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君权和天命关系的重建)(1)

秦汉时期的恢弘气象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分别为中华民族之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是西周,一个就是秦汉。在这里之所以把秦汉放在一起,是因为秦朝存在时间太短,其影响需要借助其继任者汉朝才能得到完整的体现。

西周的建立确定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特质,强调了人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定义了我们朴素的道德观,是民族的塑型期。而秦汉时期君主集中制的建立则为中国未来两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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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的秦汉风格宫殿

联系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制度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有一位天下共主,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西周担任名义统治者的周天子只有地位没有实权,其地位的来源并非是其实力,而是天命所归。而秦始皇则是依靠强大的武力平定了整个天下,在其登基之后似乎也没有阐释天命的问题。这时的政治逻辑十分简单,谁有最强大的实力,谁就是那个实际领导者。

而经过汉朝的发展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天命和实力成为了相辅相成的两个元素,在称帝的过程中都必不可少,这样的模式也在之后延续了两千年,下面我就将为大家探索在两汉时期君权和天命是怎么重构其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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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之后的王朝应承的天命和周天子的天命是一致的


君权对于实力的绝对依附,秦朝及西汉早期的政治理念

在谈论西汉时期的天命观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秦朝统治时期的君权是什么样子的。在战国末年,秦国逐渐发展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他们经过了多代明君的治理之后逐渐拥有了超越山东六国的力量。

在嬴政在位时期,他们发动了吞并山东六国的战争。在众多出色军事将领的带领下,强大的秦军扫灭了六国,成功统一了中国。之后秦王嬴政自命为皇帝,建立了秦朝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

在秦朝建立的过程中,人们一般将目光放在战国七雄中其余六者的覆灭过程中,而没有注意那个名存实亡已久的周天子的逊位。有人认为周天子对于国家的影响力在当时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周王室的灭亡对于历史进程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秦国消灭周王室之后,其领导人依旧以秦王自居,并没有改称天子,当时其余的诸侯国中也没有人站出来继承这个位置,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说,天命在这段时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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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更加看重实权

这样的事情在之后的朝代中都是不曾出现过的,这也显示出在战国末期,人们对于所谓天命并没有特别重视。此时的诸侯国们更加看重实际的问题,比如军事实力的强弱和实际控制区域的大小。他们认为这才是夺取天下的根本,这也为之后秦朝时期君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秦始皇登基之后,其并没有将政治中心放在阐释天命之上,而是迅速在中国各地推行他的新政,无论是建立郡县还是统一文字,秦始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且他还采用了相对严苛的刑法来管理秦朝的百姓,其对于军队和武器的严格控制也是为了增加皇权的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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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军身着黑色甲胄也是水德的体现

虽然秦始皇在位的时候也曾经采纳了五行学说的理念,将秦朝视为水德的继承人,这也是天命论的一种体现。但这在整个秦朝的政治工作中十分不重要。秦始皇在封禅泰山的时候树立石碑就当做继承了天命,这在后世的朝代看来无疑是一种轻率的行为,但是在秦朝这却显得十分正常,因为秦始皇相对于天命,明显更相信强大的实力,这也是那个残酷的战国时代对其造成的影响。秦始皇信奉的五行理论在《吕氏春秋·应同》篇中有如下记载: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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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发动的大泽乡起义成为了秦朝灭亡的导火索

不过秦朝对于国力的过度消耗让其十分短命,从陈胜吴广发动起义之后,秦朝的统治很快就被各地的义军所推翻。之后刘邦在和项羽的争霸过程中脱颖而出,并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在这个时候的政治氛围中,五行学说依然占据主流,因此刘邦宣称秦朝在位时间太短,自己才是水德的继承人,并且建立了祭祀五帝的庙宇。

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西汉政府继承的天命更加像是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循环,其是顺应自然取得统治地位的,这里面并没有后世所谓受命于天的政治思想,此时的君权更多的还是依附于实际统治者的权力的,与天命之间还没有实际的联系。

董仲舒引领的儒家中兴以及天命的回归

在西汉建立初期,国家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当时西汉政府在北方面临着匈奴的强大威胁,国内实力强大的藩王们也对中央政权产生了不小的威胁。经过汉文帝以及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后,西汉政府才初步解决了内部权力问题,并且积累了不俗的实力。这才让之后登基的汉武帝能够一展拳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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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

在取得了对外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刘彻也开始关注起君权的问题来。随着推恩令等政策的颁布,西汉诸侯王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此时的汉武帝认为自己已经建立了了不起的功勋,其急需一套政治理论来彰显自己的独特地位。

在这个时候儒生董仲舒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其虽然终其一生都没有在西汉政府中担任要职,但可以说其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几乎超过了当时的每一位大臣。这位儒家学派的学子对于《春秋》等儒家经典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和之前的儒家学子一样,他对于周代的政治制度十分推崇,因此他认为重新阐释天命是加强君权统治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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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大儒董仲舒

