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陈健）前 言，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解放前的无锡记忆 无锡太耐人的集体记忆?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解放前的无锡记忆 无锡太耐人的集体记忆
（原作者：陈健）
前 言
国营无锡太湖耐火材料厂（江苏太湖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同事一见面，不管线上还是在线下，往往聊着聊着就“回到了过去”，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比如有人随口讲一句“今天是本人进厂的纪念日”，立刻会有一群人说起自己当年进厂的情景；甚至细节还历历在目——有人说他五十年前到太耐厂报到，就是从南长街跨塘桥数着烟囱走到陌生的太耐厂的！看到此情此景，不少人建议推出“太耐美篇•第二季”（编者注：第一季为《再回首——曾经的太耐厂、永远的太耐人》），搭个平台让大家都来回忆回忆，扯扯往事，于是就有了本篇。
怀旧，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么美好，而是因为自己曾经付出；回忆过去，不仅仅是想起某些人和某些事，也是在怀念自己走过的足迹。曾经的付出和走过的足迹，可以而且应当得到保存和珍惜。本篇《太耐人的集体记忆》共收录了42篇太耐人的讲述，约57000字，内容可分为经历、事件、同事等三部分。虽然参与讲述的人数不算多，但是所回忆的点点滴滴，是许多太耐人了解或经历过的。幕前一人讲述，幕后多人附和，这是一种“集体有意识”，是太耐人记忆宝库中所能激活的精神珍藏，一如其所揭示的三大主题——太耐是有精神的，太耐是有技术的，太耐是有文化的！
人还在，岁月（过去的）已经不再。如果有太耐人又从自己的记忆中挖掘出了可供分享的珍藏，欢迎加入到本篇中来！
太耐人的“模样”
讲述：沈顺昌
1965年第一天，我离开了励山煤矿，来到了太湖耐火材料厂，成了太耐人。每当看到“太耐人”三个字，不由得想起了老太耐人的模样。他们每天浑身灰土，湿透了的工作服，就是当日辛苦的成果。 比如，选料的曹永根，粉碎的冯宝龙，成型的鲍根林，干燥的朱正伦，装窑的蒋芳华，烧窑的陈少良，检验的葛延辉，车床的邹瑞林，运输的成义勇，门卫的刘明坤，厨师王阿梅等老工人，他们朴实、认真、勤劳、坚强，额头上的皱纹留下了他们的岁月，他们是太耐的开拓者。
随着時间的推移和发展的需要，一批六九届、七○届、七一届、七二届初中毕业生也来到了太耐，为太耐厂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太耐厂从400多人的小厂发展到近2000人的大厂，厂区面积从六万多平方米扩展到十六万平方米，扩大了近三倍，房屋面积从一万多平方米增加到十万多平方米，增加了十倍，从只能提供一般窑炉所需的标准砖、异型砖，发展到为冶金、轻纺、电子、建材、节能等多行业提供产品的国家二级企业，企业从弱到强，有着太耐人共同的功绩。
此时，一批年轻人在各科室、车间担任着重要职务，发挥着自己的特长和能量，他们是一支冲锋陷阵的敢死队，是一支敢打胜仗的生力军。 像周国民、惠锡琪、胡惠琴、许为民、周英英、洪荣根、赵刚、华乐联、吴菊娣、徐士春、朱亚燕、陆思道等一批年轻人都被评为市先进生产者。张锡昌、沈林娣、卲龙龙、过亦敏、周英英，黄建一、任荣华等同志被厂党委命名为“耐火人”。新太耐人也继承着老太耐人的优良传统如朴实、勤劳、吃苦、顽强。早晨踏着晨雾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无私奉献，他们为太耐作出了重要贡献。
所以，要问太耐人是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有没有共同的特点呢？答案就是：吃苦耐劳就是太耐人的模样！
再说一件事。1967年7月文革期间，太耐厂一方面组织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又组织了大规模的挖河行动，就是把东侧原有的一条西宅河疏通拓宽，并向东延伸，砌筑石驳300多米；在厂区西面开挖永定庵河，全长200米。 动员令下达后，各车间、科室划片包干，开展了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大家喊着口号挑战，唱着语录歌加油。挖土的，抬筐的，送水的，拿笤箕萝筐的，个个都是汗流浃背，忙个不停。各连的队旗，各种彩旗，加上高音喇叭的鼓动声，形成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生动战斗场面。 终于在冬季前，提前完成了任务，太耐厂区内从此有了两条水上运输线，30吨以下船只畅通无阻。
我的激情燃烧的太耐岁月讲述：黄建一我16周岁踏入太耐厂大门，整整工作了近 22年，跟随了几位使我终生难忘的师傅，在这其中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事。敬爱的师傅们那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对事业执着的追求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建设太耐、发展太耐的献身精神，时常鞭策着我不断成长和进步。
王祥生——临危不惧、苦干实干的“铁人师傅”学习王师傅，我也成了“小铁人”
记得 1970年 3月 4日进厂第一天，厂领导为我们首批进厂的学生举办了培训班，请苦大仇深的老师傅给我们讲苦难的家史，讲艰苦奋斗的厂史，讲太耐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事迹。当我听到王祥生等老师傅在面对圆窑炉顶突发喷火且随时会发生窑顶坍塌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面对着 1350多度高温，在炉顶喷火口进行抢修时，真是听听感动，想想激动，心想这不就是在小学时老师讲过的大庆“王铁人”式的英雄吗？当天作为文革后第一批 130名（八中20人，北京初中80人，锡惠初中30人）进厂的学生，吴金培和我分别代表北京初中和锡惠初中作了发言。
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烧成车间当烧窑工，正巧连长（当时的车间被称为连队）就是王祥生师傅，我高兴极了。学英雄见行动，我一上班就干劲十足地跟着班里的老师傅们站在炉膛前模仿起来。我动作迅速地把衣服一脱，毛巾往脖子上一围，铁铲手里一捏，“赤膊上阵”，神气的很。可当我一走近炉膛，炉门一开，火舌就向我迎面扑来，第一次直面滚滚热浪，我本能地退缩了一步。而王祥生师傅在炉火面前真像个“耐火人”毫不畏惧，干劲十足地喊：“迎着困难就要上！”一个“上”，一个“缩”，让我弄清了一个道理，这就是要烧耐火砖先练“耐火人”；要做接班人，先要把师傅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接过来。从此，我上班早到一小时，下班晚点走。在“练”字上下功夫。当时 81米长的隧道窑，有 45辆1.8米长的窑车进出运行，分成了预热带、烧成带、冷却带，其中烧成带两边各有 6只加煤的炉口，烧的是煤，炉排是阶梯形的，面对喷火的炉口，面对炉排上烧结的通红的煤渣无数次的“上”，手臂上、大腿上被火熏出一条条血印，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环境。
有一次，81米长的隧道窑里因半成品潮湿发生“塌车”，引起了故障，断裂的半成品卡住了窑车前进，影响了正常生产。我跟着王师傅穿着石棉衣钻进预热带的安全门。当时，窑里灼热的煤气气流呛人，滚烫的耐火砖卡住了窑车，迎着闷热也要“上”，我不时的吸一口新鲜空气，一次又一次地钻进了安全门，终于把轧砖拿了出来。那时我头昏眼花，满面黑灰，眉毛被熏掉，棉手套烧穿冒烟，手指起泡，但心里是热乎乎的。
还有一次，烧窑班里好几位同事生病，我也高烧到了38.6℃。但我还是和王师傅一起顶班，整整干了 16个小时。正当我们要下班时，隧道窑烧成带连续发生了塌车事故。王师傅和许多老师傅们一起凭着多年的经验，判定是隧道窑烧成带窑顶下移变形所至（有两块砌炉砖因窑体“走动”下坠了三分之一左右），在窑车前进时，窑车上的半成品耐火砖被不断的卡了下来。为了排除故障，王师傅立即请示了张荫芝书记（时任厂党委书记）、沈庭初副厂长，建议立即停炉6小时。王师傅和其他老师傅带着我，穿着全部浸湿的石棉衣，几十次冲进窑底，拉着推进器渡车卷扬机的牵引钩子把窑车一辆一辆的拖出来。在翻滚着热浪的空气中，我眼里直冒金星，在随时都有耐火砖倒塌发生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把烧成带上两块冒出的砌炉砖凿掉。抢修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确保了隧道窑的正常生产。当我脱下石棉衣时，身上穿的汗背心由于汗水湿了干，干了又湿，已经变成了一件铺满盐霜的衣片。
下班后，我到医务室配药时，竟晕倒在座位上。醒来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在挂盐水，身边围着市缫丝一厂等从纺工系统来太耐厂学习大庆经验的青年慰问队。他们给我送来了 20多本《毛泽东选集》精装本。我沉浸在红宝书的海洋之中，不由自主的流下了热泪。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我的精神食粮，是空气，是阳光。我把它通读了三遍，有些章节还能熟背下来。这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就是当时无锡日报、江苏省广播电台以及小学生课本中所描写的“虎口拔牙”的惊险场面。在王师傅等老一辈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我开始树立起真正的“苦乐观”，深深体会到耐火砖要靠千百度的烈火烧炼，“耐火人”要经过千百次艰苦环境的考验，学英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磨练。
1972年初，太耐厂被评为江苏省“学大庆先进单位”。刘守华（时任厂革委会副主任）撰写了《红日照太耐，太耐在前进》的文章，提出了我们不仅要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老三篇，还要像大庆人一样从《实践论》和《矛盾论》两论起家，建设好太耐厂。当时烧成车间（也称三车间，当时称连队）评为全厂先进集体。连长王祥生带领大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上述老五篇。王祥生师傅老家住在丹阳，平时住集体宿舍，每天6点钟就到车间上班，经常下班后组织青年人突击出窑，提前完成生产任务，晚上总是到车间巡看生产情况，发现有职工生病，毫不犹豫立即顶班，真是个苦干实干的带头人。同时因 81米长的隧道窑出现故障，107立方米的倒烟圆窑顶有一次冒火，面对 1350多度的高温，以身作则带领大家钻进窑底，冲上窑顶，冒着生命危险排除故障，扑灭火情，成为了著名的“耐火人”（从此太耐厂都以 “耐火人”命名先进职工）。
