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政协筹备第六小组就国歌问题展开了讨论，毛主席和周恩来亲临会场聆听小组成员的建议。会上，画家徐悲鸿建议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众人表示意见一致。
这时，有人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要求修改。
周恩来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不赞成修改歌词，力挺原歌词，徐悲鸿也支持不修改。毛主席说：“周总理和徐画家说得对，坚决不改！”
“我们不做亡国奴”《义勇军进行曲》是我国的国歌，它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它的出现见证了我国先辈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迎来胜利果实的奇迹时刻。
1949年，新中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随着毛主席的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口号落下，国歌也随之响彻云霄。全国人民伴随着国歌，全部沸腾起来，人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伴着雄伟壮丽的歌声，人民激动不已。正像歌词里面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国歌背后也有着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故事。
说起《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必定是它的作曲家聂耳和作词家田汉。这两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华表达着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虽然没有像战士一样扛着枪冲上战场，但他们创作的一部部歌曲就是他们砍伐敌人的利刃。
1931年19岁的聂耳从云南来到了上海，考入了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他的气质与革命精神打动了已经是著名戏剧家的田汉。
聂耳本想用音乐支持革命，可他所在的歌舞团却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他怀着对敌人的痛恨和满腔爱国情怀准备在歌舞团大展身手，但歌舞团所作的歌曲，通通是享受金钱权利的“靡靡之音”。
聂耳
这让聂耳很是难过，他向负责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负责人并不买账，还将他训斥了一番。正当他烦闷不已的时候，田汉在朋友的口中听说了聂耳的经历，聂耳年纪轻轻却有一腔抱负，这令田汉很是欣慰。
于是田汉决定帮聂耳一把，田汉将聂耳约出来，与他彻夜长谈，将上海如今的革命音乐发展程度都详细地告诉了他。聂耳终于找到了知音，他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这给两人都带来了创作灵感。
通过聊天，田汉发现，聂耳并没有经过专业的音乐培训，但聂耳在创作曲子方面有极大的天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天才。田汉决定用自己的毕生所学，来激发聂耳沉睡的音乐细胞。
长谈结束后，聂耳回到剧团辞掉了工作，立志要用自己的方式支持革命。
田汉
田汉和聂耳对音乐和革命的追求不谋而合，聂耳对能遇到田汉这样的爱国人士感到非常高兴。在田汉的劝说下，聂耳决定加入左联音乐小组，1933年，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从此形影不离创造出了多部音乐作品，聂耳所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田汉的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主题曲《前进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
1934年的一天，田汉带着儿子田申与聂耳在海滩边视察工人们的生活，他们在工人们运输的箱子上面看到了令人愤怒的文字，箱子上面写着：“里面装着军火！是运给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
短短的一句话是对中国人民的轻蔑与侮辱，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居然要用中国人民扛着的炮弹来打中国人，杀人诛心。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聂耳对田汉和田申说。三人回去之后，田汉就创作出了“中国第一部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和田汉共同为这部歌剧创作了主题曲《前进歌》。
《扬子江暴风雨》剧照
“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是《前进歌》里面的歌词，单看歌词，它与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非常像。
聂耳还出演了这部剧中的主要人物，码头工人老王。田申则出演老王的孙子小栓子。歌剧的最后，码头工人知道了木箱上面字的含义，纷纷奋起反抗，将木箱全部推进了海中，老王的孙子小栓子被日本兵打死，全体人员唱起了《前进歌》。
演员们真实生动的表演，使剧场中的人都无不落泪，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观众都被这生动的表演打动，剧场内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的口号。
但田汉、聂耳等艺术家的行为，引起了敌人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也开始对艺术家们实行迫害。艺术家们只能转到地下，田汉也只能在地下创作，在此期间他又创作了话剧《回春之曲》，聂耳又为他的话剧创作了歌曲《告别南洋》。
《回春之曲》剧照
1935年，田汉搬到了上海法租界居住，当他听到有人在国家这么艰难的时刻，居然写着“靡靡之音”来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他再也忍不了了，当即回家创作了剧本《风云儿女》。
有一天，当他正在为《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曲的时候，突然灵感乍现，手边又没有纸，他就直接把香烟盒拆开，在香烟的锡箔衬纸上，写下了该剧主题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歌词，这段歌词正是现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国歌的诞生，一个才子的去世田汉将剧本《风云儿女》创作出来后，他将剧本转交给了另一个艺术家夏衍的手中。田汉在家中写分镜头脚本的时候，突然感觉异常的烦闷，他打算出去散散心，但是外面国民党在四处追捕他，贸然出去非常危险。
身边的人也极力劝阻他，田汉说：“我不能一直躲着，在家里我没有灵感。就出去一会儿，不会被发现的。”
《风云儿女》剧照
有个女同志站出来说：“这样吧，我帮你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然后我陪你去，这就没人注意到了。”田汉对这个提议没有反对，欣然同意。
其实，田汉也并不是想出去散心，今天是他另一部话剧《回春之曲》的首映，他非常想去剧院看看。他穿着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远远地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富即贵的人，而他身边的女同志也装扮成了一个大小姐。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敌人的追捕，田汉被捕入狱。
当田汉被捕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远在异国他乡的聂耳也听说了此事，他立即通过关系找到夏衍，要求给《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作曲，他在信中写道：“如今田汉先生生死未卜，我能做的只有这些，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这样做的。”
聂耳（左）、田汉（右）
从信中的字里行间，夏衍似乎看到了聂耳真诚的眼睛，他将主题曲的词寄给了聂耳，由他作曲。
当时聂耳也正在被敌人通缉，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决定派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收到主题曲歌词的时候，聂耳正在日本等待出国的消息，他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为主题曲作出了曲谱。