为了解释统治者与天命的关系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即皇帝是天命在人间的代理人,其政治行为的好坏将会造成一些异象的出现。因此作为天命的继承人,天子必须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拥有较好的德行,这样才能保证国家风调雨顺,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董仲舒的理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有如下记载: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在董仲舒的理论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其对于统治者的要求是要规范行为而不仅仅是道德,这和后世儒家对于君主的要求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知道到了西汉后期,朝中大臣对于君主的要求变得更加简单,那就是只要他能保证自己的德行就足够了,而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还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两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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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王朝有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中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并没有明确给出西汉统治者得到天命的原因。他只是解释了现在天子的行为会影响世间的发展,却没有给出为什么应该是他们来继承这个天命。

但无论如何,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认可了他的说法,他不但将儒家学说设置为西汉的国学,成为了政府的政治纲领,更恢复了对于上天和后土的祭祀,而不仅仅祭祀之前代表五行的五帝。这样的改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对后来西汉政治思想的发展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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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后土祠

首先是汉武帝的做法让儒家推崇的天命论再次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而这个天命和之前周天子所接受的天命是一致的,这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这意味着西汉政府将五行之德视为天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而真正的天命是始终唯一的,这也促使汉武帝作出了将水德改为土德的改变。而这又给了儒家学子发展的空间,他们可以用周代对于君主的要求来监督君王的行为,因为天命不变,则要求自然也不变。只不过董仲舒留下的天命何来的疑问还要交给后人来完成。

班彪的《王命论》与东汉政治的走向

在西汉后期随着儒家文化地位的提高,其传统观点再次充斥在政府之中,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君主应该以德行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依靠过于严苛的政策。这样的理论其实是对汉武帝之前政治路线的一种批判。不过随着文化范围的改变,这样的理论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默许,在这样的政治范围下,天命归属的理论终于在班彪等人的努力下被逐渐完成。

班彪是西汉末年的大儒,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其在政府中曾经担任要职,其对于儒家文化有着极深的造诣。在王莽篡权之后,其逃到了当时占据陇西的隗嚣手下做事。在这段时间中,隗嚣曾经向其询问现在天命是否已经更替,刘氏王朝的江山是否易主。班彪便作了一篇《王命论》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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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名臣班彪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阐释了汉朝得到天命依靠的是其出色的德行,而且汉高祖刘邦又是尧帝的后裔,在刘邦起兵的时候也出现了种种异象,这都是他们得到天命的证明。而如今虽然西汉政府暂时失势,但是前面的几任君主都没有作出太多有损于德行的事情,虽然现在王莽当权,但是天下的百姓依然期盼刘氏再掌大权,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天命依然为刘氏所有,并不是其他人能够觊觎的。

从班彪的看法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汉末期的儒家发展脉络,在这段时间中他们已经将君主的合理地位与他们的德行联系到了一起,这样的学说也替董仲舒解答了其遗留下来的问题。之所以此时班彪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西汉末年出现了外戚专权的现象,这让皇帝的权力被逐渐架空,实际权力不再是君权的直接来源,否则霍光等权臣明显更有理由取得天命的眷顾。因此用道德来阐释天命的归属也就成为了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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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权臣霍光

在这样的理论下,天命逐渐取代实权成为了君权来源的终极解释,这样的理论对于中国后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长远的影响,因为谁能从理论上验证天命所归,谁就能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并不需要达成统治事实。像东晋政府在偏安江左之后依然可以依靠其继承晋朝正统帝祚的事实来维持其正统地位,哪怕他并没有实际控制中原地区这一政治中心。

而这一理论的另外一个影响体现在君权更替之上。秦汉都是依靠统一全国的实际战绩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后来的君主则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证明自己已经能够取代前面的统治者获得天命的认可。因此曹魏篡汉,和西晋篡魏都是依靠禅让来完成的,这样也是最简单的阐释天命更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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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帝位

与此同时,因为天命是不因为人的意志所更改的,因此天命常在,则天子常在。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秦朝消灭周天子之后导致天命无人继承的局面,相汉献帝禅位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神器不可以久旷",这也是这种天命观带来的改变之一。汉献帝的禅位诏书在《三国志·魏文帝曹丕纪》的注疏中有记载:

"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君权逐渐从一种由实际统治决定的权力转向了一种天命的代表,这也让皇帝成为了一种必须的社会阶级,哪怕其并没有实际的权力,这也是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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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禅位于曹丕


结语

说起中国历史,持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制度。而在这个制度中,皇帝的存在是其最基本的特点,而确立这一制度的秦汉两朝,在其发展过程中完成了将皇权贬为政治符号的工作,这也是皇帝制度能够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秦始皇刚刚设立皇帝这一称号的时候,其实他只不过想用这个称号来显示自己的功绩。皇权在这个时候还是依附于其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政治地位的。对于周天子那种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秦始皇是不屑一顾的。不过随着西汉时期儒家文化的复兴,皇权在其实权的基础上被加上了天命的色彩。而随着皇帝权力的逐渐下降,以实际权力来决定皇权归属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因此班彪等人将皇权的来源完全归于天命,而不依附于实际的权力归属,这就使得东汉时期的皇帝相较于政治能力,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道德。

而且班彪的这种理论也对未来的朝代更替造成了十分大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皇朝更替的本质还是前朝的失势,以及后来者的掌权,但是道德也成为了必须考虑的因素,这也让中国的统治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约束,也算是这种天命论的一点贡献吧。


参考文献

1《吕氏春秋·应同》

2《汉书·董仲舒传》

3《三国志·魏文帝曹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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