我跟随王祥生师傅多次冲进隧道窑排除故障，后患了肺结核、肺空洞，在发热 39.5℃，大口吐血的状态下仍坚持在现场抢修，直到昏倒在窑边。我也成了无锡青年中有名的“小铁人”，19周岁那年光荣的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无锡市革命委员会派专人成立写作组报道太耐厂事迹，资深记者黄世昌专门写了《好后代——记太湖耐火材料厂青工黄建一成长的小故事》在《无锡日报》（“文革”时期改名《红无锡报》——编者注）上发表。原局宣传科长张菊耿（后任无锡市委党校副校长）采访我后撰写了《以铁人精神为榜样，学做大庆人》的学大庆讲用材料，我当时想太耐厂青年人工作都很出色，我不肯外出讲用宣传自己个人，后来张荫芝书记（时任厂党委书记）、刘守华专门找我谈话说：宣传太耐精神就是宣传大庆精神，宣传毛泽东思想，讲用是宣传太耐人面对“苦脏累”的工作环境战天斗地的精神，这不是宣传你个人，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后由无锡市委组织部张丽臻（原无锡市第十届团市委副书记）专门组织了在无锡市体育场万人参加的演讲大会，让我与王金娣（当年红卫兵赴北京国庆观礼代表）等人一起参加演讲。我作了题为《以“铁人”为榜样，学做大庆人》的报告。从此一炮打响，全市100多个单位（例如机床厂、柴油机厂、动力厂、压缩机厂、国棉一厂至四厂、上海耐火材料厂、市交通局等单位请我作专题报告。市歌舞团专门编排了节目，我们厂宣传队专门排了《炉火正旺》的节目（程士明扮演了我的“小铁人”原型），宣传太耐厂及我个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事迹，市里好几个照相馆专门来采访拍照，橱窗里挂了我和王祥生、郦仲山师傅的24吋放大着色照片，江苏省广播电台、无锡广播电台连续播放太耐“铁人”精神一个多月。当年我跟随王祥生师傅光荣地参加了无锡市重工机电系统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职工”代表大会，我还参加了共青团无锡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成绩和荣誉面前，王师傅对我说：“大庆王铁人说过：我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和进步都应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小本子上只能记差距！”在大庆精神感召下，太耐精神整整鼓舞了几代人！
孔庆成——坚守信念、技术创新的 “劳模师傅”
学习孔师傅，我践行“又红又专”
1971年3月1日，我当选为太耐厂第一届团委委员兼烧成车间团支部书记。厂领导考虑到让我白天有一定的时间做好共青团工作，把我从三班制的烧窑班调到常日班的机修班任班长，从此，我有幸跟上了机修师傅孔庆成。孔师傅 1964年被评为省先进工作者、市劳动模范，1964年和1965年获省“五好工人”称号、技术革新能手。为了解决 81米隧道窑烧窑工人烧煤、凿炉膛面对高温的繁重体力劳动，孔师傅带着段可威和我与烧窑、机修的同志到兄弟厂学习先进经验，多次请教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汪厚植教授，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要求，把烧煤改成烧重油。
回厂后，首先我们考虑到运用“蒸气雾化”（即把油料冲击成雾化状态）。为了寻找蒸气与重油雾化的最佳交叉点，我们对喷嘴的喷头角度进行了二十多次试验。后来，为了节约能源，使重油烧得更加充分，改用了空气雾化。同时，我们对油喷嘴进行了大胆的革新。隧道窑的前道热工设备是烘房，为了解决烘房变烧煤为烧油，以改变烘房工人的工作环境，我们自行设计了转杯雾化油喷嘴。在金工车间，钱玉海、李解珍师傅几十次车削试制后油喷嘴试验成功了，但正式投入生产还要具备重油库、油泵房、重油加热器等主要设备，在隧道窑边上安装配套设备但要自制土吊车……当时，如果我们请外包工、安装队建设，至少要 3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孔师傅主动向厂领导请求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从此，他带着我把被铺盖搬到了机修班。孔师傅做事喜欢干净利落，他答应的任务是“今天要做的决不拖到明天”。他要我画的图纸，只要能够表示清意思，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来。就这样，我们师徒俩与当时技术工程师徐国成仅仅用了两天半的时间就设计完成了总体方案。孔师傅在厂领导的支持下选调了电焊工、钣金冷作工共 19人，日日夜夜在工地上连续干了 22天。累了，就在窑台旁打上半个小时盹。碰到钣金工放样有问题，孔师傅硬是凭着他多年的技术经验，几剪刀就剪好了。
孔师傅是个钢铁汉，厂里老一辈的师傅们都知道的。1964年，他在石磨车间搞革新，因为输送带的轮子异常转动，把他整个人抛到半空，轧掉一颗睾丸，鲜血直流。在重伤面前，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当恢复他交纳党费的权力时，他竟然激动的哭了……在迫害面前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不灰心。在经历过磨难之后，孔师傅仍然全力以赴奋斗在机修工作的岗位上，在专题学习班结束后，他像以前一样积极工作。
汪士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 “财会师傅”
学习汪师傅，我努力辛勤耕耘
1978年底为加强财务科的力量（当时主办会计汪士煜已退休留用，财务科长肖桂元即将离休），厂领导把我调到了财务科，跟汪士煜师傅做成本核算工作，因此我跟上了一个“春蚕到死丝方尽”式的师傅。
每当东方露出一丝晨曦，骑上自行车行驶在通往厂区的水泥大道上，每当中班同志下班，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从财务科的窗户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伏案工作的背影。这就是汪师傅从事会计工作经常起早摸黑加班的情景。汪师傅从公私合营建厂开始到 1994年去世，39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财务工作岗位上。随着太耐厂从小变大，会计核算工作由简到繁，汪师傅历任出纳、记账、成本分析等所有岗位，并手把手教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会计人才。他还设计了厂成本核算规程。每次清产核资、工业普查，他都事必躬亲，是厂里名副其实的“活账本”。因为在历史上，他曾任旧工会主席，因此被作为历史问题，只能当主办会计，历经八位财务科长的领导。他的学生们不少早已晋升为会计师，而他却因为退休早，失去了职称评定的机会。
记得一次年终决算，涉及新、老会计制度转换，工作量相当大。但我和科里几位同志要参加电大考试，当时，已经退休留用的汪师傅主动挑起了这副担子，身患胆结石（后来才知道是癌症初期）的他，一边吃药一边坚持工作。“屋漏偏逢连阴雨”，正当忙的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接到乡下发来的电报，老爱人患了肺结核，高烧住院。在个人困难和厂里工作发生矛盾时，汪师傅硬是连续加班4天多，完成报表后，才赶回安徽乡下。他的精神深深影响和激励着他的徒弟们。别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闪光点”，它就像星星之火那样可以燎原，照亮人们去努力攀登！当时，太耐厂的会计决算是“军令如山倒”，纪律十分严格。主办会计祝伟钧的父亲去世时，他为了不影响报表结算进度，第二天就擦干眼泪投入工作。车间核算员季炎琴，患胶原性疾病，好几次的月底报表都是在床头柜上支撑着完成的。后起之秀孙新卫自学微机，自编软件，勤奋刻苦，一专多能。财务科朱素林、孙凤琳、刘德山、包国英、陈秀英、林霞、孙烨、杨纯、何凤珍、徐锡芬、邵建林、刘景芳、王卫东、浦亚琴等同事工作认真踏实、为人真诚的行为情操……都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5年初，在参与宝钢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财务科全程参与成本核算。太耐厂花半年时间完成了 33个品种计215.98吨大型浇钢砖生产任务，确保宝钢全国最大的 300吨电炉用耐火材料出了第一炉钢水。太耐相继开发了5个牌号的铁沟浇注料、铁沟盖浇注料，获冶金部科技进步四等奖。在这过程中，我和祝伟君与上海耐火材料厂财务部陈总会计师、成本核算会计小马多次交流测算新产品开发成本，了解到了上耐厂产品销售利润明细表中单位产品的售价、成本、税金、费用等情况，为计划销售科长陈耀祖合理报价奠定了基础，同时向市税务局审报新产品免税政策，获得减免，使我们太耐厂的新产品不仅实现了社会效益，而且兼顾了企业效益。
太耐为宝钢配套的引路人——袁茂田
讲述：殷建树
太耐厂技术科老科长袁茂田逝世已有十年了。他对于太耐的贡献是明显的，可以说他是太耐厂进入宝钢市场的引路人。
1984年10月，太耐技术科负责全国轻质耐材学术会议的会务，我也参加了会务组的工作。会上，上海宝钢设计院来了一位黄工程师，她透露说宝钢的浇钢砖原由上耐厂（上海耐火材料厂）生产，当时上耐厂、上耐二厂是宝钢耐材配套生产企业，并引进了许多生产工艺与配方。浇钢砖在中国一直是生产的，但没有对大型浇钢砖引起重视，到了要生产的时候才发现宝钢的浇钢砖与国内要求不同——宝钢浇的一根钢锭有二十多吨，国内一般一吨多，最大也三吨。所以对浇钢砖的要求很高，要先做试验。这样一来，上耐厂来不及生产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技术科长袁茂田马上陪着太耐吕宗成厂长、梁德祥副厂长、陈耀祖科长去宝钢。首先找到了宝钢物资部副部长钟致善（袁茂田过去在上耐厂工作时的同事），交谈之后他表示可以让太耐来参加生产。然后钟致善向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汇报了太耐情况，并带太耐四位领导见了黎明，太耐参加生产宝钢大浇砖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宝钢第一炉钢浇的钢锭就用了太耐的大型浇钢砖。为此太耐得到了市、省、部的表扬，从此太耐进入了宝钢配套企业行列，在中国耐材行业中辉煌了十几年。
袁茂田原在上耐厂工作，是我国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耐材行业技术权威之一陆家铨的徒弟。1958年大炼钢铁时，由上海派去支援南京钢铁厂的建设，后由于南钢不建耐火厂，就由江苏省冶金厅调至太耐厂工作。
