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大明湖的北岸旧时有一座古水仙祠。清代刘鹗于光绪年间多次来济南,并曾长时间安家于此。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绣像小说》杂志,连载长篇小说《老残游记》,内中对大明湖畔古水仙祠是这样描写的:

到了铁公祠前,“进了大门,正面便是铁公享堂,朝东便是一个荷池。绕着曲折的回廊,到了荷池东面,就是个圆门。圆门东边有三间旧房,有个破匾,上题‘古水仙祠’四个字。祠前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过了水仙祠,仍旧上了船,荡到历下亭的后面”。

大明湖最高的塔(老残游记里的大明湖古水仙祠及其楹联)(1)

摄影:邵凯

这乃迄今为止所能查到的关于古水仙祠最早的文字,然而这是不是虚构的呢?刘鹗在该书第十三回所附自评中说:“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此两回所写北妓一斑,毫厘无爽, 推而至于别项,亦可知矣。”书中对济南其他景物的描述应完全写实,未加编造(个别细节或记忆有误),100多年来即使在济南也无人指摘。尽管如此,《老残游记》毕竟是部小说,终归有所旁证才好。

近年来翻阅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见多篇游记提到古水仙祠。这足以佐证古水仙祠的真实存在。

如作者大炮发表于1936年的《大明湖之雨》写道:“到了祠前上岸,瞻仰了铁先生的享堂,默默的敬了一番,绕过了荷池,又去看了看古水仙祠,读了一遍早已念熟了的‘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的对联。”

柳嫣发表于1943年的《春忆济南》说:“去年春天曾经旅居过三月的济南”,“在历下亭,在铁公祠,在水仙祠,徘徊瞻望了许久”,由此可以推断1942年时,古水仙祠尚在。

还有沈绍南现场逐一抄录,1923年编辑印制的《榆西精舍集明湖联句》一书,于“铁公祠联”条目下辑录了“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根据《老残游记》和《大明湖之雨》一文的描述,便知古水仙祠紧邻铁公祠(祭祀明代铁铉),可算作以铁公祠为主的一组建筑,故录者将此联写于铁公祠名下,但是由此亦可推知古水仙祠的存在。

大明湖最高的塔(老残游记里的大明湖古水仙祠及其楹联)(2)

摄影:邵凯

古水仙祠祀主为谁?今人往往把古水仙祠与藕神祠混为一谈,似乎古水仙祠是藕神祠的另名。1998年,大明湖公园借原南丰祠房屋院落恢复重建藕神祠,正中的藕神坐像宋代仕女妆扮,手持卷轴,乃是按照清代文人的意愿,以李清照的形象塑造的。祠堂门前廊柱上悬挂当代书画家刘如璞书写的“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联,祠堂门西东两侧分别悬挂中英文简介牌(后维修时摘除),开头一句即为“藕神祠又称‘水仙祠’”。

而从清代和民国年间的众多文献与地图可知,两祠同时存在,古水仙祠在铁公祠东,藕神祠在铁公祠西,相距约200米。除了对两祠地理位置未予详考外,造成人们误识的原因大致另有两条:

一是受古水仙祠对联中写到“藕花”的影响。岂不知,如果祠内供奉的是藕神,应不会在对联中直呼其名,这样于礼仪有失尊敬,于文辞亦欠蕴藉。

二是自古以来荷花即被称作“水中仙子”,误以为“水仙”是“水中仙子”的省称。

其实,这里的“水仙”即“水神”。汉代《越绝书》记载:春秋时伍子胥被吴王夫差逼迫自杀,沉尸深江,归神大海,从此仿佛波涛间常常传来他激愤的声音,“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

东晋《神仙传》说,郭璞死后“为水仙伯”。

前秦《拾遗记》卷十“洞庭山”条写道:屈原以忠见斥,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在《红楼梦》第43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不了情暂撮土为香”里,茗烟提议去不远处的水仙庵借香炉,贾宝玉道:“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

现在台湾、福建、广东多有庙宇主祀大禹,奉其为“水仙尊王”“水仙圣王”,台湾、福建一般配祀伍子胥、屈原、王勃、李白,统称水仙诸王。在无锡,有一座水仙道院,也称南水仙庙,因靠近古运河,船民将里面先后奉祀的历代文武官员,俱当水神祭拜。香港也有供奉“水仙爷爷”的水仙庙。

自古以来,江河湖海的“水仙”“水神”还有很多,比如玄冥、冯夷(河伯)、阳侯、晏戌子等等。清代时大明湖南北岸就各有一座晏公庙,至今仍有相关建筑存焉。但是中国人最为熟知、广为崇拜的水神要数龙王。大明湖畔这座水仙祠应该就是龙王庙。

将龙王称作水仙、水仙王的古往今来并不鲜见。像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写道:在苏州,“离余家半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洞庭,太湖的别称;洞庭君即洞庭龙王,亦即古代民间爱情故事《柳毅传书》中的龙女三娘之父。还像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至今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七,都要以各种方式庆祝龙王生日,祈求龙王保佑,将这一天称作“水仙诞”。再远的讲,宋代杭州西湖边的水仙王庙祭祀的也是龙王。

