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
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对围拢过来的学生点头致意后，便拨开人群，缓缓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手心向上，额头触地，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
整个灵堂的人瞬间被震惊，当时在场的姜亮夫回忆说，这个场景让他和同学们永生难忘。
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来唯一人”。这也是陈寅恪一生之中第一次当众下跪。
两年之后的夏天，清华国学院停办，为了纪念王国维，该院募款为其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面由梁思成设计，碑文则由陈寅恪撰写，文中写道：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既是对一位已逝大儒最好的盖棺定论，也是对陈寅恪自身治学旨趣的坚守与独白，而陈寅恪一生的风骨与悲怆也将与这句话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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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7月3日，陈寅恪生于湖南长沙。
祖父陈宝箴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他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父亲陈三立是诗坛泰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中举后，历任吏部行走、主事。
辅佐自己的父亲推行新政，结交和扶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
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
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
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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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开始，12岁时的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留学生涯！
三年后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
一毕业，他就踏上了欧洲游学之旅。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陈寅恪在德国
家境殷实的陈寅恪从不挥霍，每到一处，不及半载而书橱充盈。在柏林读书时，生活已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他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到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整日不吃正餐。
求学十六年，已行万里路，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一流名校。但直到游学结束，他也没拿到一张文凭！（他是为学问而来，不是为学位而来）
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曾有学生问唐筼（陈寅恪的妻子）：外传陈老师懂三十多种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筼说：其实没有这么多，也就十七种而已。
是啊，也就十七种而已。
彼时，多少学生为获得学衔装点门面，读起书来投机取巧，避难就易，到手的学问还能有不打折扣的？
陈寅恪根本瞧不上那种人，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
无怪乎后来杨步伟对人说：“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的不得了，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人是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狮子。”
留学日本时的陈寅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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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混乱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
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进行大学改制，决定设立国学研究院，并听取胡适建议，采用宋、元书院时期的导师制度，由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聘请大师，主持筹备事宜。
陈丹青画作《国学研究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国学研究院成立以后，曹云祥请胡适做导师，胡适虽然博学，但有自知之明，摇摇手说：“这事儿我还真干不了，
我给你推荐几个人吧！”唰唰唰提笔列出一个名单来，
曹云祥拿起一看，这三人分别是：开创了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国学大家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等身的梁启超，与梁启超齐名的南方学术界泰斗章太炎。
曹云祥大喜过望，立即请吴宓来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并将自己亲手签发的聘书交给他，请他去一一聘请三位大师。
在搞定了王国维后，梁启超爽快，一见面就很痛快的答应了。
轮到章太炎的时候，出事了，听说梁启超也位列导师，章太炎就不开心了！坚决就是不去！
后又请到赵元任，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号称“汉语言文学之父”，也是不错。
这时，吴宓想起了他在哈佛时的老同学陈寅恪。于是推荐他给曹云祥。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问一旁熟知陈寅恪的梁启超。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又问：“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怒说：“陈寅恪没有学位，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他的三百字。”
曹一听，不再犹豫，请！于是就有了后来清华园“四大导师”的传奇。
是年隆冬，陈寅恪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驶往东方故国的邮轮，来到了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开始了他传道、授业、解惑的传奇人生。
这一年，陈寅恪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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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陈寅恪上课非常有特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书上有的我不讲，别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不讲。”人们称之为“三不讲”教授。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
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
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
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
连远在城内沙滩的北大学生也成群结队，穿过西直门，慕名跑去偷听。那时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常有土匪出没打劫，甚至不惜杀人越货，铤而走险。
即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意冒险出城，常常是人手操着木棍铁器成群结队而行。于是，就有了这样奇特的一幕：在陈寅恪上课的教室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
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学生们尊敬地称呼他为：“太老师”、“教授的教授”。
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陈寅恪字迹
历史学家郑天挺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古典文学研究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至此，一个被后世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四大导师”阵营形成。
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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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术了得，而转眼间，已经三十好几了，除了他的父亲为他的婚姻大事着急