太耐厂宝钢用大浇砖项目，袁茂田是试验和生产的负责人。宝钢建设初期耐材分指挥部的领导是他以前上耐厂的师傅陆家铨和师兄孙希根，这两人都请他回宝钢，当时太耐厂领导吕宗成、沈庭初强留他。袁茂田留在太耐厂是“吃大亏”了，不然他到宝钢肯定是科级干部，在上海市可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随着太耐厂供应宝钢耐材品种和数量的扩大，在宝钢成立了太耐办事处，袁茂田被派驻办事处工作，并担任驻宝钢办事处第一任主任。这个位置很重要。因为当时只有他熟悉宝钢物资部和耐材科的几个领导，这些人都是当年他在上耐厂的同事。宝钢使用大型浇钢砖的炼钢厂的党委书记也是他以前的同事。可以说，宝钢从上到下的关系都是老袁跑熟的。我认为他为太耐在宝钢的市场是立下大功的！老袁在宝钢办事处一直工作到退休。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工作地又回到了上海，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我在太耐的经历
讲述：白彬
我学了四年耐火材料工艺专业再加上被文革耽误一年，1968年被冶金部分配到太湖耐火材料厂（当时不知在无锡，以为是浙江三个复员军人办的小厂）。进厂就遇到了文革，又赶上老三届上山下乡，使这个本来人就不多的小厂一下子就剩200多人了。
我到太耐厂工作时，虽然是计划经济，但厂里的生产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钢铁厂、焦化厂、玻璃厂，客户排队拿货，耐火砖成了紧俏物资，但质量问题也多。厂里的生产设备、生产人员和技术力量严重缺乏。这时候，大批“三届生”分配进厂，返城知青、转复军人等也进来了一批，职工队伍得到了明显扩大。
技术科成立后，我就到了技术科。我分管的是硅砖生产工艺。我们生产硅砖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从整窑产品报废，到及时供货解决用户急需，历经苦辣酸甜，最终得到了冶金部和省冶金厅的认可，太耐厂硅砖大楼就是在上级调拨资金支持下建设完成的。太耐厂接受了冶金部研制含铁硅砖的任务，二十年后也只有我们厂的产品通过部级鉴定。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我被调到质检科，负责各生产工序和化验室的质量检验技术。1975年至1977年，国家引进十套大型石化项目，其中南京栖霞山项目中耐火材料的验收任务就交给我了。那时候我两个孩子还小，每星期都要去一趟南京，很辛苦，但是苦中也有乐，也有收获，我从中接触到了很多难以知晓的信息，开阔了眼界。质检科主要工作是找问题，面对的是工人，每天在全厂不停地跑，我的顶真个性也得罪了不少人。
为了及时完成省冶金厅下达的58—2大型焦炉砖的生产任务，我被派到车间负责生产技术。这段时间中，我们确定了严格的生产工艺标准，并得到执行，成品率也稳步上升，我本人经常在成品仓库接待领导和用户验收。太耐厂曾经开发了轻质硅砖，我根据赵渭权总工程师翻译的一篇俄文资料，经过二十八次试验，获得了成功。实行市场经济后，硅砖任务不足，硅砖车间解散。
八十年代初国家进行经济整顿，我们厂也成立了整顿办。我不情愿地在整顿办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是搞技术出身，还是希望干技术这一行，向上级组织科反应了我的要求，1983年我被调至中试室任主任（以副代正）。中试室是新品开发的前沿阵地，我信心满满地大干起来，组成多品种试验组，从棕刚玉滑轨砖、锆英石砖、九五黑瓷芯片，到钢包镁碳砖、节能涂料、硅线石和蓝晶石等多种新品，丰富了太耐产品品种。1985年夏，我参加了宝钢用耐火材料学习班，了解到国家最新发展专业动态，收获满满；这年秋，又参加了武汉钢铁学院耐火材料专科培训。理论上学到了不少新东西，实践中又取得了很多教训和经验，两者一结合，感觉到专业上的认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在多种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技术论文或文章。
企业运行与国家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国家要求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太耐厂成立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我就到了全质办；国家要求“引进来、走出去”，于是太耐厂成立了外经处，我工作又为此作了调动。当时厂里花大本钱引进德国2200吨真空压机，但是又把宝钢用大型浇钢砖交给江阴分厂去生产，我觉得有些看不懂。1991年底突然要我到合资企业鸿德公司负责生产技术和销售，我不懂那个粉体，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啊。1995年，我借调到省炉料公司参与筹建省耐火材料行业协会，至此，离开了太耐厂的“一线”工作，直到2002年办理退休。
我的“报刊文摘夹”里的太耐记忆
讲述：吉恒甫
本人于1970年底由沈阳空军后勤部复员后被分配到无锡太湖耐火材料厂工作。历任机修工学徒、团委干事、工会干事、保卫干事、机关党支部书记、公司纪委副书记及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务。特别从1985年至2003年间，自已养成了撰写有关太耐的新闻报道并予以剪辑收藏的习惯。随着时间的推延，就形成了自已独享的“报刊文摘夹”。
现在这本厚厚的《报刊文摘夹》还珍藏于自已的身边。每当我将它拿出来欣赏和回味时，家人总是说太耐厂早就没了你还保存它干嘛？我说：“你们不懂，它虽然纸张褪色变黄，但它刻印着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记忆，也刻印着太耐发展顶峰时期的一段令人向往令人难忘记忆！”
我翻开《报刊文摘夹》，仔细盘点了一下，自1985至1993年的8年间共收藏了59张报纸剪贴，其上面的文章全都是由我本人、厂报的陈健和市冶金局宣传处长兼中国冶金报记者陈震等在人民日报、中国冶金报、中国引进报丶中国企业家报丶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无锡日报等媒体上发表的关于太耐的新闻报道。我等用笔记录了太耐发展史上最好时期的最美篇章。现在重读这些报道，仍然感到欢心鼓舞，觉得不枉为太耐人！太耐的一件件“弄潮儿”的举措，一桩桩“率先"的事儿好像就发生在今天，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一业为主，形成多种经营格局。太耐以耐火材料制造和营销为主业，先后成立了集劳动服务（劳动服务公司）、餐饮外包（琭宝酒楼）、产品营销（经营公司、销售公司）、银行儲蓄（琭宝银行）、金银珠宝（琭宝金银珠宝饰品经营部）、窑炉建筑（窑炉工程技术服务部）、产品开发公司以及中德合资鸿得超微粉碎有限公司等9个子公司。这不仅为企业以多种经营弥补主业不足开辟了途径，也为企业生产一线上的老弱病残工人和其他岗位富余职工的安置解决了难题。
——敢为人先，实行一周五天工作制度。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太耐自1992年6月份起在全市全省内首家率先实行了一周五天工作制度。这一制度施行后，不但完成了之前一周六天的生产、工作任务，而且使职工实实在在的多了一天休息。这对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繁重、高温、“两把刀子＂（粉尘浓度高和压砖机不安全）等恶劣工作环境下的太耐人特别一线工人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种天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经我等在报纸等媒体上宣传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示范”效应，时隔不久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都先后实行了一周五天工作制。
——在为国家大企业宝钢配套服务中发展自已。1985年初，当宝钢首期工程竣工时刻，与其配套的大型浇钢砖还未得到落实。太耐感到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紧紧盯住不放，以减少收入30万元，本利倒挂的结果，花了半年的时间，完成了33个品种计260吨的大型浇钢砖生产任务，确保了全国最大的300吨材炉顺利出了第一炉钢水,凑出了一曲“争气歌″。从此,太耐被冶金部正式定为宝钢耐材定点配套服务企业。从配套服务中使企业在产品开发、技术改造及综合实力等方面得以迅速全面提升。
一一抓住宝钢发展需要，认准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方向。1987年7月，企业从日本聘请田中正章先生帮助开发为宝钢高炉出铁沟用浇注料，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攻关，终于全部用国产原料开发了5个牌号的高炉出铁沟浇注料，仅在一条出铁沟上，每年可为国家节省300多万美元外汇。1988年，研制成功了宝钢4000立方米级大型高炉出铁沟盖浇注料，获得冶金部科技进步四等奖。1989年以后，又向宝钢提供了连铸用莫来石质浇注料、混铁车用高铝质浇注料、钢包用锆质座砖，莫来石水口透气砖……在为宝钢配套服务的同时，这些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新产品相继进入了我国其他国家级大型钢铁企业。
一一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为产品结构调整奠定坚实基础。8年间，太耐在为宝钢配套服务中靠开发高档次产品嬴得了宝钢的市场和信誉，也嬴得了宝钢在太耐大型技改项目中的投资。宝钢从国家拨给的建设的巨额投资中“腾出”1000多万元使太耐上马了国内第一条锆质砖生产线建设项目。随后，又自筹资金700多万元上马了计算机控制的不定型耐火材料生产线。1988年2月，冶金部又批准了太耐为宝钢二期工程配套的锆质砖和莫来石透气砖生产线项目，总投资2475万元。为其配套太耐投资1100余万元从德国引进了一台具有当代世界水平的2200吨真空液压机，解决了配套产品生产中的诸多难题。
——在为宝钢配套服务中，互相得益，推动地方经济和自身的发展。太耐不仅为宝钢实现耐材国产化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以宝钢技术为轴心，向地方向全国辐射。自1887年起，太耐积极消化吸收宝钢技术，先后研制成功了铝镁钢包衬砖、中低档浇注料、高铝滑动水口及电炉顶砖等中小型企业急需的产品，促进了地方冶金工业的发展。当然，太耐自身也在其中得到了全面提升与壮大。企业制度实现了现代化，由工厂制改为股份制企业；企业规模得以扩大，由地方中小型企业提升为国家大(二)型企业；企业经济效益节节攀高，由亏损微利企业跻身于利税大户企业；职工的收益与福利也水涨船高不断改善。
太耐“七•二一”工大的往事
讲述：胡根宝
在美篇《再回首——曾经的太耐厂，永远的太耐人》上，有一张老照片，是太耐厂“七•二一”工大的师生合影。许多老太耐人看到这张照片后，便会立刻追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其中就包括我。
