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史最权威学者(西方学界泰斗自曝家丑)(1)

史前史最权威学者(西方学界泰斗自曝家丑)(2)

史前史最权威学者(西方学界泰斗自曝家丑)(3)

庄子曰:“胠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其意为:“小偷”会受刑惩,“大偷”贵为诸侯。然而出乎庄子意料的,竟有偷盗异族历史或遗产的。韩国岂不就是!但它乃“小巫见大巫”,后者是谁?几百年前还是最野蛮的人类族群之一,由于机遇的缘故,站到“历史巨人”的肩上,而登上高峰,成了“暴发户”;这个被“文明”装扮和装备的野蛮人,如虎添翼而恶贯满盈,却又想方设法地标榜自己是高贵人种与高级文化,旨在造成其宰制世界之合法性!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说:“(我们西方)所有的文学都是偷来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中国的仿制品,不是吗?”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像是“三部曲”,证明现代英语、英语文学和西方审美均为中国起源。它们是《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2010年)、《中国塑造浪漫主义》(2013)和《中国与英国文学现代性写作》(2018年)。

十分有趣和讽刺的是,上述“三部曲”共同破解了一桩“偷窃历史”的悬案;那就是: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的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英语古诗遗产》(1765年),竟是挪用中国文献伪造的。从长远来看,该件事在意识形态上对英国造成了天塌地陷般的影响:因为这部伪书不仅是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英国诗歌的史料库,而且它竟成为其国家身份(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石。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学者据此断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早已失去了合法性了!

构成西方“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是外来的,却被西方说成是其“独特禀赋”,这难道不是盗窃吗?

史前史最权威学者(西方学界泰斗自曝家丑)(4)

(一)欧美主流学术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十多年前在国外问世的一本书影响极大,可谓社科领域的“划时代”;但在中国则未受重视,甚至被冷落至今;它就是杰克·古迪著的《偷窃的历史》(The Theft of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文版: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学人对它轻视和冷落,说明他们已被西方中心论浸淫得麻木不仁。这甚至影响了翻译,也就是说,《偷窃的历史》的中译本很成问题。举个例子,书中有个小标题是“The invention of Antiquity”,被译成“古典时代的创造”;这就违背了该书原意——西方的“古代”是被发明(编造)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三位历史学家(M. Brolsma, Robin Bruin, Matthijs Lok)特别对这个小标题做了解释:

根据杰克·古迪,西方“古代”是欧洲人挪用东方而“发明”的。……近代欧洲人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古典世界”,从而将它重塑成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式。

《偷窃的历史》的中心思想是,西方辉煌而浩博的“文明史”是盗剽来的。虽然该书类似于《偷来的遗产:希腊哲学不是希腊人写的……》(George G. M. James: Stolen Legacy……),但它们的档次则截然不同:后者被批边缘之杂说,前者则为主流之宏论。

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15):剑桥大学教授、社会人类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荣誉院士,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亦被法国授予法兰西艺术与文学司令勋位。

(牛津大学出版社)《思考过去》称:“古迪对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以及‘西方民主’等,都提出了质疑;……并将欧洲宣称它的诸多最伟大的人类创新,判定为‘盗窃’。”

波茨坦大学的汉娜·夏普(Hannah Sharp)评《偷窃的历史》:

西方从世界其他地方“偷取历史”!……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根据古迪,这导致了对历史的严重误解;因为作为“胜利者”,西方垄断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而欧美学术界承担这项任务的方式则是,一直以欧洲为中心、并否认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古迪还说,学者们假设民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甚至浪漫爱情等理念,都是西方品质和遗产;并且,他们因大量编造之而广受赞誉。但实际上,如此文明要素大抵都是在其他地方被开发的。

“古迪现象”决泄反西方中心论的潮流,它逐渐汇合成“修正派”(Revisionists, 其意为“改正西方中心论”)。加拿大新不伦瑞克大学教授里卡多·杜申(Ricardo Duchesne)写道: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出现一场强大的运动,带来了多元文化之转向。其主旨是,挑战西方中心论,质疑欧洲的独特性与卓越性,否定西方崛起归因于其原创活力和内在动因,而将西方文明的意义边缘化。进而,在经济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的知名学者的领导下,新生的“修正派”寻求将多元文化的精神作为世界历史的主导范式。……“修正派”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强调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取代西方“单线史观”)。该理论的创始人和先锋是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他指出,欧洲既不是世界贸易体系的创造者,也不是其核心;而西方崛起则只不过是中国发展起伏的低谷,所衍生出的一个对立面。〔“中国是现代早期世界体系的主轴”〕。……古迪鄙视任何“欧洲奇迹”。他辩称,如此“复兴”在欧亚大陆各地都能被发现……。历史社会学家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即西方唯一的特质就是“幸运的机会”。……国际关系学教授霍布森(John Hobson)否定西方的原创性或独创性,认为西方通过“挪用东方”而崛起。

