之势时有流露，主笔处收笔上提，具有波势的端倪，使转处变圆、弧型为方折。这 部分隶书与汉朝成热期波谋磔分明的隶书相比较，则显得幼稚、古拙，在书法史上被称之为「古隶」。
马王堆汉简
两汉是隶书的成熟期。关于隶书成熟期年限的划分，在学术界的认识是逐步提前的。大致前后有三种认识：
（一）清末以前，由于流传于世的是大量东汉中、后期的隶书碑石约三百余块，及少量几块西汉时期的刻石，这些东汉中后期碑石的隶书特征是蚕头燕尾，波磔分明，形态多变，字形规范化。因此产生这样的看法 对当时来讲是很自然的。
（二）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从地下出土了几万枚西汉中期（公元前一零二年）至东汉的竹木简牍，其中以居延出土的汉简数量为最多，这批新的史料，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发现作为隶书成熟期的特征，应在西汉的中后期即已形成。这一看法目前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三）自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一年期间，相继在山东临沂，湖北江陵，湖北云梦，青海大通，四川青川等地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西汉前期（公元前一六四）及往前至秦代、战国后期的隶书墨迹实物，依据这一大批最新的史料，可证实隶书的成熟期还可提前至西汉前期。依据是：
武威仪礼简 51~56厘米 内宽0.5~0.8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
（1）从社会使用的角度来衡量，西汉前期所使用的主要字体隶书与其后中、后期及东汉的字体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种字型，篆书仅限用于「符玺、幡信、题署」等。
（2）西汉前期隶书字体中，尚还留有大、小篆的遗迹，这与西汉中、后期尚有章草、行体的新字体，东汉后期已有楷书的雏型一样，在成熟型的字体中，并不排斥其他字体的保留和产生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不稳定逐步趋向稳定的过程，促使字体的缓慢衍变。
甘肃武威仪礼简 局部
（3）这些西汉前期的隶书字型，作为成熟期的隶书特征已形成蚕头燕尾，双捺现象减少，波磔分明并作为主笔而予以突出，作为波磔的笔画比较统一，风格多变姿态各异。
（4）战国时代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变动时代，政治、经济的激烈变动推动了文字的变化。史料证明，小篆隶书产生于战国后期，秦始皇兴起征同文字，在以小篆作为统一六国的文字同时，也对民间流传的隶字进行了书同文。这无疑对隶书字型上的成熟起了促进作用。由于秦王朝短命，又由于隶书比小篆简便、易写，随着秦王朝的覆灭，小篆脱离了实际使用的范围，而被隶书所替代。
（5）西汉前期，纸张尚未产生，作为书写的材料大量使用的是竹、木简牍。马王堆出土西汉前期帛书上几十万字隶书。用帛作为书写材料，比起竹木材料来，无疑是极为昂贵的。这一方面表现出帛书主人的地位显要，书写内容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书写者的要求之高以及对书体的严格选择。从这里也可透露出消息，在帛书上所写的隶书在当时应当是比较认真而规范的。
甘肃武威仪礼简 局部2
汉简墨迹
已往由于简牍帛书，尚未出土，长期以来，人们研究和摹习隶书只能从碑刻中去取材，其中尤以东汉后期庙堂巨制《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以及作为楷模的《华山碑》、《张迁碑》、《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曹全碑》等为主要对象。西、东汉竹木简牍、帛书上的隶书出土，使我们扩大了视野。碑石上的隶书经过刀刻而成，对于我们研究汉人的用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更由于刻工有优劣之分，更增加了迷惑。竹木简牍、帛书上的隶书墨迹，用笔清晰可见，可弥补碑石的不足。但是竹木简牍、帛书的隶书由于材料限制，绝大多数字型太小，书写者的水平也十分悬殊，故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当我们理解了整个东、西汉是隶书的成熟期，把碑石上的隶书和竹木简牍、帛书上的隶书结合起来研究、学习时，一定会获得新的、前人所没有过的体验来。
乙瑛碑
魏、晋、南北朝是隶书的转变期。隶书这种字体在西、东汉近四百年中，达到了它的艺术高峰。在高峰中隐现出新的字体萌芽。章草、行、楷书字体在西汉后期，东汉的竹木简牍中已时有显见。用笔上东汉后期《景君碑》、《张迁碑》中，已有开启后世的楷法。而真正转变成为另一种新字体的还是在魏晋、南北朝。魏初，尽管还有《上尊号碑》、《受禅表》、《王基碑》、《好大王碑》等隶书碑石，但似乎是东汉《华山》、《史晨》、《西狭颂》诸碑风格的延续。由隶书向楷书转变中的主要碑石有《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可作为代表。在敦煌发现的魏人写经中也可看到隶书向楷书转变的字体。笔法上的显著变化是增加了挑法，减少了捺笔，用顿法或戈法代替了捺法，横平的写法由横画左低右高来替代，转折处收笔增加了提按出锋的效果。同时，汉时隶书的草体——章草，在魏、晋时更趋简约，变成现今的草体。
华山
