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31日，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1945-2022）先生逝世，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在湖南大学文学院工作的吴钦根师兄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转告，我这才知道，两年前我和他在上海偶然遇见却颇为相得的周绍明先生，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2020年1月7日至1月9日，我和吴钦根与周先生偶遇于上海图书馆，在这三天的短暂接触中，周先生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和吴钦根聊起我们在上海的巧遇，聊起周先生带给我们的冲击和感动。周先生的坦率和对学问的热爱、思考的执著和彻底、待人的平易与真诚，至今想来，如在目前。于是我说“我要为周先生写点什么”，钦根师兄当即鼓励道：“写吧！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相遇。”11月4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怀念我们的朋友周绍明教授》一文，浏览了学人们怀念的文字后，我对周先生的为人为学有了更多的了解，更觉有写点东西的必要。
2020年1月7日，我和吴钦根相约在上海图书馆抄录文献，他主要为查阅一些谭献的批校本，而我则为着完成一部稿本日记的校订，附带浏览一些桐城派文献，任务算是较为轻松。这天下午，我在一部文集中发现张惠言整理的《刘海峰文钞》26篇，颇有惊喜。出阅览室透气的间歇，忽然瞥见一位白胡子外国老人，从洗手间出来，他穿越玻璃展柜的大厅，径直进到旁边的家谱阅览室去了。这位老人家的长相实在让人过目难忘，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的照片，旋即疑心这就是剑桥大学的周绍明教授。此前我无缘认识周绍明先生，虽读其书，不识其人。然而，就在几天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推送了“文研院举办第七期邀访学者总结会”一文，更早的几天，我还曾在公众号浏览过周绍明《徽州祠堂与宋元时代的乡村组织》，里面都有周先生的照片。他那雪白的头发与胡子，仿佛天然的圣诞老人，简直太让人难以忘记了。我想，这恐怕就是他了，然而不敢确信，毕竟他怎么忽然之间就到上海来了？果真是他吗？
所有去到外地图书馆查书的人，大概都要担心时间不够用，我不能例外，况且还担心占用白胡子老人家宝贵的时间。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按部就班地推进下午的翻书任务。直到收书闭馆后，我竟然又在门口遇到他。这次，我忍不住上前攀谈。一问才知果然就是周先生。他谈起在北大四个月的生活，离开北京后，他又到江西呆了四天（今番在网上检索，才发现2020年1月2日晚，周先生还在南昌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徽州地区农村社会的变化:从北宋到明末》的报告），两天前刚刚到上海，目前正在查阅徽州地区的家谱等资料。得知我和吴钦根都是江西人，他更是打开了话匣子，说他正在思考有关江西祠堂的问题。他问我们江西的祠堂为什么那么多？我知道有些人称江西为“千祠之省”，可是除去回答宗族传统强大之外，并不能找到更多的答案。周先生对这个回答只是笑笑，并继续追问。在他看来，所谓的宗族传统的解释应该细化到祠堂建设上，说宗族传统是太宽泛了。他说，祠堂可以安放神主牌，是表达纪念的好方式；同时，通过祠堂这个新的纪念场所，宗族领袖对权力和仪式有更多的掌控权。最后他特别提到南方的祠堂有不少具有银行性质。我虽然在整理《潘钟瑞日记》时注意到江南的祠堂曾经管理较大规模的财富，但对此并不能完全理解。听周先生说下来，颇感云里雾里。好在，闭馆的音乐声缭绕，而馆员又来催促我们赶紧离开，我们只得结束这次谈话。大概因为聊得颇为顺畅，我们预定明天中午接着谈。为了便于联系，周先生还各送一张名片给我们。
周先生赠予笔者的名片
这一天，上海急剧降温。早上出门还艳阳高照，闭馆出门时却已大风呼啸，寒冷极矣。我和钦根师兄走在路上，谈论起先生的话，却颇为兴奋，寒意似也为之减了几分。
1月8日上午，我和吴钦根继续在图书馆抄补资料。午间，我们如约和周先生一道吃饭，地点则在上海图书馆负一楼的读者餐厅。周绍明先生能流利地使用筷子。这回的午餐，他点了鸡腿、豆角炒肉等菜肴，却并没有吃完。他把交流看得很重，只要我们抛出一个问题，他总是耐心而细致地予以回答。譬如我们很好奇他的中文名字何以是“周绍明”。他解释说，“周”当然是由英文姓Joseph而来，至于“绍明”，则来自一位移民日本的中国人之手。原来周先生早年在东京住了19年，甚至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曾在一位华裔经营的饭店居住许久，有一次，大概谈起周先生尚未有中文姓名，于是周先生便向这位华裔求教，店主说自己的儿子叫做某绍某，于是就说“你就叫周绍明吧”。就这样，洋人Joseph P. McDermott 从此拥有了一个特中国的姓名——周绍明。
