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点画之美固然重要，但只有把那些美的点画，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完成它的最终使命。
在西方人看来，作为艺术品，整体之美是压倒一切的：局部可以不美，而整体则必须要美；一旦局部之美超过整体之美，则必将其除之而后快（如断臂维纳斯）。但中国书法的审美理念却与此不同：既要局部之美，也要整体之美，而且在一字、一行和一篇之中，还要有意突出某一笔和某一字的特别之美，使之成为统领全局的主笔和主字。这与中国人的“禅中有眼”和“诗中有眼”，如出一辙。
书法自始至终贯穿着“力”的运动。如点画的圆和涩，结体的外拓和内擫，就无不与“力”的运动方向和重心有关。因而书法的点画组合，总的原则是重心平稳。因为书法的载体是汉字，而汉字的结构就如同建房子一样，有字符（原料）、字根（构件）和字型（全套）。它们之间的结合和递进，都必须考虑“力”的平衡问题。否则房子就建不起来，即使建起来了也会倒塌的。然而平衡是相对的，变化则是绝对的。如《人民日报》4字，谁都看了会觉得很平稳，说它豪迈千古，说它气吞山河。而拆开来看呢？你看那个“人”字，那个“民”字，你能说它重心平稳吗？不能，因为单个字本来就是不平稳的，而只有组合起来才是平稳的。这是书法审美中，平稳和变化关系的典型范例，也是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运动中求得新的平衡。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书法的点画动起来，活起来，富于节奏感和韵律感。
毛笔在运行中，由于要提、要按、要顿、要转，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势”。于是，呼应关系便随之而生。笪重光《书筏》说：“起笔为呼，承笔为应”。这种呼应关系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如行书中的牵丝，草书中的连带，都是有形的；楷书中的“顾盼”，便是无形的。可以说，呼应是局部和整体关系的再现，它意味着点画的谐调配合，意味着个体和整体的密不可分，意味着一个字、一行字和一幅字的生机活力。
运笔如走路，步伐有轻重快慢之分，足迹有长短远近之别，故而对比关系便随之而生。例如，主次对比——在一字之中，有主笔和余笔之分；大小对比——在一行、一篇之中，有主字和余字之别；纵横对比——相邻之字，有纵向夸张和横向夸张之分；向背对比——在一字、一行和一篇之中，有相向和相背之别；偏正对比——在一字、一行和一篇之中，有端正和欹侧之分；疏密对比——在一字、一行和一篇之中，有稀疏和密集之别……可以说，对比是平稳和变化关系的再现，它意味着点画的对立和统一，意味着笔力的变化和平衡，意味着笔势的节奏和韵律。
呼应和对比，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贵在若即若离，若有若无，自然而然。凡故意按排者，流于雕琢者，过分夸张者，都是不足取的。
在汉字之形上，书法之形虽然发生了质变，也发生了形变，已升化为一种艺术，但其形之内核却依然是汉字之形；而且汉字之“音”、汉字之“意”依然保持不变。这就决定了书法依然保持着汉字的基本功能。这种功能，相对于书法的艺术性功能来说，虽然是固有的、次要的、起辅助作用的，但它却是书法的文化性特征所在，是不可或缺的。由此而言：
书法之形，必须继续保持汉字之形的内核不变。书法之形尽管已升化为一种艺术，不能等同于汉字之形，但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向心力，始终围绕汉字之形旋转，而不能过分远离，更不能任意摆脱。这就如同人造地球卫星一样，如果它摆脱了地球，就会飞到别的星球，不再是什么地球卫星了。时人以书法失去实用功能为由，有的随意解构汉字，有的随意扭曲汉字，有的以杂交等手法随意抹杀汉字，创作一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东西。这无疑是对汉字的肆意践踏，是对书法的肆意践踏，是对汉字文化的肆意践踏。
书法的汉字之音，必须继续保持汉字之音不变。汉字是表达语言的，而语言是以声音来表达的，而声音则是讲究韵律的。西汉以前，汉字以单字注音；东汉以后，汉字以双字注音；民国时，汉字以字符注音；建国后，汉字以拼音字母注音——可以说，汉字之音韵演进到此，已高度成熟，高度完善。这本来就是汉字文化的光彩照人之处。而作为书法的文词，继续保持汉字之音的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铿锵有力，这是书法文化的必然选择。假如说，一幅书法所书文词不讲音韵，读起来赘牙拗口，听起来断裂堆积，其结果必然是失色，而不是增色。
书法的汉字之意，必须继续保持汉字之意不变。书法的文词，不论摘抄还是自作，都必须继续保持文意的准确、完整和鲜明，而不能胡拉八扯，随意拼凑。有人试图摆脱文词，拼凑一些文字，截取一些文字，搞所谓“纯粹艺术”、“艺术书法”，致使其文字不能独立成词，不能独立成句，不能完整表达意义的做法，这无疑是以孤立的观点看问题，是片面的、狭隘的，是没有道理的。
当下书法致命的弱点是文化精神的缺失：有的以炫技为能，无视汉字的表形功能；有的随意拼凑文词，无视汉字的表音功能；有的断章取意，无视汉字的表意功能；更有甚者，竟然以“乱书”、杂耍为能，把汉字文化推向了死胡同。对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不能任其泛滥。
书法是汉字之形与毛笔有机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关键还是书写者的因素。这是书法的艺术性特征所在，它是本质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
书法之形是汉字之形的升化，故而书法之形，既保持了汉字之形的内核，又追加了新的内涵——点画之美和点画组合之美。就是说，书法的形象性和抽象性已是全新的，是包含了追加者之思想情感的。袁昂《古今书评》说：索靖之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皇象之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徵”；卫恒之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如此思想情感的追加，既是形象的——是可以看得见、能够用语言来表述的；也是抽象的——是看不见、不易用语言来表述的。
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而汉字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书法是以点画之美和点画组合之美为表现形式的，而这种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所公认的；书法是以“表情达意”为审美判断的，而这种审美判断是中华民族所共同遵守的。故而书法的艺术价值：那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不是由个人所决定的；是存在着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之别的，不是与个人的劳动量成正比的。再者，书法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文字的使用、书风的形成和审美理念的渗透，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冯班《钝吟书要》说：“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刘熙载《艺概》说：“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由此可见，书法艺术与中国社会生活的关系之一斑。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独创，这是一切艺术所共有的审美需求，而书法则更为苛刻。这是因为，书法所表现的对象是汉字之形，而其形不论多少、不论咋变，也就是点、横、竖、撇、捺等几个点画而已。如果没有独创，势必会造成千人一面的状态。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黄庭坚《论书》说：“随人学人成旧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足见其独创的重要性。然而，独创不是主观臆造，而必须按照“游戏规则”办事：书法的点画，必须谨守中锋用笔的原则，以圆和涩为标准；书法的点画组合，必须谨守呼应和对比的原则，使局部和整体相得益彰，平稳和变化有机结合。
总之，汉字是“以形表意”的，其“形”既有形象性，也有抽象性，这是汉字之所以成为书法的内因。但内因只有通过外因才能发生变化，倘若只有内因而没有外因，汉字仍然是汉字，不可能成为书法。而其外因，除了书写工具毛笔以外，关键还是书写者。而书写者，除了“字内之功”外，关键还是“字外之功”——思想境界。这便是汉字与书法之内外关系的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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