尽管古迪的几本书远谈不上彻底否定西方伪史,但他却在这方面打开了突破口,一发而不可收。下面进一步介绍《偷窃的历史》和古迪的其他相关著述、以及受其影响的“修正派”学者在这方面的拓展或发挥。

{图}已故的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19—2015)和他的著作《偷窃的历史》,及其在西方的历史—社科领域掀起了惊涛骇浪。

(二)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偷窃来的

古迪及其同人所论的“偷窃的历史”,可分为五层意思:

第一、复制中国历史。“古迪在其书中辩称,西方从东方窃取了历史观念。”在此方面,他本人只是提了一下,并未展开之。让我们来看其他学者的相关见解。没有历史的西方从中国引进了历史学,后者是汉学的衍生物。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说:“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不仅如此,西方“历史”最初是“复制中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斯蒂曼(Alexander Statman)写道:

近代欧洲学者依靠非欧洲文本——即中国古代文献——来撰写他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教授们通过翻译,将中国的原始史料服务于(泛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就有联系,因而一方的历史可以揭示另一方的“历史”。……到1750年代,欧洲学术界从中国古籍中描绘出一幅(西方版)“人类历史”的图景……。

第二、诉诸认知暴力。南非普马兰加大学教授古梅德(Vusi Gumede)评述:“古迪的《偷窃的历史》说的是,西方篡夺了‘世界历史’,并把它变成一种‘欧洲游戏’。……古今世界是被西方中心论所描述、排列和概念化的。”

这是西方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指出:

古迪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鉴于欧亚大陆在很久以前就紧密相连,任何重大进展——例如科学/工业革命——都要从整体来看,而不存在“单线进步”。故而,不可执着于欧亚世界中某一地区(西欧或中国)的变革或革命,因为一方的加速变化很快就会影响到另一方。古迪在《偷窃的历史》中批评,通过一种基于霸权的“认知暴力”,西方学术界将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大量据为己有。

第三、重新发明过去。弗兰克说:“到19世纪下半期,不仅整个‘世界历史’被重写,‘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进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帕拉斯凯瓦(João M. Paraskeva)写道:

希腊“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历史,都是被重新构想的结果。利用科学手段来捍卫“古希腊”,将它作为“西方种族的童年、青春绽放的艺术、史诗般的成就,以及臻于成熟的智慧”。但它们都是西方霸权的文化产品。……正如古迪所说:“近代欧洲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必须重新发明其过去。”。

第四、夸大欧洲叙事。古迪认为:“一方面,西方必须盗取东方历史来形成它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它将欧洲‘小事’变成世界‘大事’。”他进一步说:“‘偷盗的历史’这一标题指的是西方对历史的操控。……将欧洲(通常是西欧)的地方传说,加以概念化(形成范式),然后强加给全人类”;“(19世纪)欧洲遵循种族主义的倾向,将自己的故事(当作标准历史)强加于整个世界。……对于西方种族主义特征的世界历史与现实之‘宏大叙事’,我们应该采取批判性的立场。”

第五、挪用东方原创。将外来的文明要素(诸如民主、自由、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西方的独特禀赋。下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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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欧洲从东方偷走了历史和遗产(History and heritage have been stolen from the East by Europe)。”这也包括“莎士比亚”(经典版),它是18世纪英国的一群学者,基于汉字“表意”(雅言)和“中国风”(审美)以及中国古籍资料,而精心打造出来的。

(三)挪用东方要素形成西方“文明”及其伪历史

古迪说:“关于‘文明’(城市化、礼貌)的整体概念,这在(古代)中国已十分显著……;在如此的历史情势下,欧洲窃取了文明进程的理念与形式。”

“古迪指责他们(西方学者)偷走了亚洲人创造历史的功劳……。”霍布森说:“东方对于西方崛起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东方思想的传播和西方对它的挪用。”

西方“文明”有任何原创吗?罗马大学教授科特斯塔(Vittorio Cotesta)回答:

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基本上没有原创;它在艺术、科学、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发现”,都是从东方(中国等)取得的。……另一方面,西方也没有任何新东西。就拿资本主义来说,在其“出口”到西方之前,它已经存在于中国……。古迪在中国等东方发现了马克斯·韦伯所吹捧的“西方文明的优异特征”: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家庭结构和浪漫爱情等。

民主与资本主义等都是拜“东学西渐”之所赐予。而西方则贪天功为己有,将它们算作自己的“传统”!评论者说:

古迪认为西方不公平地宣称,是它发明了民主、资本主义、浪漫爱情、大学和其他现代性机制。西方不承认这些要素早已存在于其他地区。他批评,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是通过西方中心论的棱镜,来看待,因而被扭曲的。……古迪讲述了西方对某些价值观的侵占,如人文主义和理性,……两者被说成纯属欧洲起源。他还发现,与西方现代性相关的各种机制……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有着更广泛的地理分布。然而,这些价值观都被欧洲人盗用了,并作为他们的优秀遗产。