“七•二一”工大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文革开始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摧残，影响到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企业普遍感到技术力量不足，且后继无人。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推广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大办学经验。不久“七•二一”工大在全国大、中型企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
我们太耐厂也在当年底创办了“七•二一”工大。当时抽调白来福、顾德嘉和钱景梁三位中层干部任厂工大领导。招收了21名学员（名单附后），由车间（部门）推荐，厂革委会批准。工大分耐火材料和耐材机械两个专业，学制2年（全脱产），于当年12月26日举行开学典礼。课程设置参照武汉钢铁学院的教学计划，专职教师有钱景梁（兼）、潘传扬、朱和森和徐惠康等4人。并聘请段可威、白彬、何崇元、我本人等本厂技术骨干和武汉钢铁学院的教师兼职，到厂工大授课。
太耐厂“七•二一”工大招收的学员都是各车间（部门）的骨干，政治素养高，学习肯吃苦， 有实干经验，但缺乏专业知识；他们普遍珍惜学习机会，渴望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双丰收。通过两年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丰富了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结业后回到原车间（部门）工作，充实了基层技术力量，并有多人走上了厂和车间二级领导岗位，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七•二一”工大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便没有继续招生。虽然文革后，社会对“七•二一”工大的办学摸式贬褒不一，但对当时求贤若渴的基层厂矿来说，为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材，采取这样的办学摸式，还是起到了的积极作用。当然，也应该为“七•二一”工大办学良莠不齐而导致国家未承认其学历而深感遗憾，但更为这些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壮大作出的贡献而髙兴！
“太耐版”《白毛女》是如何获得成功的
讲述：白彬、周涵波、刘金华、刘苏卿、华乐联
白彬： 我进厂的时候，厂里有一台风琴，我下班就去玩 ，工会知道我喜欢文娱后，就让我为配合形势排练起了样板戏。太耐厂上级主管部门重工业局要求各个企业都要排练样板戏，到局里、市里参加比赛。太耐厂工会也接受任务，就让我组建宣传队，除了米三、许大、刘明珍，就找不到合适的人了。殷晋发是工会负责人，就让十五中的本厂工宣队做工作把十五中宣传队的文艺骨干全部弄到太耐厂，有沈林娣、刘小萍、胡兄、笛兄……等一批人（名字叫不出来了）还有大春等骨干，吴大夫、潘传杨等也都到宣传队来排练《红灯记》、《白毛女》，本厂歌舞团工宣队的，请来老师教《白毛女》；服装道具自己做，电工朱师傅当裁缝。我们克服很多困难，我们的一整场《白毛女》获得重工局的好评。排戏结束后，这些年纪尚小的学生分配到各个车间劳动了，我也根据需要搞自己专业工作了。
周涵波： 我们厂是苦脏累的重工业单位，职工队伍中既有目不识丁的老工人，又有富有艺木细胞的知识分子和科班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一批有过文艺表演经历的青工。厂里由殷晋发负责把这批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白毛女》剧组，主要骨干有：白彬、许填卿、刘明珍、米山、潘传杨、王宪人、沈林娣、韦炳发等。其中许填卿原先是无锡市歌舞团的专业歌唱演员，刘明珍是从小在锡剧团学艺的专业演员，在剧中扮演喜儿。米山是原锡剧团的琴师，在剧中扮演杨白劳。太耐厂还专门请市歌舞团的导演杨明伦前来辅导。厂里也舍得花钱，在布景制作上比较考究，所以演出质量是上档次的。在脱产排练三个月后，“太耐版”《白毛女》在市里会演中“一炮打响”！会演的日期是1970年10月1日，地点在市中心吟春书场对面的空地上搭建的舞台。“太耐版”演出大获成功，在市内名气很大。前段时间曾有人倡议太耐《白毛女》剧组的同仁要聚一下！
刘金华： 1970年的一天早上，刚上班，部门领导就跟我们讲，今天下午，厂宣传队要演《白毛女》，大家抓紧做生活，好去看戏。演出地点就是食堂大厅，食堂大厅也兼做大会场，舞台就是会场的主席台。下午，我们早早做好活，等着看戏去。到现场后，看见凳子已经摆好了。不但有我们厂职工在看，附近居民也跑来不少。在“看人间”的歌声中，太耐厂宣传队的《白毛女》就正式开演了。时光过去了五十年我依然印象深刻，第一场《深仇大恨》中，米山（糜洪春）演的杨白劳，他一人一边挥舞着扁担，一边还要自己演唱着“漫天风雪一片白”，真是不简单，功底很扎实。还有第一场中，喜儿和王大春的双人舞，样板戏中称为“阶级情谊深”，实际上是一小段爱情戏。刘明珍演的喜儿和王宪人演的王大春表演相当精彩，“北风吹”的优美旋律一响起来，他们就跳起了双人舞，互赠面粉和镰刀，憧憬着美好的生活，那舞姿特别的美，可以说他们不亚于茅惠芳和凌桂明。看到这里，我周围的观众都啧啧轻轻的叫好。当看到黄世仁和穆仁智等狗腿子，将杨白劳打死，喜儿扑在他身上哭唱着“哭爹爹”时，场内有人抽泣了，我旁边一个女工就用手帕擦眼泪。可见太耐厂这场戏演得多好，多出彩。
其实早在排练时我就跟着看了。我是常日班，那段时间一下班就往排练场一一食堂饭厅去了。剧组利用食堂不开饭时间，将凳子挪到边上，腾出一个较大的空间用来排练。我看了一下演员，有些我都认识，光我们北京中学的同学，就有高慈坚、李红光、郑锡华、宋秀芳、陈丽萍、杨惠珠等等。高慈坚演的是赵大叔，当他出现在排练场时，有人议论道：大炮（他姓高，大家叫他高大炮）也会跳舞呀！确实，以前不知道他会跳舞。张桂泉演的是青年农民，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他排练得有模有样，很卖力。王宪人在排练场上也很出众，他演的王大春在那场戏中有几段舞蹈，难度非常高，他拿着枪，挥着刀，做着大跳跃、大旋转的动作，尤其是一条腿着地、一条腿平伸，还要旋转，是非常难、非常累的，我们旁观者都为他捏一把汗，但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不断苦练，他终于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后来在公演中出色完成了任务，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呵！
刘苏卿 ： 说起《白毛女》记得我也排练了《大红枣儿甜又香》，1970年9月随父到山西太原支援三线建设了，好像没参加最后演出（我在太耐只有短暂的六个月，在厂食堂工作过，陈耀祖师傅的睿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还在广播站工作过，“太耐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最高指示……”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广播站有位谢师傅，据说后来调电视台了。太耐厂是我踏入社会第一站，终身难忘，至今珍藏着《入厂通知书》，是一个用报纸糊的信封，外面贴一白纸，白纸上字是油印的。）
华乐联： 我感觉到太耐人有个特点，即特别能吃苦！办任何事，人心特别齐！七十年代初，潘传扬老师、许填卿老师依靠一只手风琴、笛子、二胡拉起了一支乐队，排练了全本《白毛女》舞剧，在重工局所属企业中得到了好评。除此之外，太耐厂的蓝球队也是一流的！主力队员黄浩昌、“三百吨”、朱志金……
树的感悟
讲述：王志伟
原太耐厂厂址塘南路招商城副食品商铺北侧有一棵高大挺拔的元宝树，枝茂叶繁，伟岸傲立，每次路过我都会止足停步，凝视许久，它让我想起这里曾经的太耐，想起太耐人伴随着它成长的那些蹉跎岁月。
当年我在宣传科工作，办公室在三楼，大楼建成时不知是谁在大门台阶旁栽了这棵小树，那时还没有一楼的窗台高，细嫩的枝叶在微风中摇曳，有心人在旁边插了一根木棒将它撑着。因为文书工作的缘故，经常伏案的我会站在窗前遐想：什么时候它能长到三楼的窗口，那样我就无需用报纸遮挡刺目的阳光，那该多好啊！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已变成参天大树，早已高过了楼顶，我的窗外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它陪伴我度过了那些紧张繁忙的工作日，每当我凝视窗外，心中就会对它升起“高不可攀”的崇敬和向往：它历经雨雪，饱尝风霜，任岁月在身上刻着一圈一圈的年轮，只是默默地吸收着空气，阳光和土壤的营养，向着一个既定目标，不停地长高，长高，挺拔而坚韧！
时光如梭，岁月无情，太耐厂已在改革的大潮中异地，而这元宝树还是那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似乎在“茁壮成长，永不停息”。人生何尚不是如此：朝着自已的目标，耐得住时间的煎熬，任凭风吹雨打而岿然不动，就一定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在伴随它成长的岁月里，它曾让我办公室的窗外充满了绿色和宁静，它曾用黄色小花和一串串铃铛般的果实勾画了赏心悦目的风景，它更用密密匝匝的繁枝绿叶为我阻挡了冬日的寒风和酷暑的阳光！它勾起我尘封的记忆，它是我们太耐的镇厂之宝！
也许就是缘分吧，几年前，招商城食品商铺向北扩建，这棵“镇厂之宝”也同太耐一样迁移别处。不管它现在何地，它顽强的生命活力，始终向上的坚定信念，是我们太耐人的缩影，它会在我的记忆中永存！
回城知青踏入太耐大门
讲述：过亦敏
在大张旗鼓的上山下乡运动年代，我们已经做好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准备。突然，悄悄传来一个喜讯：“中央企业到这里来招工啦！要招在革命生产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知青”，“你应该够条件！”立刻扔下农具，和信使一起飞奔公社组织部，呵呵！组织委员告诉我，你不来我们也考虑到你了，欣喜若狂！“中央企业”其实就是国营企业，在毕业生全部下乡的年代，了不起啊！
告别了第二故乡美丽的果园，和可亲可敬的苏北乡亲，在锡城清明桥的古运河边上了岸。搭三轮车载上大小行李到了家门口，正好对房门的少年林方捧着一大叠煤球筐出来，看见我从三轮车上大包小包下来，惊异的问我，阿敏你怎么了？我很自豪的说我调回来了，分在国营太湖耐火材料厂！小家伙捧着煤球筐，一叠声的大叫，“阿敏调回来了、阿敏调回来了”，把煤球筐往床上一放，声嘶力竭地对着院子继续大叫“阿敏调回来了”。一个大门的人全部出来看稀罕了，全部乐不可支，我妈和邻居大妈都高兴得掉眼泪，小妹和对门那个小我两岁的燕子冲出来搂着我也不顾我手里拿着东西，全都笑得合不拢口。因为抽调时间短，同时也想给妈妈一个惊喜，我事先没有拍电报给家里报告这个特大喜讯。
