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重现：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三场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大决战》（1991—1992）共三部六集，总时长超过10小时，是当之无愧的鸿篇巨制，也是真正的大手笔和史诗性的战争大片。《大决战》的意义和影响，绝不仅是宏伟逼真地还原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兵团级别的对决，更是在双方军事首领的推演、谋划、决断中，在无数将领、士兵的浴血战斗中，通过大量平行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的剪辑方式，以雄辩的气势向观众证明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大地才能获得胜利与解放。
在大决战的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各方面是占据优势的：其将领大多在黄埔军校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加上抗日战争的锤炼，又有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还可以向日军将领请教战略安排，军事素养和战略指挥能力不落下风。从武器装备来看，国民党军队有美国的支援，缴获了大量日军武器，还有美国舰队在青岛撑腰。国民党军队在财力保障和军队数量上都胜过解放军。那么，为何国民党军队会兵败如山倒，全线溃败？
《大决战》最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在许多细节中，埋设了决定双方胜负的草蛇灰线。
《辽沈战役》的序幕部分，影片已经暗示了双方领袖在心态、格局、胸怀、视野等方面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于战争胜负的深远影响。影片对于毛泽东、蒋介石的刻画是非常成功的。他们是双方的最高领导人，也是这三场战役的具体指挥者和主要决策人，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时，毛泽东在大远景中独自登高望远，面前是一片绚烂的朝霞，远处的黄河正在解冻，传来轰隆隆的冰块碎裂和冲撞声，最后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浪潮奔涌。影片通过这种隐喻蒙太奇表现了旧秩序的坍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以及这个新世界所挟带的磅礴力量。影片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离开延安，坐在众多船工齐心协力摆渡的小船上横跨黄河，纵然波涛汹涌，但毛泽东镇定自若，思绪万千，与周恩来等人畅想着全国胜利后的国家发展。这组镜头的弦外之音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最朴素的人民群众，劈波斩浪，必然直挂云帆济沧海。
如果说毛泽东等人的生活处于一种奋力搏击的状态之中，那么蒋介石的生活则始终是奢侈而安逸的。当毛泽东着眼于未来，谋划着国家昌盛、人民当家作主的雄伟画卷时，蒋介石关心的却是小家庭的幸福和历史的遗迹，格局上已然落于下风。
影片中毛泽东出场的时间并不算多，在战略部署时，毛泽东显得豁达从容，专注投入，高瞻远瞩；与周恩来等人商谈大事小情时，能在一种轻松风趣的氛围中化解各种困境与尴尬，时常发出标志性的爽朗笑声，极具人格魅力。但是，作为一名肩上扛着万钧之担的领导人，他的一个决策可能影响几十万人的性命，更关乎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他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影片中的毛泽东也有过深夜难以入睡，看着地图发呆的场景；他曾在雪地久久伫立，留下一地的烟头；他会到山岗上走来走去，甚至冲着警卫员发火，这都展现了毛泽东在伟人光环背后作为普通人的真情实感，让观众对于他内心的焦虑不安感同身受。同时，毛泽东也是一位父亲，他对于毛岸英的关切，对于女儿的愧疚与疼爱，又让观众感受到他身上亲切随和的人情味。
