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750多年的南宋景定二年（1261），当时南京还叫作建康，有一部名为《景定建康志》的地方志问世。《景定建康志》50卷，分为录、图、表、志、传5个方阵。这是现存南京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同时也是我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名志。
今南京地区在我国古代军事地理和政治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每当南北对峙之际，南方政治重心必定聚焦于东南，其核心区域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南京；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往往也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靖康之乱后，为避金人的兵锋，赵氏王朝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向东南退却，偏安一隅，在江浙地区建立政权。虽然因为临安远离战场，金人鞭长莫及，且历史上受到战争破坏的程度远小于南京，最终被选定为京都。但鉴于南京特殊的地缘优势，且便于出兵北伐收复中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国都的一个选项。绍兴八年（1138），朝廷正式定都临安，仍以建康为都。
《景定建康志》书影
另一方面，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一批思想家，以振衰救弊为己任，大力倡导理学。理学在本质上属于人文主义哲学，其“普世”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到地方志的历史走向。反映在志书的内容上，就是人文的因素大兴，忠孝节烈、礼义伦常等封建礼教渗透到志书的字里行间，人文的内容不但成为志书的一个常设门类，而且比重也逐渐超过地理部类。
寄寓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本来就使得有识之士蒙受山河破碎、身世浮沉的痛苦。到了《景定建康志》纂修之际，正值宋理宗执政末期。理宗“在位既久，嬖宠浸盛”（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理宗政迹》），锐意改革之志、收复中原之心殆尽，转而嗜欲享乐，宠信奸臣，导致朝廷腐败，政治黑暗，国事日非，天下摇摇欲坠，忠臣义士们更加忧心如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独特的地理形势、历史地位，与人文意识大兴、理学思想盛行的社会现状，在既有天下忧患意识，又有理学思想基础的建康地方官马光祖的身上交集，《景定建康志》的纂修也就水到渠成了。
资料价值
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和生命。就志书的资料性而言，《景定建康志》在历史上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现存第一部官修志书，全面而又客观地记载了一千数百年间，特别是南宋时期南京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方面的历史。这些史料的系统性和真实性，是其他任何一种文献也无法比拟的。
《沿江大阃所部图》
如《儒学志》中有关明道书院的记述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从书院的创建修茸、规模格局、院舍田产，到山长名录、教学讲义等无所不包。将这些内容与《建康图》中的明道书院图相对读，堪称宋代书院的一个“缩影”。
江南园林甲天下，但宋代园林的平面格局历来是研究宋代建筑规制的一个难题。虽然古代文献中不乏有关宋代园林的文字记载，却没有实体园林完整地保留下来。《建康图》中绘有《青溪图》， 是目前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详细描绘宋代园林的实景图，是研究宋代园林不可多得的资料。
《景定建康志》更重要的资料价值是“补史之缺”。如北宋开宝八年（975） 十一月，曹彬克昇州，俘李煜。曹彬随即发布《曹彬平李煜露布》， 宣布南唐的灭亡。这是北宋王朝在江南地区稳定社会、建立政权、推行“新政”的重大举措。可惜《宋史》卷四七八《南唐李氏》只有“彬等上露布……诏有司勿宣露布”短短十余字，其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就是这份诏令“勿宣”的通告，却赫然载在《景定建康志》的《文籍志》内。全文680多字，作者站在天道、圣君的道德高地，历数朝廷对李煜的种种恩典，而李煜却“略无悛悟之心，转恣陆梁之性”， 因为“事不获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创于长桥。锐旅寻围于逆垒”， “齐驱战士，直取孤城，奸臣无漏于网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顿息，万家之生聚寻安”。作者的目的，是力陈发动战争的正义性，消灭南唐的正当性，赵宋政权的正统性，彰显吊民伐罪之功，改朝换代之势。
《景定建康志》在方志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意义。
就志书的体例看，该书在继承我国官方正史编写范式的基础上，首创纪传体志书编纂体例。比如，其《留都录》就不仅记载了天子驻跸的史事，还收录了建康行宫的规制以及有关建康府的诏令、御书和御制等资料。此后成书的《咸淳临安志》， 分设行在所录和府县志两部分，这和《景定建康志》留都及建康府两大板块的构成模式完全相同。吸纳传统史书的优长，并结合地方志自身特点所创立的方志纪传体，既保留了传统志书的地理元素，又突出了时代的人文诉求，而且坚持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的原则，收录范围全面系统，条理清楚，层次明晰，体例严整，领属得当，所以很快便风靡志坛。
就志书的篇目结构、收录范围、记述方法看，《景定建康志》也多有创新。《留都录》《建康表》之外，《武卫志》《古今人表》也都是该书首创的。辨和考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对于历史上争议较大、误会较深、影响较广的事物，纂修者博采周咨、旁征博引，采用辨的形式，进行必要的辨析。《建康图》之后所附辨6篇，对丹阳、扬州、金陵、建邺、越台、马鞍山6个地名一一进行辨析。其辨丹阳之名本出建业（今江苏南京）， 论六朝扬州尝治建业、后始为广陵一郡之名，条分缕析，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论点精核，令人信服。对历代史书或方志中的错误及争议处，往往详加考证。如经纂修者考证，“皋桥”归皋桥，“高桥”归高桥，二者并不是同一座桥，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就官修志书的工作机制看，《景定建康志》卷首《景定修志本末》提出的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官修志书的制度设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质量保证机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此后在我国方志编纂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志在定稿刻板时，在“每卷每类之末，各虚梓以俟续添” （周应合《景定修志本末》）。即在各部分正文之后空出一定的空白页，以便待到一定时日，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增补后续资料。这可能是我国方志史上最早的续志概念，体现了编纂者方志文化延续性、系统性、传承性的开拓性思维。
我们今天读《景定建康志》， 不仅要看在眼里，读在口中，更要慢慢咀嚼，细细品味，认真揣摩作者当年的良苦用心，努力从平凡处感悟出志书的深刻思想与微言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