来到无锡太湖耐火材料厂，只见厂门口、食堂大厅门口，“欢迎新战友”，“欢迎来自黄海之滨的新战友”，气氛热烈。那个军事化年代特有的方式让我们九十九个下乡知青心情无比激动。做工人啦，回城的第一批啊！这是改变命运的起点和希望！
我被分配到成型二车间三百吨压机上，马芸在小压机上，钦明霞在一车间选石子，冯仲良在三车间烧窑……成型车间浓烈柴油气味很不舒服，灰尘弥漫，头顶上方有几个喷雾器在喷水雾降尘。苏林度教我开机，他是这个班的团小组长，思想好，让我敬重。我吃苦耐劳，进厂半个月叫我写体会，我能说会写，领导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三班倒很辛苦，压机是个超体力工作，比干农活更辛苦，所以粮食配给量成了四十二斤，一般的居民配给的每月粮食只是二十四斤。 开摩擦压力机、称泥、搬砖三个人轮换，不能机等人，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就要从铁皮车里装满不多不少二十几斤耐火泥料，称重后快速倒进模型，精神高度集中，体力消耗很大。一个班八小时下来，累得不行，大冬天也只需单薄的衣服。去食堂吃饭，半斤下肚我都没觉得吃得那个角落里，食堂里的人看我打半斤饭，常打趣我：小毛丫头你能吃半斤啊？我心里想我一斤都不饱。那个年代肉类、食油都定量供应，每个人每月半斤，我妈尽量买肥肉给我吃，进厂时体重一百零三斤，三个月不到成了九十来斤。
不过我收获也是很大的。由于我吃苦耐劳，能说会写，在那个知识贬值的年代，领导比较看重，我也成了团组织委员，新进厂的三届生和我要好得像一个人一样；我们班的青工，团结友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午吃饭后我们唱歌，会的大家唱，不会的你教、我教，拉歌时我们连的歌最新最多，喜得叶瑞清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韦凤亮合不拢嘴；全厂大会动员，要抓革命，促生产，大战一百天，我们热血沸腾，主动延长工作时间，星期天来厂义务劳动，放卫星，那些十五至十七八岁的青工和部分老工人真的付出很多没有报酬的辛苦。我们厂有好几年都会有“大战三季度”、“大战一百天”之类的生产突击活动，大家也是纷纷参加义务劳动，这种不怕苦的精神的确得到了发扬和继承，我们厂也被评为无锡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先进厂。
凡人轶事
讲述：刘金华
在厂里几十年，我也熟悉了一些人，平时也打打交道。这里，想讲讲几个我认识的人，虽然都是平凡人，也是平凡的事，但是，却让我记忆犹新。“写稿能手”吴轶凡
吴轶凡，曾是二车间职工，也曾是一个下过乡的知识青年。他平时会写写画画，说说唱唱，写得一手好文章。七十年初，宣传科办厂报，成立了业余通讯组，他是通讯组里的骨干，我也是通讯员，从那时，我有幸与他认识了。他岁数比我大几岁，是称他老阿哥，他的写作水平高，我也经常请教他，他总是耐心指教，不嫌烦。
有一段时间，宣传科召集我们通讯员开会，让我们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多写些基层中的革命和生产的信息，报道基层的好人好事。开过会后，我们分别回到各个车间部门去写稿。吴轶凡一边工作，一边深入基层，经常写稿，一个星期内，写出了近十篇文章，而且质量很高，并且上报率也高。据说，他为了写这些稿件，晚上常常开夜车。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吴轶凡长期在车间工作，而且担任劳资员，因而熟悉车间、熟悉班组、熟悉每一个工人，每天车间里出了什么新鲜事他都了如指掌，再加上他“新闻意识强”，成了写稿的快手、能手。宣传科评选厂报优秀通讯员，吴轶凡肯定榜上有名。他写的报道，有的被厂报采用后还登上了江苏工人报。“工作巧手”惠锡琪
惠锡琪，质检科成品检验工段老职工，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是我的班长。
惠师傅个子不高，瘦瘦的，忠厚老实。在工作中，他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他的检验技术，在成品检验工段中是相当高的。新来乍到的青年工人，总是拜他为师，而惠师傅总是耐心细致地指教新工人怎样检验耐火砖。空余时间，他总是捧着耐火材料检验标准，带领大家学习，并详细地联系实际，进行解释。在检验工作中，他认真负责，常说：“我们成品检验，是工厂生产的最后一道关口，大家要严把质量关，决不能马马虎虎。”
有一次，他发现一个青年工人检验的耐火砖中，有两块不合格，于是立即带着他，一起将这堆耐火砖重新翻工检验，直到满意为止。事后，惠师傅耐心教育他要严把质量关，并且要认真学习检验技术，后来，这个青工的工作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厂工艺技术部门，也不定时的到我们成品检验来抽查质量，而惠锡琪的成品抽查合格率，总是100%，这是实话实说。有一次抽查人员抽了一批惠锡琪检验的耐火砖，大慨是2K砖，只抽出一块有点不合格，这也属于允许范围。但是这天惠锡琪心里总是不舒服，脸上也没有往日的笑容了，中午也不吃饭，坐在火砖堆旁，手捧着耐火材料检验标准，看着那块2K砖，好像正在研究什么。副班长沈美玲替他将饭菜从食堂打回来，他还是不吃，在大家一再地劝说下才吃下。此后惠锡琪更加努力学习检验标准，更加认真检验耐火砖。后来，在一次成品合格率抽查中，他终于取得了100%的合格率，笑容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脸上了。惠师傅多次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还被评选为无锡市先进工作者。
“猜谜能手”蒋佑民
蒋佑民，是我厂卫生所一个资深老医生，他中西医都精通，特别是中医，在我厂独树一帜，我曾经见到他开的中医处方，非常之好！
他年纪比我大得多，我们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我和蒋佑民医生怎么成为好朋友呢？可以说是有缘于灯谜。
那个年代，我还年轻。无锡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节目叫《周末生活》，每年元宵节，总要举办一次“元宵猜谜广播”会，我也热衷于猜猜灯谜。 一次，猜谜会中，有一条好像叫“经费待到过年用”，打中草药名一，这下将我们几个爱好猜灯谜的同事难住了，怎么办呢？那就“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上有关中草药的谜底，但是想想，都对不上号。突然一个家住河东职工宿舍的工人说：“有了，我们宿舍的蒋佑民医生精通中草药，而且他还会猜谜，我们去寻他。”
这时正逢中午吃饭休息时间，于是我们相约到河东宿舍去，反正靠近厂后门，没有一会儿就到了。到了蒋医生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听我们讲了这条灯谜的谜面，稍一思索，笑笑说道“谜底是款冬花”，并且给我们解释了一番。我们听后，不断点头：这过年不是在冬天吗？蒋医生真是猜得天衣无缝！这以后，中午休息时，不是我们到他家，就是他到我们窑台或成品库来，给我们普及灯谜知识，讲灯谜故事，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一次，电台《周末生活》广播猜谜会中，有一条灯谜谜面为“知道不知道”，打中草药名二，蒋医生告知我们谜底叫“熟地，生地”，我们听后拍手叫好：“猜得好！猜得妙！”这条灯谜谜面谜底真是紧密相扣，天衣无缝，而且蒋医生猜得也是那么快，那么好，并且津津乐道的进行了解释，让我们增长了知识。
在蒋医生的指教和影响下，我们几个人，尤其是我，对灯谜更加的钟情了，在以后的灯谜广播会中也取得了成绩，获得了奖品。蒋佑民医生虽然已经作古了，但是他那猜灯谜、讲故事的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维修义工”杨卫平
杨卫平，太耐计量处工程师。聪明能干，业余时间修修弄弄的，像电视机、收录音机以及手表钟表等等，小毛小病的都能对付，只要别人一喊：“杨工，帮忙修一下。”他总是爽快地答应：“好的！”手表是利用饭后午休时间帮助修理，电视机则是下班后赶到别人家里去修理。
难能可贵的是，杨工帮人修东西，纯属于义务，不收分文；有人送他东西，他都婉言谢绝。有一次，我手表坏了，请杨工帮修一下，后来他修好了，我买了礼品送给他，他不肯收。还有一次，我家的电视机坏了，中午在食堂里吃饭时，碰到杨工，我和他说了一声，他说下班后，到你家里来。我家住在厂旁边，下班后，他带了工具到我家来，打开电视机盖子，经过认真检查，找到了毛病，经过一番精心修理，我家的电视机终于又起死回生了。时间已不早了，我请他吃晚饭，他婉拒了，后来，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包好香烟送给他，同样被他拒绝，他笑笑说：“同事之间帮帮忙，不要客气，没有关系的。”望着杨工走远的背影，我爱人说道：“真是好人啊！”很是感动。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另外一件事情。太耐一个陆姓女职工，是我中学的同学，以前曾经是隔壁邻居，她亲口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她的老父亲家住在吴桥地区，那年他已经生病睡在床上，不能起床了，老人平时就靠看看电视打发时间。一天，电视机坏了，老人很着急。怎么办呢？因为电器修理店在老远地方，加之又不是马上就修好的。后来她想起了杨卫平工程师，于是去向杨工讲了这件事，杨工当场一口答应。一个星期天，杨工带着工具，骑着自行车，登门服务。电视机修好了，病床上的老人又露出了笑容。这又纯属义务的，不收一分钱，不吃一口饭，也不收礼物，还说今后电视机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找他来修。
太耐厂内如果有为职工服务的活动，杨卫平工程师每次都义不容辞的参加，还是干他的老行当一一修理小家电。还别说，他的维修技术还是很不错的，维修质量还是很好的，而且他的服务态度又是那么的和蔼可亲，真是一个好人。
我分配进了“红旗厂”
讲述：周涵波1970年3月4日，我从无锡市八中分配进太耐厂。3月3日下午约3点钟收到进厂录取通知书（进厂后方才知道给我送入厂通知的人是生产组负责劳资的诸晋福。我当时对诸晋福的第一印像是一个宽厚长者）。 我接到通知时周围正好有几个邻居在闲聊，他们看到通知书上的厂名：太湖耐火材料厂，顿时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周涵波你鸿运高照，进了红旗厂。当时我对红旗厂的概念还是模糊的，直到3月4日正式报到，并参加厂部为新工人组织的为期两周的培训班方才明白红旗厂即是先进厂的别名。
我们这第一批新的学生工人，进厂就接受了两个星期的学习。学习就是通过老工人讲述厂史，政工领导、厂领导，向我们“灌输”太耐的革命传统，使得刚进厂门就见到泥巴、石头、砖头而泄气摇头的一百三十位新工人精神为之一振。学习后，我们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就分别分配到了一连、二连、三连三个一线车间，只有少数几人分到了食堂后勤。 我分在二连夾板机戴汉朝班长的班组，制作手工成型的半成品。
