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2日，《北京晚报.人文》副刊登载了拙作《忽惊此日仍为客——梅贻琦日记中大后方的文人雅集》，其中“拍戏听曲，苦中作乐”一节，有这样一段话：“1942年10月10日是国庆纪念日，身在昆明的梅贻琦稍得喘息之机，‘晚于广播中听昆曲数段，为云飞君之《刺虎》，罗莘田之《弹词》，崔之兰之《游园》，张中和之《扫花》。’这里接连出现了四位拍曲人。云飞君不知何许人也，但可想见为一有才识之名票；崔之兰则为老清华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张中和，我原以为是‘张充和’之误。因著名教育家张吉友的十个孩子里，所有男孩子的名字都有宝盖头，要支撑家业；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意思是要走出去嫁人。所以‘张中和’也不可能是昆曲名票、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张充和的兄弟。后偶见报上回忆张充和的文章有‘沈从文之子沈龙朱（张充和的外甥——笔者按）接到90多岁舅舅张中和的电话:“四姨走了。”’张中和不是亲舅舅，但是两家关系很好。”字样，才恍然大悟。
作者 侯宇燕
崔之兰与丈夫张景钺
不意数日后，忽接到报社编辑转来住在西城区白纸坊的九十一岁张中和先生的亲笔信。信不长，照录如下：“侯宇燕先生，你好！2015年11月12日《北京晚报‘人文’》栏载有大作《忽惊此日仍为客》，其中有‘张中和之《扫花》’，应为‘张宗和’。宗和是充和的大弟，小充和一岁。清华历史系毕业，精昆曲，擅吹笛。本人张中和，是充和嫡堂弟，小充和11岁。本人系清华土木系1949年毕业。我父亲和张吉友（张充和、宗和之父——笔者注）是同父异母亲兄弟，吉友由五房抱给大房，所以不是沈龙朱的亲舅，但也算是亲舅。一笑。敬礼。张中和上。”
接到信后，我立刻查阅了《梅贻琦日记》。白纸黑字，确为“张中和”无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推想，这既非是出版社编辑的错，甚至也不是梅校长的错。梅校长是天津人，对平、卷舌音，应分得很清。唯一的原因，大约由于抗战时期，梅校长身在昆明，他收听的电台，不是重庆的，就是昆明本地的，而电台报幕员，则十有八九是南方本地人，对中、宗二字极易混淆。咬字稍不清，就会造成误会，令梅先生将“张宗和”听成了“张中和”！
于是，我马上转告《梅贻琦日记》的编辑，请他在重版时修正这个“美丽的误会”，又复信张中和先生报告此事处理经过。看得出老先生很满意，主动与我通话约十分钟。我粗略了解到，张中和先生曾任北京市政工程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为北京给排水工程、地下铁修建都做出过贡献。他本应于1946年毕业于清华土木系，因战乱耽搁了三年，一毕业就赶上了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但因有“历史问题”，被“控制使用”，一生未尽才。
神秘的电话
仿佛冥冥中总有一条线，继续连着我和梅先生听曲这件事。去年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发现，原来大作家汪曾祺早在1996年发表的《晚翠园曲会》一文中就写过张宗和了，而且不仅是张宗和，还有他著名的姐姐张充和，甚至梅校长从电台里听到的《游园》演唱者、联大女教授崔之兰，也都一一出现在汪先生笔下。
崔之兰，梅贻琦先生记忆中的第三个拍曲人，是晚翠园曲社做“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做同期）的必到之客：“崔之兰先生是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来研究蝌蚪的尾巴，运动中因此被斗，资料标本均被毁尽。崔先生几乎每次都唱《西楼记》。女教授，举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来却很‘嗲’。崔先生的丈夫张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来。张先生不唱，只是端坐着听，听得很入神。”
忽想起整整16年前，我编辑《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时，曾接到一位张姓男子的电话。他说，钱端升先生之子钱仲兴将征集回忆老清华父辈文章的消息告诉他。是该写写了。但不是写父亲，而是写母亲——崔之兰。电话匆匆断了，我未来得及问，崔教授是哪个领域的专家？后来就没了下文。这个神秘的电话一直埋在我心里。直到近20年后读了《梅贻琦日记》，才知崔之兰先生还雅擅拍曲；直至读了《晚翠园曲会》，又进一步得知崔之兰还是生物系教授！看来，人生里总会埋伏着一些饶有深意的包袱，不用着急，到时候就会一一打开，给你带来惊喜和思索。
云飞君的真实身份
而梅先生不知晓，日记整理者也不知清楚其真实名姓的，在电台第一个出来演唱《刺虎》的“云飞君”，我一度认为，在汪曾祺先生笔下，云南大学西北角栽种了很多枇杷树的美丽的“晚翠园”——这个昆明拍曲人必到的小圈子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
汪先生这样写：“许宝騄先生是数论专家，但是曲子唱得很好。许家是昆曲大家，会唱曲子的人很多。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就是许先生的姐姐。许先生听过我唱的一支曲子，跟我们的系主任罗常培（莘田）（著名语言学家，即梅校长从电台听到的第二个节目《弹词》的演唱者——笔者注）说，他想教我一出‘刺虎’。罗先生告诉了我，我自然是愿意的，但稍感意外。我不知道许先生会唱曲子，更没想到他为什么主动提出要教我一出戏。 我按时候去了，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