毛泽东一直以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的专业和专注指挥作战，并安排除战事之外的其它各项工作。他也善于在一种民主的氛围中展开商讨，听取其它人的意见，甚至主动放权给一线指挥员，从而体现了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蒋介石身上虽也有严肃冷静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显得阴鸷多疑。他动不动就去一线督战，看起来决心很大，也体现了对于前线战事的重视。但是，要靠着亲赴前线才能心安，本身已经说明他对于部下的调遣并不顺畅，胸中没有指挥若定的万千丘壑。在《辽沈战役》中，蒋介石面对东北局面的僵持，除了亲自飞往沈阳，还将杜聿明从徐州调来任副司令。派一个不熟悉情况的私人好友来指挥作战，不仅增加了军事首领之间的猜忌与不和，也必将造成指挥的混乱。这正是蒋介石的自负和悲哀之处。
影片也不时表现蒋介石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一面。他将许多军政要务都交给儿子、妻子去办，无疑助长了公私不分的裙带关系。听到总统顾问陈布雷给出的救国建议居然是要四大家族捐钱救党国时，蒋介石勃然大怒，气急败坏。这说明，蒋介石过于精明自私，格局狭小，只重视一己之私，注重培植个人党羽，难当大任。
此外，《大决战》还从这样几个方面，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原因。
首先，国、共军队内部的氛围不同，决策方式有重大差异。解放军的首长之间平等融洽，彼此真诚待人，肝胆相照。中央军委的领导核心虽然是毛泽东，但他与周恩来等人配合默契，相互理解和尊重，因而能够在一种民主的氛围中完成重大决策。更重要的是，大家没有私心和个人算计，所有分歧不过是理念或对形势判断上的差别，而非内在原则性的根本对立。解放军各野战军或军区的将领之间，真诚坦荡，坚定无畏，平时有情有义，战时铿锵果决，既能将中央军委的决策执行到位，又能主动调整部署，抓住战机。
反观国民党，蒋介石精于权术，心机深沉，让人难以揣摩。而且，蒋介石与下属之间等级森严，开会时看起来军纪严明，气氛肃穆，实则各怀心思。这就导致军事会议上其实都是蒋介石的一言堂，缺乏那种彼此推心置腹的商讨、交流，下属只能在一种沉闷僵硬、貌合神离的氛围中被动地接受任务安排。
正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离心离德，只有表面的服从与恭维，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蒋介石对于部下的指挥，并非立足大局，也不敢过分强调刚性的纪律，而是要从私人交情以及各种许诺、利益诱惑着手。淮海战役期间，对于傅作义的调动，蒋介石没有全盘的考虑，显得极为随意，“傅作义的部队到南京可以，去徐州可以，不愿意去就可以任命东南行政长官。”蒋介石对于部队的部署，对于重要将领的任命，居然没有令行禁止的魄力，却要考虑傅作义的个人意愿，遇到困难的话则以“东南行政长官”作为交换条件，这实在是将军机要务视同儿戏。还有杜聿明，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两人以师生相称。蒋介石要杜聿明撤出徐州时，不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也没有进行周密部署和科学安排，只是出于个人感觉。杜聿明觉得不妥时，蒋介石就以“攻心”的路数，把杜聿明叫到南京，吩咐蒋经国为杜聿明母亲过生日，准备10万银圆的寿礼，又为杜聿明举办隆重的生日宴会，发出380份请柬。在这种小恩小惠的施与中，杜聿明感激涕零，马上同意撤出徐州。如此严肃的军事部署，事关无数官兵的性命，也关乎战局的走向，居然靠私交来推动，以感情牌来左右，这样的做法显然十分荒谬。
其次，国、共两军将领目标不同，指挥、部署的全局性视野有天壤之别。解放军各部有共同目标：解放全中国，因而能够统筹安排，齐心协力。国民党的部队则有各自的利益算计，难以做到精诚团结，更不要说倾力相助。
比如，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组织淮海战役时，有华北军区牵制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而华北军区进攻北平时，又有东北野战军在天津策应。具体的战役中，各个纵队之间能够密切配合，誓死完成各自的阻击或进攻任务，以保证战役的全面胜利。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调配，不仅证明了中央军委指挥有力，更说明这些部队之间没有私心，只有集体利益。正如刘伯承指着匾上的“退学堂”三字对众人说，做出每一个决策都要进行周密思考，并反思其中是否有疏漏之处，主动为中央军委分忧。
反观国民党军队，不仅各个战区各自为政，就连同一个战区里的部队派系也相互有别，将领常常只顾自保，而不愿冒险。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围，居然无人愿拼死相救。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稍微遇到一点阻力就龟缩不前，不愿为其它军区分担压力。