吃得苦中苦，方是太耐人
讲述：刘建生
太耐厂因“苦脏累”“闻名”。曾经担任厂党委书记的王祥生就是在上千度高温的窑底下排除故障而成了著名的“耐火人”，从此，先进人物评选都称耐火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厂曾工亡了四个人，两个是中试化验室处的氢气爆炸事故，把两人送上了六十米高的高空；一个是薛玉淦，在湿泥机内部维修作业过程中，电源被韩长兴开关了一下而意外身亡；另一个是窑上的李某，上班时被堆放的耐火砖突然倒塌而压亡。 我当时也参与了事故的后尾处理，目睹了前后过程。 粉碎车间的粉尘，以及压机上断手指的事故经常发生，成了市民的议论话题，“你俚太耐，灰的呀”；“你俚压机上经常压落手节头咯”。是的，艰苦的环境造就和孕育了太耐人，太耐精神发扬光大。1988年前后，机修工谢庭钰成了一位功勋，他改造了压机上的刹车装置，从此再也没有发生过断指事故。全国十七家大型耐火材料厂先后派人取经学习，拿走了技术，得益了一方，全国同行受益匪浅！
为了吃大米到了无锡市，为了当工人进了太耐厂
讲述：杨素云我老家是重庆的，我又从河北石家庄来到了无锡，成了无锡太湖耐火材料厂的一员，这其中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姐夫是部队上的人，老家在无锡。1966年5月，他随部队从河北石家庄回到无锡，我就跟着姐姐、姐夫来到了无锡。当时属于军人眷属，我不属于社会青年，因为我在北方是参加工作的，我是辞了工作随姐夫到无锡来吃大米饭的。来到了无锡以后就算待业了。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到蔬菜公司做会计。那时，蔬菜公司就在我们家的对面，也就是油泵厂的对面，上下班非常方便，可我不愿干。第二次分配我到国棉一厂做幼儿老师，我还是不愿干。我想当工人，因为那个时候工人地位高，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第三次，也就是1967年2月份，把我分到了太湖耐火材料厂。
看着劳动局的派工单，我就想，这是太湖边上的工厂？这耐火材料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等我来到太湖耐火材料厂一看，哎呀，都是一些砖头啊，这就是耐火材料？！我当时心里也有点后悔，但是已经来了，而且也满足了做工人的目的。我到劳资科去报道的时候，科长陆致祥一看我马上就说：“哎哟，你这个女孩子不行！我们这里工作一天要几千斤的重量，你不行！”我那个时候二十一岁，瘦的只有八十多斤。 因为我在北方的时候吃不惯，所以很瘦。姐夫是无锡人，每次他回老家都给我们带了好多好多的大米，我们都当它是最高级的食品，每天只用二两三两烧烧稀饭吃，所以我就是奔着吃无锡大米才来到这里的。陆科长让我去检查身体，看看检查结果再说。检查后我没有什么病，就是瘦。然后就叫我试用三个月，行就留下，不行就算了。试用没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什么都乱了，也没有人问行不行的，我就留在太耐厂了。当时把我分到了夹板机上。开始时，我就在那个小模具上干活，很不会做。有一天，我手指被铁模型卡住，手指都要出血了，工段长鲍根林他们看我干活很不得劲的狼狈不堪的窘相，都觉得好笑，但大家又觉得我很可怜。每天下班，从那个沟沟跳上来以后，两只脚都发抖。吃午饭的时候，别人都去食堂吃，我为了完成定额，就自己带饭，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赶快把饭吃了，吃完就开始敲砖头，每天都感觉很累。顾德嘉参加车间劳动的时候，发现了我的缺点。有一天顾德嘉就跟我说了：小杨，我告诉你，你敲的时候要有节奏，你不要乱敲，比如咚咚——咚咚咚，有节奏就会省力，手脚要配合，敲要敲在节奏上，踩要踩在点子上。还真的，他这么一讲我很快就学会了，后来我就不觉得很累了。
那个时候夹板机敲的耐火砖形状有各种各样的，最重的有三十六公斤，最小的只有一公斤多一点。这个工作量有大有小，工人中有妇女，有些是老头，他们都是很强很壮的劳动力。我在那个地方锻炼了一段时间以后，文化大革命武斗开始了，生产断了原料，就开始组织工人挖河。因此太耐两条河——东滨、西滨都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太耐生产过程中吞吐量是很大的，出去的是耐火砖，进来的就是矿石。在没有铁路专用线之前，太耐大宗原料或产品主要是依靠水运，比如从河边把矿石用吊车吊到石磨间去。 当时挖河每人每天一立方土，因我体弱没有力气，班组都不要我，后来分配我送水打杂，就不算土方了，马上又变成香饽饽大家都轮着要我了。
历史的疤痕
讲述：陈钧力
1971年6月8日上午7点50分太耐厂发生了一起工亡事故。我怎么会把时间记得这么准呢？因为8日是发工资的日子，学徒工每月工资是十四块钱，每半年发一次八块钱服装费。所以那天忘不掉。
那天我正在上班，突然看见救护车开进厂里，我以为是成型车间的事故，过后知道是试验室在搞多晶硅新产品，氢气爆炸，把人炸到100多米高，抛到了河对面厂外的农田里，惨不忍睹。工亡者叫沈雪宝，还未满十六周岁，七一届，1月24日分配进太耐厂，工作未满五个月就遭此大劫。其实我们都没有初中毕业，我们应该是7月份才毕业，提前半年就和六九届、七○届、七一届三届生一道分配进厂了，严格来讲还是童工 。
沈雪宝是我同学，也是邻居，他家住25号，我家住27号。我们每天一起上班，那天我们很高兴，发工资加服装费，结果下班后只能我一个人回去了。回家后只见他家滿屋子人，看样子是在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
发生事故后，太耐厂马上报告了上级主管部门重工业局，由重工业局联系纺工局，纺工局通知东方红缫丝厂，再由东方红缫丝厂和太耐厂派人去做其父母的思想工作。他父母都在缫丝厂工作，都是党员，父亲是市劳模，母亲也是老先进。太耐厂派去做工作的是许根源，做思想工作的目的是教他们摆正自己位置，我们都是党员，是党的人，要有觉悟，不能混同一般群众，在我们身上要把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出来，不能为了一点损失向国家伸手要这要那，你损失了儿子心痛，我们都理解，我们损失了一个好工人，厂里1000多人都伤心。后来家属都表态，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切由组织处理。工亡者沈雪宝是学陡期，不是正式工，不能享受国家工亡标准补帖，只能享受抚恤金80元。后来家属提了个要求，把在苏北插队的沈雪宝姐姐调进父母单位工作，经组织考虑同意了。 谈妥后去送扶恤金，跟他父母讲，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都是关心，负责的，不会让好人吃亏，所以太耐厂向局里申请了100元补助，总计180元。 出事后，沈雪宝的大哥和大嫂从浙江回来，二哥和二嫂，加上姐姐，为防父母有意外，请了两个月事假在家陪着。
作为重工业生产企业，在太耐厂的历史上，发生过多起工亡事故，这是太耐人流汗又流血的事实，也是历史的伤疤。回忆厂史的时候，我愿以此文为怀。
六七十年代太耐厂人才的引进
讲述：沈顺昌
追溯到太耐厂的发展，我认为可以将它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形成期（1958—1968)。这个时期，太耐厂只能生产一般窑炉用砖，缺少各方面技术人才，没有发展潜力。第二阶段为人才储备阶段(1968—1972)。第三阶段为发展期(1972—1987)。第四阶段为顶峰期(1987年后)。 第二阶段期间，1967年将徐钢六级电工徐惠标调进来。1968年，又将鞍钢钢校白彬、段可威等三位耐火材料人才引进厂内。接着，徐惠康、陆沧潮、冯国生、吴寅华等机械技术人才也引进厂内，同时，又从镇江东昌煤矿调来了何宗元、顾满兴、王永兴等几十位技术和生产骨干。杨世泉、高广法等土建技术人才也被招了进来。一批像单金保、杨国荣等几十位复员军人也被招了进来。1970年7月电气技术人员沈希贤也被招来了。更为大手笔的是1970年前后，将六九届——七二届的近千人年轻人招进厂内。至此，各类技术人才，生产骨干力量已完全布局，这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耐材协会会刊落户太耐记
讲述：朱伯舟1993年夏，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协会成立于1990年。当时会长单位是洛阳耐火材料厂，但冶金部生产司耐火材料处处长陶若璋领导协会工作）提出要主办协会会刊，由协会委托有能力的耐材企业来承办。当年，全国耐材企业办报的屈指可数，主要是洛耐、太耐、上耐和上耐二厂这四家办有定期出版的企业报。陶处长经过考察后，决定从洛耐、太耐两厂中选择一家。
1993年8月，陶处长邀请洛耐、太耐派代表到冶金部专门协商此事。我当时在宣传处工作，公司领导决定派我去。那时无锡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我是到上海乘车到北京的。出发前，公司领导专门跟我讲，为了提高我们太耐在行业中的知名度，要尽最大努力把任务拿下来。到北京后，是冶金部《冶金政工研究》一位女主编接待的我，并安排我入住冶金部招待所。
第二天上午，我就到冶金部去了。我第一次来冶金部，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也不知道是怎么着找到了生产司陶处长办公室。我到的时候，洛耐的代表已先我一步到那了。不一会陶处长也到了，人已到齐，陶处长就切入正题。先是洛耐的代表谈想法。洛耐代表一开始就以行业老大哥自居，似乎胸有成竹，讲洛耐厂的优势，讲《洛耐报》的优势，话语之间，没有把太耐放在眼里，志在必得。轮到我发言了。实事求是的讲，洛耐厂是行业老大，比我们太耐那肯定是优势突出；《洛耐报》比我们《江苏太耐报》，无论是办报资历还是质量，都比我们高出一截。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介绍了太耐公司党政领导对办好中国耐协会刊的积极态度；我说我们厂报虽然办报时间不长但己形成了一些可行的机制和方法，比如公司党政领导对厂报的重视；办报人员的业务水平在不断提高；通讯员队伍建设得到不断加强，每年举办培训并评比优秀通讯员；党委对支部考核稿件录用数等等。陶处长听取了两家企业代表的陈述后，归纳了双方的特点和优势，他最终决定由太耐承办协会会刊的采编和发放工作。在我看来，陶处长不是单从耐材企业的影响力和办报水平来进行取舍的，他还考虑了相关企业平常对冶金部耐材处和中国耐材协会工作的支持、配合度，考虑了耐材协会今后与承办企业的配合默契程度等等，综合各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最后，陶处长单独留下我，就一些细节问题如会刊的形式和名称、通讯员队伍等等作了交待，要求太耐厂尽快制订方案，早日让会刊与大家见面。