‘银台上晃晃的凤烛墩，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
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刺虎’完全是正旦唱法。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 ”从汪先生文章，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并不武断的结论：昆明知识界的昆曲爱好者，大都是晚翠园“同期”中人。那么这个在电台第一个出来唱《刺虎》的“云飞君”，是否即数论专家许宝騄先生呢？或许，这又将成为一个无心插柳的美丽发现？
且慢， 3月中旬，我忽收到清华大学校史馆副馆长金富军博士的一则短信。他告诉我，《抗战中的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的作者戴美政先生在看到校史馆转载的拙文后，说：“梅日记中所记‘云飞君’，为昆明平剧（京剧）名票，应属中央机器厂职工进益会成员，该会多次应邀到昆明广播电台播出平剧。笔者《抗战中的昆明广播电台与西南联大》中曾提到此君。”
到此为止，这桩有趣的，带着民国草木清香的小公案，终于彻底水落石出了。唯一遗憾者，只是不知云飞君的真实姓名罢了。
张宗和的结局
至于四个人中最后出场的那位唱《扫花》的真身——张中和老先生信中“精昆曲，擅吹笛”的张宗和，汪曾祺则不但细笔详写其人其曲，更写到乱世里他遭逢的乱离，以及悲凉的结局：“给大家吹笛子的是张宗和，几乎所有人唱的时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风圆满，唱起来很舒服。夫人孙凤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阳关’，唱得很宛转。‘叫他关河到处休离剑，驿路逢人数寄书’，闻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张宗和温文尔雅，孙凤竹风致楚楚，有时在晚翠园（他们就住在晚翠园一角）并肩散步，让人想起‘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他们有一个女儿，美得像一块玉。张宗和后调往贵州大学，教中国通史。孙凤竹死于病。不久，听说宗和也在贵阳病殁。他们岁数都不大，宗和只三十左右。”
终于“找到”了张宗和，却让人一声叹息！（按：汪先生此处记忆不确。张宗和去世于1977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纪念亡妻孙凤竹，张宗和写了一本小册子《秋灯忆语》。）
对梅先生笔下四位拍曲人的追寻过程，赋予我一个极深的感受：从民国时代以至解放后十几年，人们对戏曲是那样的迷，迷得简直有些痴。这当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以及家庭成员内部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晚翠园同期上数论专家许宝騄唱正旦，唱得那样“擞”，而他的姐姐许宝驯、姐夫俞平伯，在清华大学迎新会上合演的《活捉》，几十年后也成为著名学者的学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有精彩回忆：“初开学的晚会上，他（俞平伯）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他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
汪曾祺则在高邮读中学时就唱上青衣了。这里既有雅擅拍曲的父亲的影响，也是当时学校的大风气。黄裳先生30年代读南开中学时，常常溜出学校听京戏，半夜再翻墙头回校。梅兰芳先生到南开演出，他埋伏在后台，等张伯苓校长们引梅先生进了礼堂，就突然跑出来请他签名。
解放前后，戏曲演员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痴迷已经酝酿成熟，开花结果，到了必须采摘的时候了。许多出身殷实家庭的子弟，因了从小在这种热爱戏曲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毅然走上专业戏曲工作者的道路。如参加总政京剧团的王晓棠，从小就在家里学了很多出京戏、昆曲，后来还把戏曲用在了自编自导的电影配乐里；刚刚去世的程派传人李世济，原是上海的娇小姐、大学生，她一生的琴师、生活伴侣唐在炘，则是贵族学校圣约翰的高材生；京剧电影《李慧娘》的主演胡芝风，在接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通知书时，正在京剧名家芙蓉草辅导下，在家里学一出新戏。她在清华读了一年，把家伙把式都带到了北京，每天在体育馆铺开刀枪练工夫打旋子，还参加了清华京剧队。后来终于抵不住对戏曲的这种痴迷，从清华退学，正式拜师下海……
而梅先生日记里这几位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拍曲人，也都是知识分子。或声名不著、身后寂寞，或后来成为著名社会人士，但当年他们安贫乐道、恬淡冲和、自得其乐的文化生活，勾勒出的却是一整幅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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