不仅名字特别中国化，周绍明先生的汉语也很流利，除去偶尔穿插一些英文之外，大多数时候，我们用汉语交流毫无障碍。他说自己从1981年起即来到中国，此后四十年来，先后20多次踏足神州。也因此，他跟许多中国学者建立了很好的私人联系。他谈起与王振忠先生的交往，对王先生的徽州研究赞不绝口。他也谈到前段时间在北大高研院的访问，认为那是一次愉快的驻访之旅。此外，对数十年来国内图书馆等机构的资料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周先生生发了许多感慨。
自然，我们免不了谈起周先生的名作《书籍中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几年前，我在准备关于明代江西官员何乔新文集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时，曾广泛地受益于这部书。后来在南京大学读博，更因古典文献研究所老师们对“文献文化史”的提倡，重温过此书。而2019年底，大概也是中国学界书籍史讨论颇为热闹的时段。这年国内陆续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而海外书籍史研究较早而颇具知名度的周绍明和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也几乎同时来国内讲学（周绍明在北大，而达恩顿则在浙大）。现在有机会当面请教这书的作者，我自然不免用心来问，哪知周先生此期的学术兴趣早已转移。不过他也承认这本书给他在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有不少中国朋友曾询问他写作此书时是不是别有一些“魔法”，毕竟本书所用资料比较常见，而生发的议题却常能别开生面。周先生说，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论或其他“魔法”，只是老老实实、正常思考推出那些结论而已。
和周先生在上图读者餐厅聊天，右为吴钦根
这顿饭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大概周先生光顾着和我们说话，并没有吃很多。送完餐盘后。我们依旧坐在读者餐厅聊天，毕竟这样的午间，我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周先生点了一杯咖啡，我们则陪着他继续海聊。以上的许多话，就是在这段咖啡时间里我们所谈的。事实上，我们所谈的远远超过如上所列，大概我们还谈及了中国古代的抄书人，谈及一些书画的行会组织，可如今我不能全部记起。真遗憾！
周先生一边谈话，一边在咖啡杯杯托纸上写的词条
留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周先生的随手札记。我们聊天，只是动着嘴巴，竖着耳朵。而周先生则随时带着笔，在言谈间隙，碰到一些关键词，还总是不住地继续追问。我想，他是希望把片时的灵感悉数记录下来。这次午餐因为匆促，他没有带记事本，就把咖啡杯杯托的隔热套纸撕下来，用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而那些关键词，想必就要成为他写作的新要素了。这一点，看来也与清儒治学善为札记相似。周先生著述成果丰硕，与他这一良好的日常习惯应当有些关系。而他这种随手记录的动作，也令我想起自己短暂的记者生涯，那时我总是拿着小本本，记载采访对象的一言一行，回去之后就将其编织成一篇篇报道。可惜甫一回归校园，这好习惯我竟至于淡忘了。周先生这个举动，因而给我以特别深刻的印象，也重新激发了我随手记录的兴趣。后来我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就极大地受益于这一随手记录的习惯。
在整个聊天过程中，周先生对学术那种虔诚的信念，往往使人备受鼓舞。他总是喜欢追问，这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发问并不是那种嘲讽的，或者故意的，而永远是真诚的，天真的，如求知的孩子一般。没有教授身份的阻隔，没有年龄的羁绊，也不因岁月的积淀而摆什么架子，这是周先生身上流露的求知精神，这是使我倍觉温暖，深为感动，觉得学问尚有可以为之努力的寄托所在。
短暂的午间谈话很快结束了，下午，我们又回到各自的阅览室查资料去了。当傍晚的闭馆音乐响起，我们却又在门口碰到。这一次，大概是周先生有意等我们。他从手头拿出一份文件，说是关于书稿的修改件，将要发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由于出版方要求紧急，他请我帮忙拍照传他邮箱。当晚，我就把这份文件拍好后传递给他。现在想来，周先生大概不用手机，或者手机没有拍照功能吧。也因此，我的邮箱得以保存他修改书稿的这份可贵文献。
周先生修改的稿件是The Making of a New Rural Order in South China：Volume 2: Merchants, Markets, and Lineages, 1500–1700（《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徽州的商人、宗族和商业组织》，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一书中的一幅地图。从这份校样看来，在2019年11月26日、12月20日，他分别做了两次修订，而1月8日完成的这次修订已然是第三次了。对这份古地图的标注，他做了六点说明，足见一丝不苟。
