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梓媛（发自英国）
编辑 | 郑萃颖
当你低下头，在精心构建的八角宝塔、钟楼、杜鹃谷，和五千平米的维多利亚时代玻璃钢结构植物温室下，是另一个世界——蚂蚁，泥土，根茎，亚马逊王莲，修好了、能踩和不能踩的皇家草坪。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清点结果，截至2019年5月，邱园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内养殖的植物物种达到16900种，创下了单一地点活体植物收藏的最高纪录，2003年邱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且于2019年庆祝了建园260周年。
来邱园之前我吃了顿早午餐，简便而饱腹的全英早餐，主食全麦面包和土豆饼，几片烤番茄，而蛋白质主要来自畜牧业，还有一勺大豆。是我熟悉的饮食结构。养活几十亿人口的农作物也就九种。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为食物生产所培育的6000种植物中，只有不到200种作物被消费，而九种占据粮食生产总量的70%。
这就不得不归因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几次“绿色革命”——机械化、灌溉、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的使用，都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了人们大规模种植的需求。由于这场“革命”，1970年至1995年期间，亚洲的谷物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大大降低了饥饿人口。但由于农业生产、耕地扩张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复原力下降的环境后果也很大。
农作物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难以取舍，因为地球貌似是围着人类转的。这个植物能不能吃？经济价值、观赏性如何？对这个绿色星球上占了我们领地的各个生物，我们都有必要进行筛选，决定他们的去留。多培育硬质小麦，因为面包销量高、需求大，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延伸性和弹性更好。穗小、粒少的就别花土地和人力培育了。对了，还要保证香蕉的产量和安全，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水果之一，香蕉是数以百万计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主食。
“2/5的植物面临灭绝，都是源于农业造成的生态破坏，” 普卢默博士接受采访时跟我说，“大部分不具经济价值、幸运的能够保留最后一株、或者一颗种子，但许多物种都没有这样幸存的机会。”普卢默博士的受访地点在温带植物温室。邱园的同事指了指手边的植物解说牌，告诉我，那几个植物已经彻底灭绝了，之前在这里展出过，现在只能留个牌子留作纪念了。
千年种子库保存着24亿颗，近四万类可储存的种子；相当于给地球上了个保险。它储存常见、稀有或濒危但有实用价值的植物种子。为此，千年种子库享有全球领先的自动化研究设施，并且仓库防洪、防弹、防辐射。冷冻室采用国际标准，将种子储存在零下20℃。现场还有装备齐全的实验室和制备设施，供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对种子进行研究。
皮尔斯博士提及，亚洲最大的种子银行，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也存储着上万种野生植物种子，并且每年还在以200新品种的速度增加。它与英国的千年种子库，以及挪威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设施。昆明种子库与邱园在内的很多国际机构，都合作采集、研究、交换植物标本和种子；千年种子库内保存的中国种子就有八万四千个。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全球使命，也是国际合作的事业。种子保护不仅是大学或者研究所内部进行的工作，更是政府间的合作，还有人类使命的承载，” 皮尔斯博士评论道。野外、荒野采集无异于大海捞针，采集者往往要身处极端环境，从荒漠到热带雨林，内陆到海岛，花十几个小时在野外跋涉，还有可能无法进行及时的抢救收集，或者将不结种子的植株保存下来。抢救下来，还需要经历核查、登记、初次干燥、X光拍摄、再次干燥、入库、萌发活力检测等步骤。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由于对濒危物种的着重关照，和不同地区数据完整度差异，难免存在数据偏差。普卢默认为，首先要意识到这些数据偏见的存在，再针对性地进行纠正。人们倾向于首先评估那些我们认为处于濒危状态的品种，而只有大约1/8的植物被进行过濒危等级评估，大多数品种都没有这个机会，所以紧迫的是加速评估进程。
在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不断恶化天气状况、增加害虫和疾病风险；这早已不是环保主义者悲观的无端臆想。气候危机面前，人类在这场内部的财权争夺中费尽心机，能否余出一些精力心思，让野生植物和培育作物尽量保持其多样性、适应能力，并保证人类生产的可持续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5是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但人类繁衍发展千年以来需要不断开垦土地，改良、培育农作物。重点在于找到一个平衡，减缓植物多样性的不断丧失。“停止大规模种植是不现实的，但是保持生物多样性不仅对环境友好，长期来看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因为这会使我们的粮食生产更加可持续，” 普卢默回答道。
对于物种名单的梳理，他举出了邱园引以为傲的生命之树计划（Tree of Life Initiative）——就像我们人类的家谱一样，生命之树的地图式表格能够使我们了解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这对未来的物种发现、监测和保护而言至关重要。
普卢默博士同样将目光锁定在今年下半年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要想对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踩下急刹车，则需要创新性的改革，让各国积极参与到行动中来。普卢默认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以往不同的是，引入了“物种威胁缓解与恢复”STAR（Species Threat Abatement and Restoration）指数。《框架》围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将所有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从政府、市政、到企业家。想要协调这一全球行动，就需量化保护行动的贡献，让参与者看到诸如避免森林砍伐和保护生态等行动能够带来的经济价值。STAR指数不仅能够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还能纳入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皮尔斯博士也给了我十分乐观的展望——一把种子，混合肥料和粘土粉、用手搓成泥巴球，制成“种子炸弹（Seed Bomb）”；给孩子们发一张撒种图纸，让他们顺着地图的指引，到指定地点时，用弹弓把“种子炸弹”奋力一掷，投放到它们能够生根发芽的新家。
好消息是，即使是在高度退化的土地，也有可能因野生植物的再次引入，而复苏。30年前在巴西，有一位牧场主看到养牛业的发展所导致的大面积砍伐，试图将其拥有的牧场恢复为曾经覆盖整片区域的大西洋雨林。牧场主清理了顽强的入侵植物，将残存的雨林中所收集的种子取代入侵物种，大量种植。虽然他们从未引入过植物以外的生物，但当本土植物重返自己的生态环境后，许多从前淡出人们视野的鸟儿、鬃狼、美洲狮、还有它们的幼崽却都自己回来了；这个牧场现在被称为泰拉研究所。
“我们是否在‘吃’向灭绝？”邱园小径上的指示牌也提醒着游客，继续以人类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就难逃最坏的结局。而在这片安宁丰饶的植物园内，一切都在按计划有序执行：花园的洒水器在定时定量地喷洒，某司员工被动员在邱园里团建植树，湿热的平日下午，西南角广场的阿卡贝拉演出没有多少听众，今夏的伦敦格外炎热。
邱园出口附近呈放着一处展览，多种多样的植物森林披上了梦幻般绚丽的外衣，仿佛一切皆是供养人类的盛宴。神话中的糖果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这终究只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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