他的好友赵元任也为他着急。
在赵元任等人的撮合下，他和清末名人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相识了。
才子遇佳人，相见恨晚。
青年唐筼
爱情虽然迟到了，却依然可以很美好。
1928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他俩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有趣的是，三个还全都是女儿。
他常常教导女儿们：“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
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只是，命运之神却并不喜欢眷顾这样的英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沦陷。中国的知识分子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没有几净窗明的书斋，也容不下从容缜密的研究。
他的父亲陈三立忧国忧民，做梦都曾大喊“杀日本人”。看着一个个城市相继沦陷，这位老人心生绝望，开始绝食，五天后，就忧愤而死。
此时，陈寅恪正奔波于父亲的丧事之中，国恨、家愁交叠而来。他的右眼也因急火攻心而导致视网膜剥离，必须及时手术，不可延误。
但做了手术，就必须修养一段时间，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成为亡国奴。
几经思虑，陈寅恪放弃手术，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就算瞎了，他也不愿在沦陷区教书。便拖家带口，离开北平。南下！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跋涉了11个省，搬过10余次家，
最令他痛心的是，在战乱中，他视为宝贝的书籍文稿都被毁了，
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命运也如无根之萍，四处漂流。
抵达联大时，他的右眼就再也看不见了，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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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突然警报响起，日军要轰炸了！
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院的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
这年暑假，陈寅恪携家人前往香港，准备渡海赶赴伦敦，却不料欧洲战火突起，航海中断，英国之行遂为泡影。他被迫暂居香港。
1939年夏，陈寅恪全家在香港寓所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赴香港等待机会，刚到香港，中国驻英大使却发来电报，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
恰在此时，日军切断了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昆仑关失守，回去的希望也被打破，陈寅恪被阻香港，进退维谷。
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
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
当时他家过得十分拮据，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到了除夕能让女儿吃上白米饭。
日军司令就派宪兵队给陈家送面粉，但他坚决不肯吃敌人的东西。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宪兵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妻子边往屋外拖面粉。
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
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也是一个铁骨铮铮，视国家兴亡为至上的爱国志士！
伪港督还拿出20万的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刊物，陈寅恪再次拒绝。
最后多亏了刘文典、傅斯年等一批人疾呼奔走，为陈寅恪筹集经费，又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才让陈寅恪一家逃出香港，九死一生，终于返回大陆。
1944年12月12日的清晨，陈寅恪睁开双眼，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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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为了治疗眼睛，他再次去牛津大学任教。
没想到，英国医生给他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
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辞去了聘约，返回祖国。
等回到清华园，他已双目失明，但他却依然坚持教课，为祖国培养人才。
学生朗读课文，连念错一个字，他都能听得出来，要求学生停下重读，那些典籍文章早已长在了他的心里。
1948年北平的冬天，阴云密布，寒风萧瑟，一场改朝换代的世局嬗变正在进行。12月15日，一架直升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游走于政学两界的北大校长胡适匆忙登机，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救学人”运动的序幕。
胡适匆忙登机，与陈寅恪一家抵达南京，蒋介石亲自接机，并劝说陈寅恪去台湾。陈寅恪知道国民党意欲控制学界，对此深恶痛绝：“台湾我就不去了。”
1949年1月20日，陈寅恪接受了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盛情邀请，来到了南国校园。
国民党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想法，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亲自向陈序经摊牌：“如果答应去香港，我们马上给陈寅恪十万港元及新洋房。”
陈序经一拍桌子，横眉而立：“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房子给他住！”
陈序经的话并非一时冲动，对于“三百年一出的人才”，陈序经看的比什么都重，陈寅恪在岭大的薪水无疑是最高的，甚至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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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共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研究所，拟任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三所所长。
只是，这样的好日子却并不长久。
1958年，他的教书生涯戛然而止，因被指为封建主义的种族文化论者。铁骨如他，当即愤怒请辞：“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
陈寅恪，1964年，已是如此光景
1966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浩劫就开始了。时代阴霾轰然而至，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面检查，但他从不诋毁任何人以求自保。
他成了重点打倒对象，当时他身患多病，双目失明、膑足，但是那些造反派没有放过他，两夫妻的工资被冻结，屋内被贴满了大字报，他们还想抬他去礼堂批斗，唐筼拼死阻拦被打成了重伤。
陈寅恪的学生刘节，自愿站了出来代他受批斗。
那些人问刘节有什么感想，他高声回答：“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递交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写道：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从始至终，陈寅恪都没有诋毁过任何一个人。
1969年，因为“工宣队”看中了这座楼房，要用来作指挥部。中山大学造反派，勒令陈寅恪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强迫他搬到连乞丐都不住的地方，众人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新的摧残手段：把高音喇叭放到他的床底下。
美其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此时陈氏已病得连吃一点儿汤水类的“流食”都已困难，瘦得不成人形，有少数亲友偷偷登门看望，见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30分，陈寅恪心力衰竭，溘然长逝，离世时，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1月21日晚，陈寅恪的妻子唐筼也追随九泉之下的丈夫而去。
当陈寅恪写下“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或许已想到，他也将同王国维一样，为守护这一永恒的信念将付出一生的代价。
当别人为得名声，而争文凭之时，他却视文凭为废纸，潜心治学；
当别人趋炎附势，追逐荣华富贵之时，他却恪守自己的心，不愿从政；
他保持了一个真正学者应有气节，也坚守了自己最珍贵的精神角落。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他最坚守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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