唐朝是隶书的混乱时期。翻开中国书法史，我们知道中国的书法艺术至少经历过二个鼎盛时期。一个是汉朝，即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个是唐朝，即是楷书的发展鼎盛时期。致使以后的书家，凡是要研究隶、楷都离不开汉、唐。隶书在唐朝主要向二个极端发展，一方面隶书经过魏、晋、南北朝转化后，特别是东晋王羲之以隶法着手，开创了新体成为书圣。唐朝欧、褚、颜诸人直接从隶法着手，开创了自己的艺术风貌，其集隶书大成者为褚遂良，得隶法出新意者为颜真卿。另一方面对隶书的混乱认识也恰恰在这段时期里。主要表现在：
史晨碑
一、把唐朝楷书称为隶书，把汉朝隶书称为八分，而对于八分之名解释众多，至今众说纷纭，难于统一，成为书法历史上悬案。
二、对于东汉后期碑石的书写者，妄加臆断。把《华山》、《夏承》、《郙阁颂》诸碑立于蔡邕名下，把《乙瑛》、《孔彪》等碑立于锤繇名下。事实上，东汉后期的碑石，除蔡邕等人书《石经》，仇绋书《郙阁颂》等外，绝大多数碑石无书写者姓名。因流传蔡邕、钟繇都善隶书，造成了后世考证上的混乱。
三、隶书馆阁体实从唐朝开始。唐时称颂的隶书四大家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流传的有韩择木《叶慧明碑》蔡有邻《尉迟廻庙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欧阳询《房彦谦碑》、徐浩《嵩阳观纪圣德感应碑》，唐玄宗李隆基《纪泰山铭》，张庭珪《修孔庙碑》等等。纵观唐朝隶书，以楷书入隶，失去浑厚、古朴的韵味，波磔之法千人一面，如出一人之手。故后代习隶之辈，极少从唐隶问津。欧、徐及唐朝大书家，历代称赞，但所作隶书也不见高明。故隶书发展至唐朝，不论从隶书的理论、考证研究上，还是从隶书书体的艺术创作中，都降落到低谷，造成后世对隶书的混乱认识也是从唐朝开始。
张迁
宋、元、明是隶书的保留期，宋朝部分士大夫对三代钟鼎、汉、唐碑石收集考证引起了兴趣，继欧阳修《集古录》后，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娄机《汉隶字源》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朝隶书的碑石作了系统的考证、整理、释文，无疑是宋人对隶书的最大功绩，至今也是研究隶书的极宝贵资料。在隶书创作的领域里，宋时蔡襄、米芾、苏轼都能隶书，但是都继承唐朝作隶之法，无甚新意，元朝赵孟頫，明朝沈度、文徵明、文彭、王铎诸辈也有隶书作品传世，但书风每况愈下，仅余隶书的外壳，而乏质朴醇厚之致。自宋至明，隶书作为一种书体得到了保留，作为一种艺术却并无光彩可言。
好大王 双钩
清朝是隶书的复兴时期。自汉末以来，隶书经过一千多年的沉睡，直至清朝才得以苏醒，发出异样的艺术光彩。其原因是草、行、楷各体，经历了东晋王羲之至明末诸贤的发掘，已各自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同时地下出土大量的三代、钟鼎、西汉的碑石、陶器、瓦当、钱币、兵器上的文字引起了复古的兴趣。有识之士已不满足于从二王入手，而直接从羲之师所师，以探索艺术上新的境界。篆、隶书体在清朝得以迅速复兴，与上述原因是分不开的。对于隶书的研究，抛弃了摹拟唐隶的积习，而直接从汉隶着手，又吸收晋唐以来各种其他书体的成熟笔法，使隶书的面目为之一新，既取法于汉，又有别于汉。清朝书写工具的改革也使隶书获得了新生。清朝以前凡作书都是用硬毫，自清以来，羊毫（软毫）笔的使用，起到了与硬毫不同的效果。羊毫比之于狼、豹、鼠须等硬毫蓄墨量多，似更能发挥浑厚、古拙、含蓄的书写作用。
赵之谦《为幼堂隶书七言联》纸本隶书 175×45cm×2 同治七年（1868）日本樽本树村氏旧藏
清朝复兴隶书并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书家有：清初时郑簠（谷口），所作隶书取法《石门颂》，用草书流动的笔法，溶化在隶书中，一反明以前拘谨、呆板的写法，并创了清代隶书变格的先声。其后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冬心），早年取法《乙瑛》，字形方中求扁，中年后参以《天发神谶》笔势，多数字形拉得特长，横粗竖细，且用墨特别讲究，惜墨如金。自谓漆书，为变格隶书最大胆者。乾隆期间邓琰（石如），喜用长锋羊毫作书，以篆法作隶，且中、侧锋并用，中宫紧密，四周舒展，其计白当黑，疏能奔马，密不通风之说，被后人引为至理名言。比邓石如稍后的伊秉绶（墨卿），取法于《褒斜道刻石》、《郙阁颂》、《衡方碑》诸碑，用颜书笔法作隶，力能扛鼎，所作隶书雍容大度，气势磅礴。他的章法极富变化，乍一看似平淡无奇，细细推敲，布白错落有致，拙中藏趣，意境极高。嘉庆、道光时期何绍基（子贞），所作隶书得力于《张迁碑》、《石门颂》，取颜书的笔意，使用回腕之法，提倡横平竖直，所书空灵飞动洒脱自然，另辟蹊径自成风规。咸丰时期赵之谦（㧑叔），是用魏碑笔意溶入隶书中的第一人。㧑叔隶书取法于邓石如，上追《封龙山颂》、《史晨》等碑，用笔姿媚，而另有一番意趣。清末民国初期吴昌硕，毕生致力于石鼓文，平生作隶不多，自云「曾读百汉碑」，所作隶书高古凝重，融会贯通，深得个中三昧，为大篆和隶书的结合开辟了新的途径。
近代隶书大家有王福庵、黄葆戌、马公愚、胡小石、邓散木、钱瘦铁、来楚生诸家。以往的隶书大家，由于汉简资料的缺少，都以汉碑为宗，掺于其他书体的笔法。能把汉简与汉碑溶合起来，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者，当推钱瘦铁与来楚生先生最为突出。 张迁碑局部 赵之谦隶书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