为了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共鸣，和增加曲子的协调性，聂耳在歌词前面增加了“起来！”，在歌词后面增加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整个曲子听起来更能激动人心，更能点燃人民心中的怒火。
可惜的是，这是聂耳留给世人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与田汉最后的合作。到达日本第三个月后，聂耳在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这个年仅23岁的天才作曲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个噩耗传到了狱中的田汉那里，田汉悲痛欲绝。
田汉
为纪念与聂耳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时光，田汉为聂耳写下了一首挽诗：“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1935年，《风云儿女》顺利拍摄完成，此时，主题曲的歌名还没有定。而聂耳寄回来的手稿中也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总感觉缺点什么。后来为这部电影投资的投资方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此后，《义勇军进行曲》正式诞生。
《义勇军进行曲》一经发表，就被万人传唱，所有人都深深地被激愤人心的歌曲感动。然而这首歌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大地，在国外也备受喜欢。
在国外，许多国家革命者为争取自身解放而作斗争，他们被这首歌彻底激励，虽身受法西斯的侵害，但他们心中仍然充满着希望。《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了一支国际战歌。
田汉出狱后，他竟意外地收到了一笔稿费，原来这首歌竟传到了美国，这是田汉没有想到的。而这笔稿费是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寄来的。
保罗•罗伯逊
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他不禁被歌曲中激昂热烈的曲子深深吸引，尽管不明白歌词中唱的是什么，但光听曲子就能感受到热血沸腾的爱国情怀。
罗伯逊找人将《义勇军进行曲》翻译成英文，没有改变曲调，在全国演出，最后还用汉语制成了唱片，并取名为《起来》。当他听说这首歌是中国一位天才作曲家创作的，他非常想与他见一面，可经打听才得知聂耳早已去世，他不禁感慨天妒英才。
可他仍旧没有放弃寻找作词的人，后来罗伯逊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朋友，用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听到了田汉的地址，将稿费寄给了田汉。
这首歌的影响力还不仅仅只有这些，据陶行知先生的回忆，他从欧洲回国经过埃及游玩的时候，在金字塔下面听到了有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进行讲学时，在街头曾听到有人吹着的口哨，正是这首歌的调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首歌的影响力是多么的深远。《义勇军进行曲》最后能成为我国的国歌，也正是因为其包含的革命精神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毛主席：“坚决不改”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已经落实完成，只有国歌还在商榷之中。政协筹备第六小组就国歌问题在中南海展开了讨论，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沈雁冰、陈嘉庚、田汉、钱三强等16人，后决定邀请画家徐悲鸿也参加这次会议。
这时，小组已经通过征稿的方式，征集了国歌曲谱600多件，歌词手稿近700件，但是这些稿子并不理想，令小组的人头疼不已。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国歌为什么这样难选呢？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在清朝以前对外交往并不多，所以对国歌自然没有什么概念。
中国的国歌最早出现是在1896年，那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在西欧国家进行访问，李鸿章哪里知道，按照当时的外交规定，各国在进行访问的时候，是要演奏自家国歌的，但中国并没有国歌，李鸿章只好面不改色地临时编了一首。
而就是这首临时编成的歌，被后人称为《李中堂乐》，在此后的10多年的清政府外交上，都一直使用的这首歌。
后来，清政府被推翻，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在报纸上重新征集歌曲，选择了一首名为《五旗共和歌》作为临时国歌，但这首歌却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
李鸿章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国歌换了好几首，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歌却一直未被选上。所以，选一首歌曲作为国歌非常困难。
政协筹备小组开会期间，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亲临会议，聆听小组成员的意见，大家将自己的想法都一一说了出来，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大家的一致商定下，将选拔国歌的要求确定了下来。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信。既能反映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小组成员们将最适合的几首歌的手稿选了出来，对比这几首歌的优缺点。
这时，默不作声的徐悲鸿站了出来，他说：“我觉得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怎么样？”徐悲鸿的建议发表后，成员们都非常赞同，但在仔细探究其中歌词的时候，有人说：“这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不适应当下新的形势了，建议改一改歌词。”
徐悲鸿
众人议论纷纷，对歌词是否应该修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众人商定不下，只能请教毛主席与周总理。周总理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我觉得原歌词就很好。”
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周总理身上，仔细听着总理接下来的发言。只听周总理说：“我们如今确实已经太平，中华民族也不在最危险的时候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危急时刻，应该永远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时期。”
徐悲鸿也说道：“我在法国留学时，听到过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这首歌就非常悲壮，表达了当时革命家们面对敌人的侵略，依旧不顾危险，冲锋陷阵。”
“人民在胜利中不能忘记过去的斗争，用国歌延续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最好不过了，我们要居安思危。”
听到周恩来与徐悲鸿发表的建议，毛主席十分高兴，他不禁鼓掌赞扬，说：“周总理和徐画家说得不错，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安不忘危也是一种革命精神嘛！好，就这样定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坚决不改！”
毛主席与周恩来
就这样，《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国歌，并且一字未改。会议结束后，全体人员站起身来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0月1日下午3时，筹办开国大典的所有工作都顺利完成，毛主席迈着有力稳健的步伐，迈上了天安门城楼上，用洪亮激昂的声音宣布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紧接着，毛主席按动身边的电动按钮，国歌与国旗一同运作。
伴随着气势磅礴的国歌，国旗渐渐升入高空，这时广场上的群众全都站起身来，跟着国歌唱，他们摇着手中的国旗，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一首雄伟壮丽的歌声飘荡在整个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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