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方绅士”与“东方君子”的不同，其根本所在是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差异；绅士风度在东方的传播与实践，是基于国际化，地域化，社会化沟通的需求，基于对西方文化，礼仪的尊重；而君子之道的主张，乃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两种文化，承载于“人”，实践于“我”，表现于“事与物”，“场合与身份”，均需要内外兼修，择善而从，扬长避短，方能相得益彰！
绅士及绅士风度
作为一个舶来词，英文的 gentleman是指英国绅士，他们通常会手拿文明棍，头戴大礼帽，身着笔挺的西装，足蹬锃亮的皮鞋。在中世纪英国，“gentry”（绅士阶级）是一个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仅次于贵族，如爵士等职位。此阶层的男性成人当时称为“gentleman”（绅士）
爱德华▪伯曼在《像绅士一样生活》中介绍了绅士文化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斯蒂威尔指出，英语中的“绅士”一词最早出现于1413年，当时国王亨利五世颁布了一道法规：在上诉或控告的过程中，都需要陈述被告的财产和地位。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新词汇来代表在骑士和男爵家庭中的年轻成员，以区别于那些有头衔的兄弟姐妹。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首次出现了“绅士”一词。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绅士被解释为：“一个为留下好名声而勤奋工作的人”这一时期地位高的绅士需要佩戴盾形徽章以证明其血统。亨利八世时期，绅士用来指称上层人士和贵族。到了16世纪，绅士的定义中开始包含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土地，财富，及个人追求，更接近于现代的，非军事的绅士概念。另一方面，有关绅士不应该工作的思想也开始逐渐扩散。
19世纪以后，人们已经不再根据血统、所佩戴的徽章来界定一个人是否是绅士，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举止，这与今天的绅士定义有些相近。绅士的这个新定义很快为人所传颂，并且引领更多学者去探索，一方面它鲜明反映了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至1901年在位，六七十年间大英帝国强盛至极：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殖民主义兴起，而新兴的绅士阶层在地域化沟通，社会化交流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重要之处，英国贵族阶级急于寻求一种高尚可贵的精神文化，来反映英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以此来统治殖民地区的民众，加速其文化的影响力，也正是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随着贸易往来得以沟通交流，互相影响。
而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绅士的定义也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早期的绅士价值，体现的是强调等级（与英国贵族的关系等级）与承担社会责任的骑士精神。而绅士精神的现代意义则引申为“骑士般的勇气，服务公众的道德意识，提倡独立人格，以及即使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也要保持谦恭礼貌，对待女性要举止优雅，保有浪漫情调，崇尚知识即美德。
英国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理念》一书中对绅士下了准确的定义：“绅士从不会使他人受苦。他与周遭的一切保持和谐而非凸显自己。真正的绅士言行谨慎，从不锋芒毕露。施人以恩时他不以为意，好像自己倒成了‘受惠者’。他恪守古代圣人的箴言，眼界高远。”
塞缪尔▪斯迈尔斯在《性格》中这样描述绅士：“绅士生来所受的教育就是，无论他拥有了世界上多少财富，都会感到自己必须与他人分享，未能以适当回报社会，他就不会心安理得地享用别人提供的饮食、衣服和服务。”
考究的着装，文雅的举止，尊重他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与建造。彰显男人的坚韧、礼貌、勇敢、谦虚、含蓄、深沉、与宽宏大量的人格之美——使得绅士“出类拔萃，风度不凡”！
从以上定义可以得出，绅士须具备从内到外，符合完美的属性，狭义的绅士定义可以从穿搭，礼仪，社会阶级，社会地位等方面出发，而广义上的绅士定义，则要求绅士符合任何层面的最好评价，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而绅士风度便是英国民族文化的外化，又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看齐上流社会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绅士们倡导传统文化与自我存在的价值观，追求品味与人性化的生活方式。他们代表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中上阶层男士所追求的一种社会风尚。
绅士风度在东方的传播与实践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们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东西方文化开始随着商贸经济的往来，得到传播，交融，汇聚，实践。辛亥革命后，清朝专制帝制被推翻，建立新的共和政体，而此时对东西方文化都有所感知体验的革命家们，才真正意义上将西方文化学以致用，用于当时的社会化改造中去。国民改头换面，扔掉黄袍马褂长衫，长发理短，西装革履，摇身一变，成为“绅士”！
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地域之间邦交正常化，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人们对国际往来需求的频繁交流，间接催生了对“绅士”的学习，然而现在当人们在描述“绅士”时，更多的是在陈述“绅士的作派”，绅士如何搭配，如何遵循着装礼仪，在特殊场合注重形象；如何在吃牛排喝红酒时，避免随性的礼节等等。甚至有诸多高净值人群寻求专业的礼仪培训师教授相关知识。但学习“绅士作派”并不能使我们成为绅士，对于熟谙绅士风度的人来说，其应用于实践生活中的意义更值得被探讨。
多年来被评为英国最佳着装男士的E.Tautz的设计总监 Patrick Grant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谈及绅士，坦言：“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对“绅士”有误解，他们认为只需要表面打扮得像一位绅士，但我认为内在也是极其重要的，你不能穿成一个绅士，但行为举止像一个流氓。只要你肯在你的衣橱上下功夫，任何人都可以穿成一位绅士，你可以穿成英国古典绅士或者现代时尚先生，但经典的“英国绅士”永远都走在时尚的边缘，他们喜欢带一些过去的色彩但又离不开未来感。你不能穿成一个绅士，但行为举止像一个流氓。“英国绅士”无他，主要就是讲求尊重，做什么事都深思熟虑，行为举止永远温文有礼，这更在于思想上的一种升华，而不只是靠身上的衣服来伪装成“绅士”，因为毕竟不是衣服创造了人类。”