第三，国、共两党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截然不同，从中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战略目标，影响战局。《淮海战役》中有一位英勇的通讯兵丁小二讲述了他加入国民党的经历——他竟然是在火车站做小买卖时被一位长官连哄带骗弄上火车的。这样的军队，没有向心力，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相当于乌合之众。
国民党军队对于人民群众不屑一顾，也不在乎民心向背，对于美国人却极为巴结，不仅派宋美龄去美国寻求支援，请求贷款，还主动要求美国海军直接参与中国战事。这样一个为了一党之私，没有尊严，没有主权意识，更没有以国家利益为考量的政府，自然难以赢得普通士兵的真正爱戴。
在人民解放军这边，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土地改革，解决了老百姓的生计，提升了老百姓的政治地位，人民群众真心支持解放军，解放军的普通士兵也因为有了当家作主的意识，战斗热情高涨。淮海战役期间，一百多万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组成支前大军，支援部队作战。平津战役期间，解放军攻入天津时，有工人纠察队提供帮助，有南开大学的学生主动带路。这都说明，解放军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成为解放军的强大后援团和经济保障。
当影片站在一定时空高度，将这三场战役放在棋盘上进行推演和复盘，有利于观众掌握这三场战役的进程和全貌。于是不难理解，影片大多数时候都以地图上的箭头标注战略部署和攻击路线，在战场上也常以俯拍大远景、航拍中的运动长镜头或者空镜头的爆破场面将战场的宏伟壮观、战事的慷慨壮烈尽情渲染，加上这种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排山倒海气势，影片洋溢着豪迈的情绪，而对战争结局早已了然的观众也会以一种乐观自豪的心态回顾那段历史。
为此，影片尽可能做到了宏大视野与微观关注的结合、大远景与特写的配合，既向观众展示战争的全局性进展，也向观众呈现战争中个体的命运，从而融入了深沉的悲悯情怀和人道精神。在这三部影片中，常常用小景别表现战场冲锋、云梯攻城、街头巷战等场景。解放军战士的英勇与无畏，让观众记住了许多普通的士兵和一线指战员。譬如《辽沈战役》中那位有点羞涩的解放军士兵，被支前的大嫂系上了她的红围巾，待他牺牲后，那截破碎的红围巾就格外令人心痛。
而《淮海战役》中那位明知任务艰巨，但为了大局仍沉默地上马奔赴前线的营长，最后与全营战士战死在前线。还有《平津战役》中，因把大炮架上了屋顶兴奋得语无伦次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个个都是鲜活的人物，组成了解放军几百万大军中的群体肖像。此外，影片还不时用特写表现一些战士和支前群众的具体面容，用感人的细节展现他们的英勇与坚强，这都是影片为了避免宏大叙事容易造成的情感空洞而做出的有效努力。虽然，这些片段性的内容只是历史大幕布上的一个色块，但它们却体现了历史的鲜活性与厚重感。
我们应该感谢《大决战》这样的影片，它以历史的大手笔，壮观而又细腻地再现了解放战争中那三场决定性的战役。影片对于历史场景还原的准确性，对于历史事件梳理的清晰，对于核心历史人物刻画的鲜明，尤其对于历史诠释的生动与深刻，都使观众在一种更为宏大、庄严、鲜活的形式中，回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上那些运筹帷幄、雷霆万钧的时刻，并让历史以一种透彻的启示和警示，久久地回荡在今天的观众心中。
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推出“致敬百年——用电影讲党史，追忆1921”特别策划，以时间线索为主要脉络，挑选能反映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成就和关键历史场景的21部主旋律影片，通过影评导赏的方式，重温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辉煌历史，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致敬百年——用电影讲党史，追忆1921”由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戏剧学院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策划，特邀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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