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静如和龚自珍 龚自珍在己亥年(1)

今年是农历己亥年。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己亥年有关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这组诗共315首,作于道光十九年己亥,即一百八十年前的1839年。那一年,四十八岁的龚自珍决定辞官南归,这组诗即是途中所写。组诗第14首有云:“钟簴苍凉行色晚。”当然是在说自己辞官时的些微仓皇、些微颓丧,然而也未尝不是关于清王朝的一种浩叹、一句谶言。这使龚自珍的己亥之行带上了苍凉的底色。

一、辞官时的心绪

1839年夏,龚自珍从京城辞官南归。据《己亥杂诗》的自注,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龚自珍的行程:四月二十三日出都,向同僚故友辞行,沿陆路南下;五月十二日抵达江苏清江浦,即淮安府境内,稍作逗留后继续南行,相继历扬州、镇江、江阴、秀水、嘉兴等地;于七月初九抵达杭州,在杭州逗留一段时间后,回到昆山县的个人住宅羽琌别墅;然后于九月十五日北上接眷属;九月二十五日抵清江浦;十月初六渡河而北,经曲阜,抵固安;十一月二十二日,偕眷属出都南归,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抵昆山县。《己亥杂诗》大抵即作于这一往返行程之中。

龚自珍生平屡次表示要“戒诗”,但这类话照例不可信。这一次却很有些特殊。次年即1840年,龚自珍在《与吴虹生书》中曾提及这组《己亥杂诗》,略云:“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账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验之龚自珍诗集,此前的几年中确实作诗不多。己亥出都,“忽破诗戒”,与他的心绪有关。《杂诗》第6首有云:“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显然,他对于京城官署是依依不舍的。此种依恋,其来有自。

过去,有些学者依“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一句,认为龚自珍虽然先知先觉,但身上还是不脱资产阶级改良者的那种弱点、媚骨,对帝王抱有幻想云云。这种看法往往只有极简单、极粗暴的一点意识形态皮毛,论人论事缺少“同情的了解”,实在不得要领。一来,一个人眷念往昔的峥嵘岁月,是再正常不过的;二来,诗人作为传统的士大夫,当然很看重自己的事功。实际上,诗人对自己得以效力朝廷颇为感恩。《杂诗》第3首:“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第12首:“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年金鐀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都是表达了这样的感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诗》第11首:“祖父头衔旧熲光,祠曹我亦试为郎。君恩够向渔樵说,篆墓何须百字长。”这是说自己的祖父龚敬身曾官礼部精膳司郎中兼祠祭司事,父亲龚丽正曾官礼部主事,两人的姓名官衔都写在了礼部题名记中。《杂诗》第10首云:“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自注:“先大父宦京师,家大人宦京师,至小子,三世百年矣!”由此看来,龚自珍祖、父二人皆官礼部,且诗人自幼多在京城生活,“三世百年”,辞官出都之日怎么会无动于衷?

龚自珍在戊寅年(1818)中举之后踏上仕途,大部分时间出任区区内阁中书一职,至今已经二十年,经历了很多事,《杂诗》所谓“出事公卿溯戊寅,云烟万态马蹄湮”。辞官虽说是一种解脱,但对于看重事功的士大夫而言,又总是带着苍凉与不甘。所以,诗人才浩叹:“颓波难挽挽颓心,壮岁曾为九牧箴。”不用说,自己的家世、生平以及辞官时的那种彻骨苍凉,刺激了龚自珍的诗兴,促使他破了“诗戒”。由此,《己亥杂诗》三百余首滔滔汩汩,流泻笔底。

二、行程中的友人

既然因己亥辞官之行而“忽破诗戒”,《己亥杂诗》不可避免地带有缅怀平生、总结平生的性质。但又不必拘泥于此。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不可笔之于诗。相信很多人都会背诵《己亥杂诗》中的一二首名篇。但是,如果精读《己亥杂诗》,我们就会发现,龚自珍在途中乃是一路应酬过去的。

北京出发时,龚自珍先后与吴葆晋、朱雘、黄玉阶、汤鹏、陈庆镛、何绍基、何绍业、潘谘、裕恩、周之彦、王继兰、托浑布、刘良驹、桂文灿、丁彦俦、戴綗孙、奎绶、黄纕云、江鸿升、步际桐、僧唯一、许瀚、吴式芬、徐松等同僚故友别过,每次相别都有诗作。这些人除了官员、僧人等显著身份之外,大部分都各有所业,遍及诗人、书法家、画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史地学者等各个领域。这是那个时代的精英。龚自珍之所以对京城有所眷念,这些精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故此,每一首诗也几乎都是由衷的感慨,富于人间气息。告别潘谘时写道:“少慕颜曾管乐非,胸中海岳梦中飞。近来不信长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告别王继兰时写道:“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别有樽前挥涕语,英雄迟暮感黄金。”告别托浑布时写道:“三十年华四牡腓,每谈宦辙壮怀飞。尊前第一倾心听,兕甲楼船海外归。”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这些诗向我们展现了龚自珍出都时的那种难以排遣的心绪,雄奇而又苍凉。