1994年5月，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在广西南宁召开年会。由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主办、江苏太湖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四开四版《耐火材料时报》第一期在会上与大家见面了。
难忘夜班路
讲述：陈月娥
我们七一届第一批进厂，是1971年1月24日，二中同学分配到太耐厂的有一百三十多个人。当时没有那么大的会议室，我们都在成型车间对面那个空的车间里，坐在耐火砖头上开会学习了两天，每个人发两只盆子一双筷子，这两天学习期间就把我们都分配到各车间部门，进厂三天后1月27日就是春节放假过年。我被分配到成型车间大压机上，一干就是十八年 。其实当时我们都没有初中毕业，我们应该是7月份才毕业，提前半年就和六九届、七○届、七一届这三届生一起，陆续在十个月内都分配进厂了，都是“童工” 。
当时我们还在乒乓球厂劳动，有一天通知让我们回学校，说要分配工作了。得知是分到太湖耐火材料厂，还以为是什么保密材料厂的，还挺开心的，结果是砖头厂，和泥巴打交道。我的青春就是在前方车间和砖头泥巴一起度过了十八年，还没有“享受”夕肺待遇 。
我分配在成型车间叶瑞清工段，和赵龙龙、过亦敏一个工段。赵龙龙、过亦敏当时非常红，封为“耐火人”称号。我们在他俩的带领下，工作认真吃苦，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厂里去义务劳动，出机肚皮（清除压机机坑的泥料）。三个班的机肚皮平时都不出，就等星期天去义务劳动，每次劳动结束，两条腿都疼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至少一个礼拜才会恢复，然后下周又重复来过。
进厂时我们上的班是三班倒。那个时候好多马路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指，路也不好走。轮到上夜班了，我和张建珍约好每天一起走，走到太耐厂最快要花五十分钟时间，慢点就要一个多小时了。没有公交，没有水泥路，没有柏油马路，都是浇浆路，石子高高低低，有时还会见到路边有棺材，走夜路还真害怕。夜班下班了，还不能让我们马上回家，要学习，读报，每个人要发言，要记录，听到广播响，我们才能回家！
一次难忘的家访
讲述：陈健九十年代初的一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厂人武部按惯例要走访现役军人职工家庭。其中的一个家庭抑或太耐一位女工，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早上一上班，人武部部长朱锦清、干事管洪根，和我（在厂报工作）三人，就要去走访。因厂办小车都已派出，我们便打的前往。过了工运桥，拐弯抹角的来到了一条小河的边上，找到了门牌号。这户人家住在河边上，开门就是河，沿河的小路很窄，河边上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已显陈旧的自建房；斜对面的不远处是一座拱桥（应当是老的通汇桥），典型的“小河人家”。进了屋内，寒暄几句，我就略感吃惊。这位女工年虽中年，但已经显得“弱不禁风”，言语缓慢，声音低回；屋内的自然采光不是很好，在不是很亮的厅屋内，看上去身体瘦弱。朱部长向她详细询问了上班情况、体质情况、儿子的情况等等，我才弄明白了其中的前因后果。这位女工体质不是很好，在太耐厂一线生产车间工作，劳动强度还是不小的。她儿子参军入伍，本来是一件增光添彩的好事， 但是对于这位“多愁善感” 的母亲来讲，竟成为思想上的沉重负担；本来儿子天天在家，对于父母来讲，很充实。儿子走后，母亲突然感觉家里空落落的，缺少了儿子，家里的日子竟无从安排了，除了上班就不知道还要做什么事；上班的时候也常常惦念着儿子，下班后一进家门，就又感觉很“空”，晚上如能睡个安稳觉，就是奢望了。她说，曾经有好几次，自以为儿子回来了，儿子快到家门口了，儿子在敲门了，她急急忙忙去开门——一开门，门口一个人也没有；甚至半夜三更依稀听到了敲门声，一定是儿子回家了，赶紧下床去开门。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失落，心里更加放不下了。见她想儿子到了如此心神恍惚的程度，朱部长说，你应当去部队看看儿子啊，看了就放心了，回来也就踏实了。她说，哪能不去啊，那是一定要到部队去看看的，也不算远，是开封的空军地勤，可是从部队回来后仍旧满脑子都是儿子。度日如年，日复一日，很容易把人拖垮的。正常上班是不可能了，于是她只能请病假在家休养。可是，在家也难熬啊，因为感情悬在空中，无从寄托。 用现今的标准来推断，这位母亲应是患了忧郁症。告别前，朱部长告诉她，厂领导和车间领导对她的情况也很关心，对她的工作岗位作了适当调整，而且她如果想继续休病假的话，也是没问题的。想一个人可能会想出病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证真实的存在。真心祝愿这位太耐女工如今的生活幸福、安康！
八车间的青工们
讲述：过亦敏1970年3月，太耐厂第一批青工即六九届初中毕业生进厂了。在那个学校毕业生全部下乡的年代，无疑是个无比幸福的感觉。由于连续几年上山下乡，城市工厂严重缺人，所以紧接着7月份知青和复员军人250人进厂，七○、七一、七二届初中毕业生进厂，厂里一下子充满了青春气息。厂领导也十分重视小青年的思想教育。我们厂是有名的苦脏累工厂，争上游、讲奉献，不计时间和报酬的义务劳动也经常展开，我就亲耳听到过冶金局长“太耐厂工人素质好”的评价。
青工进厂时年龄最小的仅十五岁，大部分都才十七岁，有些人很幸运地被分配到技术工种岗位上去工作，这在熟练工种居多的太耐厂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人毕竟太过年轻，往往贪玩淘气，有的班组带班的老工人以身作则“以正压邪”，情况比较好；反之有的捣蛋鬼就让人哭笑不得了。八车间是包括模具加工在内的机修车间，但早期模具车间、机修车间是分开的，当然还有电工间木工间等。大多数青工都很珍惜技术工作，好学上进，但技术的掌握不是像熟练工那样比较容易，有个悟性、技巧性在里面，而且要肯钻研。天天重复同样的操作也会腻味，特别是电力供应不正常的年代，如果上中班是经常停电避高峰的，吃过晚饭也常常不能准时开机。没事干，机修车间的小青年找乐子的脑筋就比较好使了，对付车间主任的查岗也有一手，小儿科的恶作剧，周瑞林都领受过；你去查岗，推开车间门就有一畚箕垃圾从头而降；车间门口有一根细铅丝，你如果看不清，没准一进门就跌个狗吃屎；晚上回宿舍怎么也开不了门，因为锁眼塞了火柴棍。没人会出卖“肇事者”的，你查也是白费力气。
就是这些“小捣蛋”，后来都成为了优秀技术工人或领导，脑筋好着呢！八十年代，厂里开展文化补课、技术培训，应知应会考试，模具、机修的青工都行动起来了，班前、饭后，有的讨论刀具角度的应用，有的思考公式的套用，有的学习三角函数、圆求方、背定数。厂里的教育是成功的。光是埋头做技术，但没有基础理论知识，工作效率不会高。一旦理论联系实际，好比车工掌握了磨刀技术那真是如虎添翼。机修车工惠建民因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不便，可是他照样出色无比，超产超得人目瞪口呆，经常被评为先进。刘世强早先也是机修的小捣蛋，通过文化技术学习后，思想和技术素质突飞猛进，上了报纸。效率提高导致车间的定额一改再改，我们因此付出了更多的辛苦劳累，依然甘之如饴。程士明学习上了瘾，居然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而被重用。他们都是机修车间的。这里提到的不过是几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太耐青工的确好学上进，许多初中生从学校直接进厂，因各种原因耽搁了学习，但他们在厂里的支持下继续努力，成为骨干、成为领导的大有人在。
太耐参与南京工学院科研项目
讲述：殷建树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中国国产第二艘航母飞机起飞将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弹射起飞，这个弹射的功力用的是磁流体。我就想起了1973年太耐厂为南京工学院磁流体发电研究项目负责提供高温耐材试验，当时说这是军工项目。航母磁流体与太耐参与的磁流体是不是一会事我就不知道了。
1973年，太耐厂接到省冶金厅下达的任务：为南京工学院磁流体发电研究项目提供耐火材料。这个项目对耐材质量要求非常苛刻，高温荷重软化温度要求1650℃以上；使用过程中从低温到1650℃以上高温时间非常短，因此又要求耐材热震稳定性好。
这个项目由赵渭权负责，他带着蒋熙令、沈静芬等年轻人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我也帮着做了大量的荷重软化，开始温度的检测约有两百多个，上了大半年的夜班（为了不影响大生产产品检测）。试验产品是铬渣砖和直接结合电熔镁砖和刚玉球与铬渣球。这些产品都得要高温窑来烧成。为此到长兴耐材厂参观烧重油的高温窑并买回图纸。先只能做轻烧铬渣砖为五立方米高温窑内衬。赵渭权亲自烧窑，有一次他在调节喷咀时，喷咀突然回火，被重油烫伤双手。为了成型刚玉和铬渣球设备，由沈庭初副厂长联系他的堂弟无锡陶瓷厂技术科长，我们去参观学习制作热压注机(这是做电子陶瓷的成型设备)，试验组机修工回来自己制作了几台。滿足了刚玉与铬渣球的成型，太耐厂又多了一种耐火材料成型设备和方法。
为磁流体发电提供耐材试验项目，当时太耐做了大量工作，这个项目也是赵渭权总工一生做技术工作中的一段重要工作。他1983年评升高级工程师就是以这个项目写的论文，当时把论文送武汉科技大学，两名教授译审时给以赞扬，说这研究工作做得太仔细了，这论文要作为他们学校写论文的范本。
说说厂报那些事
讲述：刘金华
记得七十年代，我们的厂报名叫《太耐简报》，是油印小报，当时一个编辑（包括刻字油印等一肩挑），通讯员也没几个。虽然是一张油印小报，但通讯员写稿热情很高，有的一发现新闻线索，便立即写稿送至宣传科。有的部门还将小报贴在墙壁上，让职工们阅读。我差不多是1974年加入厂报通讯员队伍的，当署上我的姓名的第一篇稿子登在小报上时，我真是高兴无比，有一种成就感啊！记得当时的科领导还将这份小报贴在了墙上，让大家阅读。
从那时起，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经常了解我们基层职工的学习和工作等情况，一旦发现好的信息，发现好人好事，就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写好后立即送到宣传科。
后来，人工刻写的《太耐简报》改为打字机打印的《太耐报》，虽然是8开的一个版面，但看上去比手刻的正规多了。改版后，编辑、通讯员的情绪更加高涨。当时稿费只有一、两毛钱，最多三毛，但通讯员写稿的热情很高，有一个老通讯员一个礼拜就写了七、八篇报道，成为通讯员的“榜样”。
1988年6月，厂报又改版了，这回是改成4开4版的铅印《锡耐报》，在无锡日报印刷厂排版印刷，而且有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准印证，成为真正意义的报纸了。1992年，又改成了电脑排版、胶版印刷的《江苏太耐报》，有了现代气息，面貌焕然一新。