这段话被我记忆犹深之处，就在于Patrick Grant先生一语道出“绅士的实践原则”！绅士于人，事，物，礼仪等，对外所展现的，所体现的，所表现的，更多的是“尊重”！
试问何为尊重？尊重即是对其价值的认可！是“我”如何认可“他她它”的价值。
- 君子及君子之道
对“君子”最早的记载是出自《诗经·魏风·伐檀》，而对“君子”一词的解释与传播，则是始于孔子。“君子”是孔子所阐述的理想化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是仁义，“仁义”是天道而行之，是地道而为之；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但凡事追求中庸。
在《王牌特工：特工学院》中科林大叔告诉年轻人：“Manners make the man ”一语中的道出何谓绅士！“礼仪和礼节”造就绅士，而“君子”的出现也正是是其所处的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的秩序失去混乱的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子百家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道家以“无为而治”，墨家以“兼爱非攻”，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则提出“克己复礼”的君子之道——仁，义，礼，智，信！以“仁”释“礼”，孔子认为“礼”本是根源于人的仁爱之心，是人的仁爱之心的外在表现。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侑》”
而思想，言行举止能遵守“仁”与“礼”的人，则称之为君子！
何谓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用白话阐述，意思是，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没能做到：仁德的人不忧虑,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仁者不忧虑,是因为仁者乐天知命,内省不疚,所以才能无忧无虑；智慧者不迷惑,是因为智慧者明于事理,洞达因果,所以才能够不迷惑；勇毅者不畏惧,是因为勇毅者折冲御侮,一往直前,所以才能够不畏不惧！
从以上可知，君子之道对人的要求甚高，连圣人孔子都承认自己没做到，但是对于“君子之道”的详细阐述，也广泛出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言论和著作中，孔子言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四不：“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礼记·中庸》中则阐述君子行事的风格：“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而《礼记·玉藻》中，则对君子的行为举止提出了九项要求，“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君子之道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首先，以儒家文化为基础所推行的“君子之道”，“君子”成为儒家思想的载体，符号；以追求共同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为己任！以群体“集体人格”取代个体“独立人格”，为社会及当权者服务!
其于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在于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主张，是先认识自我，精进自我，提升自我以后，承担家庭与社会责任，尊乎礼仪，造福社会与国家；于此说来，君子更为追求内在精神，集体人格！
而“集体人格”，“集体主义”重视“人性本善”的一面，却忽视了“人性本恶”的一面。“个体”存在的私欲，私念，私利，这也导致了大部分君子并不能将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当。故君子之道被提出后，法家鼻祖韩非子提出“法制”观点，实行严刑峻法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以规范“人性本恶”而非纯粹依靠道德意识的自律精神。
而君子之道的实行，其基本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就社会方面而言，是要为社会生活确立一种规范，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个人方面而言，是要为个人确立一种安身立命的观念，以获得身心性命的寄托。“仁”与“礼”的结合，为保证社会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础，“仁”与“艺”、与“乐”的结合，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乐趣，也为个体精神家园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只有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才能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只有将“仁”与“艺”、与“乐”结合起来，才能为个体精神确立一种安顿。只有社会秩序与个体精神的安顿均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君子之道从根本上强调人的行为应当是发自于内心的自觉的行为。这种理论 主张对于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但因此却忽视了“养”。“教”是教人以知识与技能，使人懂得外在的行为规范；“养”则是培养人的内在精神，使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行为规范对人而言总是外在的，人们遵守行为规范不是出于内在的自觉，而是出于外在的强迫。
现代法律社会的管理的任务，就是如何来管理人。人们都知道法律，人们乞求于法律，因为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应当检讨我们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应当更重视和强调“养”而不是“教”，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其次，“君子”对“人”的要求甚高，对能称呼“君子”的人期望过高；要求甚高，只能有少数人可以称得上“君子”，而期望过高，过于理想化！则致使那些不能够凡事皆圆满的伪君子过多；因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君子”的概念被模糊化，失去了真实感，更没有了生命力！而想要去复兴君子之道的文化，则需要从过去的文化基础上，提出符合现当代，或者后现代新君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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