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像《史记》一样从三皇五帝写起，却挑了一个毫不起眼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原来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毫不起眼的大事，司马光认为很重要。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韩赵魏三氏是晋国的卿，本来只是周朝的“陪臣”，现在自立门户，被周王封为诸侯，而原来的晋国却被这三家瓜分了，不存在了。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三家分晋”。紧接着司马光对此事进行了很大篇幅的点评，可谓《资治通鉴》全书提纲挈领的“中心思想”，小编给大家解读一下。读懂这段话，就读懂了整部《资治通鉴》。此后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司马光都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作的。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孔子在卫国流亡期间，卫灵公准备重用他，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灵公重用了你，你第一步要干啥？孔子说，我第一步就是赶紧把名分建立起来。子路一听，艾玛，孔老师你也太迂腐了吧，卫国国事千头万绪，怎么能在这些虚名上下功夫呢？孔子说，子路你也太野了，难道我没有教过你跟我说话要讲文明懂礼貌吗？一个上道人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一般都会选择性闭嘴。如果名分不建立起来，那么上面说话下面就没人听，没人听就啥事都干不成，啥事干不成就建立不起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崩溃了就没法建立赏罚措施，赏罚措施混乱以后，老百姓就不知道自己啥事能干，啥事不能干。一个领导者只有把名分定了才有发言权，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把事干成。所以你以后说话过过脑子，不要顺口胡咧咧。
悠悠万事，必先正名。
所以司马光说，天子的首要职责便是建立礼乐制度，把名分给大家定下来。谁是公爵，谁是侯爵，谁是卿，谁是士大夫，一阶一阶，整的明明白白。上位者指使下位者，犹如大脑指挥胳膊腿儿，树根给树干树叶提供养分；下位者服侍上位者，犹如手脚保护大脑，树干树叶庇护树根。这样“上下相保”，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司马光的治国思路完全来自孔子。司马光的“制礼”，便是孔子的“正名”。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司马光接着解释，当年周文王创作《周易》，第一句便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君臣之间的名分，就如天地一样不能改变。孔子作春秋，尊崇周王室，贬抑各路诸侯，周王室虽然衰微了，周王说话虽然没人听了，但是依然写在诸侯前面。如果当年微子启取代了纣王的帝位，那么殷商便不会亡国（微子启和纣王是亲兄弟，微子启老大，却是庶子，纣王老二，却是嫡子，因此其父把帝位传给纣王，结果亡国了。如果传给微子启，就不会亡国。当然这只是司马光一家之言，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微子启宁可亡国也不取代纣王，就是因为不能破坏殷商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不能坏了君臣名分。
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
周王地盘小，人口少，但是几百年来依然成为诸侯国老大，诸侯们依然年年上贡，就连晋楚齐秦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贸然强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周王的名分还在。季氏虽然当庭舞八佾（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 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却用八佾。属于犯上之举），把鲁庄公赶跑了，但是依然是鲁国的卿，没有自立门户；田常虽然弑杀齐简公，但是依然使用齐国国号（田氏代姜），并非力所不能，而是不想背个“乱臣贼子”的名分。生怕背了乱臣贼子名分，天下诸侯一起来讨伐他。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
韩赵魏三家分晋，纯属乱臣贼子之举，即使周王室不能讨伐他们，也不该给他们诸侯的名分。不给名分，他们永远是乱臣贼子，以后有机会讨伐他们，还是名正言顺的。给了名分，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的诸侯，讨伐他们就难了。
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所以三家分晋这事，不怪韩赵魏，怪周王。周王自己把礼乐制度破坏了，所以战国争雄，各国都比拼武力，不讲文德，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最终“虎狼之邦”秦国一统天下。究其根源，全在周王给了韩赵魏三家诸侯的名分上。
《资治通鉴》是一部通过历史事件总结“方法论”，指导人们处理事情的书。老人家《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解决了无数大事。冯唐读了两遍《资治通鉴》，总结出一套解决事情的方法，“再看各种历史事件，闭目一想，就能给君王提个主意。按照我说的做，都成了。不按照我说的做，就不免垂泪对宫娥。”所以他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中国区合伙人。我们读《资治通鉴》，也能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指导我们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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