周先生修改《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徽州的商人、宗族和商业组织》的校样
《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卷2）：1500-1700年徽州的商人、宗族和商业组织》正式出版中的插图，可见周先生的校对成果。本图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提供，谨致谢忱
在他交付的拍照传递的文件中，还有一份是签约《剑桥中国经济史（第一卷）》第十六章《商人和商业网络》（Merchants and commercial networks，Chapter 16，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Vol 1，To 1800, Edited by Debin Ma & Richard von Glahn, 20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合同。从这些文件中，不难想见周先生工作的勤奋。
马德斌（Debin Ma）,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主编《剑桥中国经济史》（两卷本）书影，剑桥大学出版社2022年
1月9日，是我这次在上海看书的第四天，也是我和周先生碰面的第三天。按照早前的约定，这个中午，我们决定在外面找一间餐馆改善伙食。大概因为我们搜集的资料都差不多，明天都要离开上海吧。总之，我们这番要外出改善伙食。起初，周先生提议吃西餐，我心里还暗暗有些担心，因我和吴钦根打定主意请客，而淮海路附近的西餐馆仅从门面装修来看，大约并不便宜吧。大约是看出我们有些犹疑，周先生最终听从我们的建议，改在新疆路一家名为一丈红的川菜小馆吃饭。我们请周先生点菜，他点了宫保虾仁、茄子煲、豆花汤等几道家常菜。他曾去过成都，可似乎并不太能吃辣。于是我们只好给补上一道大蒜回锅肉，以便下饭。
也许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谈起了地域的差异，谈起明清时期南北文人的差异。我说的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南北文学差异论”的一般调调，可周先生并不止步于风土、地理、学术特征等方面的解释，他追问明清时代南北文人的文章究竟有何差别？南方文人写的散文和北方文人写的散文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答不上来。我们又谈起晚明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文人自传，而周先生则提示清代这类文人自传何以逐步减少？我回答说清代文人的自编年谱和日记或许部分替代了自传的特征，可这个解释自己终于也并不能满意。也是在这里，我和吴钦根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与周先生相比，我们对于自己关切的问题并没有足够严格地去审问。在思维上，我们有些懒，有些“小富即安”了。
由于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引导，我们逐步谈到了许多海外学人。谈起高居翰、巫鸿等人的研究，周先生说高居翰是他的朋友，有着非常锐利的眼光。我们又谈起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Ten Thousand Things：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这本令人惊叹的著作在中文世界影响了许多研究，不止于艺术领域，在古代文史研究中，我们也能分明在许多著作见出它的痕迹。周先生说，三十年前，他在剑桥大学工作，此书刚出版，他就十分欣赏。他也一并谈起他对中国艺术的见解，尽管他说这不是他的专业，但无论谈什么，他总是兴致勃勃，且能给人别样的启迪。
谈到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古代文学，对新近出现的回归中国本位的理论思潮，周先生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中国的学者不能仅仅注意中国文学，而始终应该注意同时代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学，要有一种世界文学的视野。倘若忽视世界其他各地的文学发展状况，而单从中国文学总结一些特点，恐怕也不容易最大限度地揭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特质。周先生还以徽州文书等研究为例，说明他之得益于西方档案文献的启发。此前我曾感叹于中国某些地方某些类型文献保存的丰富性，而周先生则提及许多西方城堡保留的档案文献远比中国同类文献丰富。聊这些话题时，周先生很是严肃，然而我能感觉到他并非流于表面的“批判”，而始终诚恳地从理性和学术认知的角度出发来谈论这些话题。他说，他不太喜欢晚清的保守派，因为他们不仅使中国错失了许多机会，也给整个世界留下许多遗憾。