说到厂宣传科和厂报，他们对我们广大通讯员是很关心的，并且对每个通讯员所写的通讯报道和各类文章，都是认真负责对待的，他们经常向我们约稿，并且指导我们怎样去写。 一次，有个编辑在编辑部门口碰到我，向我约稿，让我到厂工会去采访一下，写一篇厂工会如何关心退休老职工的报道。听后，我嘴里轻轻说道：“我又不是工会里的，怎么去写呢？”有点想打退堂鼓。他说“你写吧，我已经和阿菊（工会副主席吴菊娣）联系好了，你马上去采访她一下。”听到这么个说法我就放心了，于是就来到厂工会，阿菊热情接待了我，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没想到这篇报道在《锡耐报》上刊登后，有两位退休工人对我说，你说起了我们退休工人的事，真的不错。我告诉他们是厂报让我报道的，于是师傅们直夸厂报办得好。
为了建设好通讯员队伍，宣传科和厂报编辑部采取了各种方式，对通讯员进行帮助和指导，如向我们通讯员们不定期发放《社会活动家》等业务学习资料；不定期地组织通讯员参加学习和培训。 厂报创刊初期，宣传科在冶金局职工教育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通讯员业务培训班，有几十个通讯员参加。这次培训班上，专门有冶金局的行家里手，也可说是老师，向我们通讯员传授通讯报道的有关业务知识，真的受益匪浅。宣传科和厂报还不定期地安排通讯员去参加无锡日报社通讯员培训班，其中我就有幸参加了两期。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之下，《江苏太耐报》越办越好了，栏目多样，内容丰富，版式别具一格，很有特色。同时，厂报通讯员们通过不断写稿和学习，水平也不断提高，有的通讯员还向新闻媒体投稿，并被录用。我本人来讲，不但不少稿件被厂报采用，而且还在无锡日报、江南晚报、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等市内外媒体上发表了一些通讯报道和文章。
集体宿舍
讲述：陈健
我是1979年4月到太耐厂工作的，先是坐三十公里的长途汽车到镇江，然后转乘火车到无锡。当天就在厂集体宿舍安置下来。那时候，集体宿舍有两幢，一幢是男宿舍，三层楼；一幢是女宿舍，二层楼。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太耐厂相继从宜兴、滨海、阜宁招收了一批农合工充实生产一线，于是又在女宿舍南边建了一幢六层的集体宿舍楼。
住宿舍的人，有三班倒的，有常日班的。有年纪大的，有年纪轻的。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1980年从宜兴来了一大帮人，他们是二钢破产和新芳铁矿关闭后安置过来的。论方言，宿舍里讲宜兴话的人最多。每间宿舍住四个人。上常日班的跟上运转班的人同住一个宿舍，会相互影响。需要调宿舍的，跟总务科说一声，一般能满足。大家后来嫌麻烦，都自说自话地调宿舍了，总务科眼开眼闭，不多过问。
跟我们同一年进厂的巫永泉是无锡县人，他说羡慕我们这些请探亲假回老家的外地人。而他每星期都可以回家一趟，因此没了新鲜劲。按照他的说法，难得回一次远方的家，你就是城里来的“客人”，家里会对你“另眼相看”。
我刚住在厂里的时候，有一种新鲜感。宿舍里的有线喇叭，我对它印象深刻。它只播无锡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每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喇叭中响起二胡曲《二泉映月》，伴随着播音员的声音：“今天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到这个时候，才感到一天又过去了，然后期待新的一天到来。刚来的时候生活上非常不适应，原因之一是噪音太大。一到晚上，粉碎大楼的机器轰鸣声，交织着沪宁线上的火车声，让我辗转反侧。遇上夏天更是无法入睡。七九年炎夏的一个晚上，魏守春拉着我到东滨料场“避暑”，我们爬上输送带上方的屋顶，铺上草席，就地而躺。那天是礼拜天，厂内很静，风也很大，但是离铁路太近， 一会“轰隆，轰隆”，一会“呜——，呜——”，伯渎港也不时传来机动船的“叭叭”声。有心睡觉，无力回天，睡眼惺忪地等着天亮。
宿舍是个小社会，人生的喜剧照样可以在这里演绎。
小压机上的一个工人（叫不出名字了），三班倒，个子挺高，躺床上能把脚指头露出被外，走起路来是个垂头丧气、即将被风吹倒的样子，基本上是个“废人”，老工人把他跟同宿舍的毛志君做对照，好与孬的差别非常明显。他一下班就躺倒在床上，直到又要上班才很不情愿地下床，为偷懒他能从别人泡着衣服的洗衣盆中舀水洗个脸。整天不跟任何人讲一句话，醒了就望着天花板，连眼光都不带拐弯的。有一天他的弟弟奉父母之命来教育他，他躺得平平的，纹丝不动。弟弟坐床边不停重复这句话：你这样可不行啊，不行的，人要废掉的！在窑台成品检验上班的朱福华也是这样的，下班洗澡后就躺着不动，除非到食堂打菜买饭。但朱的情况可不一样啊，他躺下是因为上班太累，躺着也是为了恢复体力，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思考人生！食堂开饭，你不用看手表，听见敲打饭盆“丁当丁当”声就是饭点到了。抢在头一个位置等着师傅打菜的准是钱阿毛，他卡准辰光，坐在宿舍里，对着收音机边喝酒边听苏州评弹，不时地独自哈哈大笑起来。陈帮伟整天香烟不离手，没事时就洗衣服，常常为白衬衫衣领洗不干净犯愁。卫生所医生姚良祖性格孤傲，不跟人搭腔，平常一直待在卫生所，晚上要睡觉才回宿舍，睡醒就走。宿舍老工人背后都以“臭知识分子”称他。其实姚医生是个蛮好的人，后来他响应开发马山的号召，主动申请调到冶金职工疗养院工作了，去疗养的太耐职工，有的会到姚医生的诊室聊聊天。
住女宿舍的姑娘们也经常到男宿舍来串门。有时看到哪个人在缝被子也会主动帮个忙。一来二去，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有的成了“双职工”。尴尬的事情也有。跟我一个宿舍的小伙，买了绒线，请女宿舍的一个毛丫头帮忙织绒线衣——这个目的大家都懂的。可是那个毛丫头很快把绒线原封不动还过来了，而且还带着另外两个毛丫头一道来，也许她希望有人当面作个“见证”。太难堪了。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厂里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年年多起来，本来有些宽松的宿舍，住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局促了。有一天新来了一个叫丁龙明的人，是从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交谈几句发现竟跟是我同乡，他姑妈就嫁给了我们村里的陈姓人家，跟我家是本家。后来从北科大研究生毕业来厂的武杏荣也跟我是老乡。八十年代初、中期住进宿舍的大学生并不多，朱旻、王月明应当是第一个批，接着是秦文杰、陈建军、吴祝良、陆文逵、曹海清等这批人。
都说集体生活枯燥乏味，但换个角度看，也有特点。
食堂前面的两层办公楼，底楼的第一间被辟为电视室，主要就是放给我们这些住宿舍的人看的。钱阿毛也住宿舍，他兼电视放映员，看什么不看什么，由他说了算。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播审判“四人帮”的新闻，我都看厌了。有一天晚上放的是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大家挤得满满的，前面坐着，后面站着。剧中男主人张忠良抗战爆发后抛弃上海的妻儿，到重庆后又同交际花结了婚。看到这里，男光棍们义愤填膺，有骂的，有羡慕的，也有说风凉话的，吵开了，钱阿毛大声呵斥，方才静下来。
住宿舍的人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安排生活。卫生所医生陈嘉每天一下班就在宿舍找人下围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见他人了，仔细观察之后，发现他不看棋谱看医书了。原来是卫生所新来了一个叫朱美玲的医专女生，陈嘉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1981年无锡街头刚流行“蹦察察”的时候，宋荣明跑去上海买了一台卡式录音机回来，虽然是单卡，但他是集体宿舍的“第一”，引起轰动，看稀奇的人进进出出。追求时尚的远不止一两个人。姜远翔就对跳交谊舞产生了兴趣，他到文化宫进行正规的学习，回来后就在宿舍练。八十年代后期麻将风兴起，各式各样的兴趣爱好都被麻将给挤跑了，于是“哗啦哗啦”的麻将声，不分白天黑夜地从宿舍的门缝中传出。如果有人问一声有没有想打牌的？楼上楼下跑来的人立马可以拼成三桌。有一年秋天，我们科室团支部组织扬州镇江秋游活动。买好的火车票是明天凌晨四点多钟发车的，但是今晚吕耀庭等几个人在邵建林宿舍打牌，说是要通宵达旦，不睡觉了。急得我过段时间就去催他们罢手，可是他们一直打到两点多钟才收场，而此时正下着大雨。有人说算了，这么大的雨去旅游也是受罪。但有人坚持要去。于是我们硬着头皮，撑着伞，沿着铁路边的兴源路，顶风冒雨步行四公里到了无锡火车站。一路上我一直担心有人要打退堂鼓，幸好没有。到火车站一会合，财务科的杨纯、劳资科的杨毓敏已先我们到了，女孩都没怕这场突如其来的秋雨寒风，何况男人乎？一见面大家便欢声笑语起来（顺带一句：上火车后，在车厢遇到了我们厂的程士明。当时他是回镇江去的，他正在江苏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他是我们厂第一个考上全日制研究生的在职职工，我写了一篇短新闻《车间主任考上研究生》刊登在江苏工人报上）。
年龄稍大的人，喜欢自己做饭吃。炉子烧的柴油，成型车间有的是。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中午，丁志才在宿舍做了几个菜，李九喜闻香而来，坐下不走了，我就端着饭盆坐到一旁去。丁志才用小勺子给了我一些炒螺丝，还告诉我要怎么个吃法。这是我第一回吃炒螺丝，不得要领，也很费劲，但体验很满意。后来一吃炒螺丝就想起丁志才来。大概十多年前，有位曾经在二钢工作过的宜兴人，因丢失个人档案到我们单位来开证明，我顺口提了一句曾经跟我同住宿舍的丁志才也是宜兴人。此人立马说他跟丁志才是同乡，是认识的。从他口中得知，从太耐退休的丁志才回老家后搞起了养猪事业。在集体宿舍，“蹭饭”的机会是蛮多的。我经常到莫荣金宿舍“搭伙”。 莫荣金遇事不生气，大家拿他寻开心也从不变脸。但是我们也有分寸，经常会自己买来酒菜，由莫荣金掌勺加工，然后三五人坐下来，吃吃喝喝，扯扯老空，倒也快活。下次谁买菜，用不着排名单，自然会有人站出来的。
集体宿舍条件差，不缺这样就少那样。有一天下班后，我到塘南新村菜场买来一条鱼一瓶酒和蔬菜，径直来到陈嘉宿舍。陈嘉见了大喜，立马忙活起来。此“上海人”为人和善，烧的菜也多次获得宿舍人的好评。“不好”，他说，“没有味精了”。只见做医生的他找来一小瓶药，他说，这种药片可以代替味精。可是，做的菜并没有鲜味，“上海人”感到奇怪。他想了想，往锅里加了一点盐，再尝尝味道，眉开眼笑说“真鲜啊”。原来，那个药品含谷氨酸，不含钠。加了盐，一合成就是谷氨酸钠——味精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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