南宋乾道五年(1169)《临安志》言:西湖(亦名钱塘湖)“广润龙君祠即水仙王庙”。

南宋宝庆元年(1225),临安(今杭州)府尹袁韶作《水仙王庙记》,其中记载庙内有吴越武肃王钱镠(852-932)所著碑文,碑额曰“钱唐广润龙王庙”。

清康熙《钱塘县志》曰:“嘉泽龙王庙,即古水仙王庙,俗称龙王堂,在钱塘门外”,“庙额曰嘉泽”。

西湖水仙王事始见于北宋苏轼笔下。苏轼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古今传诵,第一首则不入选本,鲜为人知。其辞曰: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湖上有水仙王庙)

苏轼还有一首《书林逋诗后》,诗的最后四句是:

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

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湖上有水仙王庙)

两首诗结尾处苏轼的自注一模一样。苏轼所讲的水仙王庙就是西湖龙王庙。

《书林逋诗后》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不然的话,让林逋陪祀水仙王,在他们面前供献上一盏代酒的寒泉和几枝清雅的秋菊。由此可知,“一盏寒泉荐秋菊”与水仙王即龙王是有紧密的历史关联的,所以本文前面说,用苏轼这句诗作楹联的大明湖古水仙祠,应该也是龙王庙,虽然道理并不充分,但说它祀主是别的什么神,目前还真拿不出丁点根据来。

既然“一盏寒泉荐秋菊”作了大明湖古水仙祠的楹联,似应把它所用典故略加说明。

“寒泉”,出自《易经·井卦》“九五:井洌,寒泉食”。意即井水清冽,令人喜于饮用。晋代葛洪《抱朴子·嘉遁》说:“藜藿嘉于八珍,寒泉旨于醽醁。”后一句是说寒泉比醽、醁这两种名酒还要甘美。

“秋菊”,出自屈原《九歌·礼魂》“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言春祠以兰,秋祠以菊,为芬芳长相继承,无绝于终古之道也。”意即礼祀神灵,供以春兰秋菊,长相继承,千古不绝。

《榆西精舍集明湖联句》辑录“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联时,也记录了作者大名“高寒生”。

大明湖最高的塔(老残游记里的大明湖古水仙祠及其楹联)(3)

摄影:董承华

那么,大明湖古水仙祠的下联“三更画船穿藕花”,是高寒生专门构撰的对句吗?不是的,因为它明显地与上联平仄不谐,如果特意属对,平声字“船”则可改用仄声字“舫”之类。它亦乃一成句,摘自南宋陆游的《同何元立赏荷花追怀镜湖旧游》诗。陆诗全文是:

  少狂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

  凉堂下帘人似玉,月色泠泠透湘竹。

  三更画船穿藕花,花为四壁船为家。

  不须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无酒。

  花深不见画船行,天风空吹白纻声。

  双桨归来弄湖水,往往湖边人已起。

  即今憔悴不堪论,赖有何郎共此尊。

  红绿疏疏君勿叹,汉嘉去岁无荷看。

这首诗是陆游50岁那年,于蜀州(今四川崇州)通判任上所作,追怀当年在家乡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泛舟镜湖,饮酒赏荷,彻夜而归,青春快意的美好时光。

“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是一副集句联,应该说很精彩,用于济南水仙祠也很合适,尽管它离龙王或者说水仙水神的主题稍远。济南城内泉水众多,天下知闻;城南昔时秋天野菊开遍佛慧、千佛诸山,“佛山赏菊”乃济南古代八景之一;画船与荷花更是千百年来大明湖的一贯特色。这些济南风景的重要元素集于一联实在难得,无怪乎深受济南人喜爱,以致难以割舍,没有了水仙祠,就把它挂在藕神祠里。

古时文人雅士喜欢吟诗作对,遇见大明湖这般文气沉郁、姿容绝胜的城中园林,自然不肯放过。有多种文献记载,昔日大明湖上对联之多不输杭州西湖,尤其是画舫上的匾额门联,于三江五湖更属迥然独秀。可惜许多佳构因屡经战火动乱,又不见著录,而湮灭无闻;有的则不为主事者知闻及重视,或因时过境迁,新址难选,而仍旧深藏于故纸中。由此可知,“一盏寒泉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能够因刘鹗的《老残游记》而名世,又借李清照的光,因藕神祠而重现,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这副楹联不能仅仅从大明湖或者济南的名联的角度,来认识它看待它。它紧随“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泉水,户户垂杨”“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等名联之后,已经成为济南的历史记忆、诗性标志和生命境界。

对作者高寒生尚没有查到任何生平资料,他的名字目前所知也仅见于《榆西精舍集明湖联句》。现在悬挂在藕神祠这副对联上面没有写“高寒生”。书写时大家还不知道有《榆西精舍集明湖联句》这本书存世,今天也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他并记住他。尽管他只为济南的历史、济南的文化贡献了这区区十四个字,难道不远远胜过历代许多官员、文人,在各种场合、在各种媒体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吗?高寒生,值得济南这座城市千秋铭记。

愿更多的济南优秀传世楹联能够枯木逢春,重现生机,装点我们曾经风神潇洒的城市,滋养我们不曾优悠典雅的心灵。

当然,如果能重建水仙祠,则更是令济南文脉赓续、湖山增辉的风雅之举了。

作者:周长风

来源:济南古城历史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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