饭后，周先生坚持买单，并连连声称我们也是上海的客人。拗不过先生的好意，我们只能作罢。回想起初自己的担心，真觉有些羞愧。回图书馆的路上，天空飘着小雨，却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谈天。周先生说明天他就要回东京了，预备三月份再过境上海回英国，而我们也准备明日离开上海。于是，我们选择在古籍阅览室前合影，作为这次短暂相遇的纪念。
2020年1月9日与周绍明先生合影留念，左为吴钦根，右为本文作者
此后，我们陆续保持了一些邮件联系。然而，一场后来众所周知的病毒随即席卷全球，世界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了。我离开了上海，回到家人身边。在我蛰居广东，随时关注疫情的2020年3月份，我想起周先生此前说他将辗转回到英国的事情，加上听闻一丈红川菜馆终止营业的消息，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询问他的近况，并告知自己手头的一些工作。好些天以后的2020年4月12日复活节，周先生回了一封较长的英文信。信的主要内容翻译如下：
谢谢你的来信，很抱歉稽迟回复。过去一周，我一直忙于家庭事务。我很高兴疫情没有对你造成直接的伤害，而你现在也平安地在广东生活。如今，我已回到剑桥的家中。自从我们在上海分别后，我去了日本，在那里和我妻子会合。接下来的七个星期里，我主要呆在一个沿海的村庄里，那里距离东京市区有两个小时的火车车程。那里的驻留是宁静而舒适的，使我获得了久已必需的休息。于今想来，那似乎是另一个自我放纵的世界。
在病毒的威胁下，中国与世界各地先后进入封锁状态，而我们通常每天下午花两到三个小时在村庄的郊外散步，然后与众多李树、树下的山茶花及其他灌木一道，享受温暖的冬天。从我在中国忙碌的日子以及过去五年的工作中抽身而出，这段时光真令我感到惬意。
可惜，当一些日本朋友提醒我注意这种病毒在日本和欧洲的传播时，这田园诗般的生活就宣告结束。我们没有电视、收音机、报纸等，和村子外面的联系很少，仅有一些关于病毒的网络头条传到我们耳中。如果不是游轮闹剧/悲剧（按：当指2020年2月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病毒聚集感染事件），我们甚至认为这次疫情已绕开日本。可是，当航空公司取消了我回英国的航班时，我们对可能无法回剑桥的担心与日俱增，于是在一个月前，我决定离开日本以确保我能回剑桥。不久以后，我妻子也随我返回。现在，我们处于全国范围的封锁和隔离之中。
大学（按：指剑桥大学）业已关闭，人迹罕至，就像一个有着漂亮建筑和花园的鬼城，幸而没有游客。医院现在有一些病毒感染者，幸运的是，这座城市不像伦敦那样深受关注。如此一来，我在此地无非是待在家里，写作，阅读，以及完成早该完成的工作。这些似乎就是我在剩下的隔离期要做的事情。在日本的长假之后，我还有一些书的章节和书评需要完成，我希望当我们从这场混乱中走出时，我有一些时间回归正常的生活。
什么时候可能回中国？我不知道。我相信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妻子也不希望我回去。幸运的是，此前我在北京和上海购买的许多新书已运抵家中，填满了我的书架。它们将会让我忙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写一些我期待阅读的书籍，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反思这场灾难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确保它不再发生。
剑桥这个阳光明媚、温暖和煦的复活节，颇让人感到舒适和平安。随着道路上汽车和人的消失，目下我们只能听到花园里过于吵闹的鸟声了。可即便如此，我也乐于在它们清晨的叫声中酣睡。
这封信所流露的从容、平和以及内里的思考，我想，大概是一位学者在面对世界性突发事件的理想状态。我当时只是羡慕周先生在混乱时代中“站得定”的姿态，对于他特别提及的花园，不解所谓。前些天，读到李汉松先生所撰《周绍明先生的桃花源》一文，方才知道周先生的房子名为“格兰奇花园别墅”，而他们的花园大约就在后院，景象则是：“杂草丛生，边角处甚至滋蔓过膝。但与法国园林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比，英国花园的特色也在于一种‘调神气，入性灵’的自然而然。”这是周先生忠爱的花园，他曾将其比作“世外桃源”。如今，周先生的“桃源”大约还是旧日模样，可花园里的鸟叫，却永久失去了欣赏它们的男主人了。
2021年7月，趁着疫情间歇，我又一次前往上海图书馆。再次踏足附近的马路，一丈红的旧址早已换了新店，而街面上业已需要戴口罩了。世界再也不是2020年1月以前的时候了，可周先生留给我的美好印象：交流的坦率，切磋的诚恳，求知的天真，待人的热情与平易，却愈发清晰，且时常闪现脑海。
2022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2020年1月及以前的时光，怀念那个世界大变化前夕在上海巧遇的周绍明先生。
（此稿承吴钦根、张德懿、胡钰贡献不少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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