出都以后,过了河北、山东,进入江浙境内,龚自珍又先后别过新旧友人。在家逗留一段时间后,重新北上接眷属,途中亦复如是。途中迎送友人亦多赫赫之辈,如何俊、卢元良、阮元、秦恩复、邵廷烈、魏源、陈杰、谢增、段果行、沈锡东、李兆洛、陈延恩、盛思本、裕谦、江沅、王寿昌、曹籀、徐楙、王熊吉、陈春晓、严小农、黎应南、陈奂、包世臣、王大淮、孔宪庚、方廷瑚、陈希敬等人,多是山东、浙江、江苏人士。新旧友人的畴昔种种,以及各人所涉领域的不同,都使诗人的灵感与至情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在前去接眷属途中经过曲阜时,知县王大淮设宴款待了龚自珍。王大淮是龚自珍的庚午科(1810年)同年举人,那时是嘉庆十五年。龚自珍突然想起了“嘉庆文风”,他在诗中写道:“嘉庆文风在目前,记同京兆鹿鸣筵。白头相见冬山路,谁惜荷衣两少年?”在全部《己亥杂诗》中,这首诗算不得醒目。然而“嘉庆文风”四字后,而继以“白头相见冬山路,谁惜荷衣两少年”,颇使人生一种怅惘之感。道光十九年己亥,去嘉庆不远,但又似乎很远。这种感觉当然是很个人的,不必有任何深意。但是,按照一般的历史叙述,嘉庆与道光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色调,一个据说是盛世的余光,一个是衰世的开始。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龚自珍己亥之行忽然吟了这么一首诗。难免让人感慨。

三、《己亥杂诗》的另一面:三段情史

整组《己亥杂诗》都依稀闪烁着微茫、敻谲、古艳、悱恻、雄奇等种种情调。对龚诗的这种风格,我曾抽取他自己诗句中的文字来加以概括:集“玉想琼思”、“唐愁汉恨”、“水瑟冰璈”、“楚骚汉艳”于一身,几乎达到了文字表意功能的极限。这也是晚近黄遵宪、南社诗人乃至文学史家痴迷龚诗的原因。

龚自珍思想的深邃是迷人的,就像梁启超说的,初读龚自珍的文字,“若受电然”。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龚自珍的思想迷人,不如说是他的语言文字的风格迷人。在己亥之行中,他把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随心所欲。

当然,要指出的是,我们常常震惊于龚自珍的思想,还有那时的家国忧患,却忽略了很多别的东西。《己亥杂诗》并不全然是家国隐忧,里面还有龚自珍的三段情史,两段发生在己亥年,一段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这一题材,完美融入了组诗的情调色彩之中,有将近50首。

诗人一路南下来到清江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灵箫的风尘女子。诗人是这样写她的出场的:“大宙东南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箫声容与渡淮去,淮上魂须七日招。”东南各省寂寥已久,因一个女子而变得璀璨起来,或者说,只为了等待一个女子的出现。这是何等的浪漫。辞官南归的诗人流连于此,灵感喷薄而出,“未免初禅怯花影”,“撑住东南金粉气”,“鹤背天风堕片言,能苏万古落花魂”,“盘堆霜实擘庭榴,红似相思绿似愁”。而最出名的当属这一首了:“风云才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英雄迟暮的诗人已经疲于宦海,才略消磨殆尽,只沉迷于温柔乡中的女子。可是,女子生怕他将平生英气真的消磨一空,于是在梳洗的时候,特意卷上窗帘,引导诗人望着不远处的黄河。为什么是黄河?因为黄河澜翻不穷,泥沙俱下,代表了一种英雄气象。这真是浪漫的极致。

到了扬州时,龚自珍又遇到了小云,另一位青楼女子。诗人这样写她的出场:“能令公愠公复喜,扬州女儿名小云。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我总认为,“初弦相见上弦别,不曾题满杏黄裙”比前面写灵箫出场的那句“大宙东南久寂寥,甄陀罗出一枝箫”更加可爱。

而到了杭州,诗人悼念了一位往昔的故人。这位故人是杭州的一位女子,似乎在前一年即1838年病危。诗人并未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诗人是知道她病危、病逝的消息的:“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等到了杭州以后,诗人只能看着她生前的小楼,梳妆的镜子,想着她曾经的生活与足迹:“小楼青对凤凰山,山影低徊黛影间。今日当窗一奁镜,空王来证鬓丝斑。”诗人更进而哭诉道:“天将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时。冰雪无痕灵气杳,女仙不赋降坛诗。”好一句“生死湖山全盛时”!

《己亥杂诗》固然是伟大的作品,但伟大是方方面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思想的深邃或者时代的寓言之类。缺了“红似相思绿似愁”、“初弦相见上弦别”、“生死湖山全盛时”这些绝代销魂的诗句,恕我无法想象它的伟大。

《杂诗》的最后一首说:“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营造了一个抄录完诗文后在深夜里挑灯孤坐的诗人形象。江山寂寂,青灯杳杳,怎一个泬寥了得?搁笔之后,诗人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体验。是如释重负?还是己亥之行结束后忽然无所适从?我们无从得知,恐怕诗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有一点是肯定的,诗人对自己这组诗相当自信。《杂诗》第178首写自己到家时的情形:“儿谈梵夹婢谈兵,消息都防老父惊。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说:“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诗人的自得与自信,一望而知。

己亥之行,是龚自珍也是文学史上的灿烂一页。

本文刊2019年2月11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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