古迪在其书中写道:“诚然,欧洲近几百年来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但必须对此加以说明;那就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其他地区——例如中国——的城市文化传统。”

关于资本主义,加州圣巴巴拉大学教授梅利尚(N. P. Mellichamp)写道:

早于西方崛起几百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乃以中国及南亚为核心,而欧洲则处于外环;由核心区向波斯、西亚和奥斯曼扩张,它们的城市化、基础设施、商业机构、人口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率等,皆超过欧洲,直到19世纪初为止。因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均在东方。……作为一个迟到者,欧洲从东方进口文化及物质文化。

关于民主,“古迪批评西方中心论者,剥夺其他民族的原创权……。例如,他们武断地将民主归功于‘古希腊’。”

欧美民主来自中国!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 1888—1965)承认:“美国宪政与民主……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进而,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解释道:

自从法国革命的爆发(1789年),人们几乎忘记了中国对西方民主发展所做的贡献。……如果说欧洲人不知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民主,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知道一些关于他们的民主思想与制度皆来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被称为“北美启蒙运动的象征”,但那是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孔子哲学!

限于本文主题,我们姑且不论西方民主极具负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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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真历史派生出假历史。西方的“世界历史”是怎么来的?它是基于中国历史的方法和材料伪造的。

(四)“古希腊”是近代西方种族主义的新传统

古迪说:“现代世界创造了古希腊(the modern world created Greece)。”对此,霍布森确认:“今天,我们都认为‘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诞生地’……;但事实上,欧洲学术界直到18世纪末才提出这一观点。然而无论如何,‘古希腊’是虚构的。”

埃及学者、法国教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批评:“欧洲文明的‘希腊祖谱’这一神话,是西方伪造历史的产物;它表现为如此一个‘进步历程’,即从古希腊、古罗马,经过封建的耶教欧洲,到资本主义的欧美。”

“古希腊变成了理想之境,此乃西方中心论之发明!”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德米尔奇(Mustafa Demirci)指出:

“古希腊”作为欧洲的创始神话,具有独立的城市、自由的思想环境、人文精神和卓越的理性。但事实上,与上述“信念”相反;在古代世界,希腊社会根本不可能领先于其他地方,反倒是它更落后。……的确,就像伯纳尔(Martin Bernal)所表明,为了彰显自己灿烂的历史,欧洲人编造了一个“古代传奇”。……如此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正如古迪所说,是对历史的盗窃。

“古希腊”是近代西方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作品。德国语言学家哈曼(Harald Haarmann)写道:

构建作为西方起源的“希腊文明”这一运动,反映了(19世纪)欧洲民族对其文化与知识的投注,但不是对它的真实古代的重建。这种被“古典化”的东西具有如此吸引力,以至于(那时)许多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都宁愿活在幻想中,也不去了解“希腊传统”究竟为何物。“他们欣喜若狂地转向了希腊式的理想,生怕它被任何史实所‘玷污’。……温克尔曼、席勒、霍尔德林、黑格尔和尼采从未到过希腊地区。”伯纳尔谴责这些构建“古希腊”的人,都是种族主义分子。……古代希腊的形象被欧洲的文化沙文主义所扭曲。

“温克尔曼的古典理想推动了种族主义。”安易沃(U. M. Anyiwo)写道:“对他来说,白色人种的欧洲‘希腊理想’具有一种抽象的完美形式”;“温克尔曼的理论成为当代和后世的种族主义话语,它假设以欧洲为中心的希腊白人是纯粹原初人类,而其他种族则是等而下之。”

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克鲁克(K. S. Crooks)进一步说:

近代欧洲重塑“历史”,将理性、人文、世俗、个人主义和进步观念等都说成是源自“古希腊”;它对我们理解西方种族主义的文化结构,乃至关重要。……正是在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的主要方向从生物学转到了语言学(印欧语系),才巩固了西方中心论。……阿明抨击西欧的“希腊祖先”这一神话,称其“构成了西方中心之资本主义的文化纬度。亦即,宣传希腊理性主义,以证明欧洲独特性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使“东方世界”相形见绌。

希腊哲学是一种强加于现代人类的认知暴力。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的法洛拉(Toyin Falola)指出:

现代世界通行的哲学知识是由欧美白人编造出来的。西方哲学的故事开始于“古希腊”,被说成是蕴含民主价值;(据说)它在启蒙运动中唤起了理性和世俗,并在泛世界的资本主义扩张中变得博大。质言之,如此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实际上衍生于(近代)种族主义……。西方学术主宰了世界各国的文化,诉诸西方认识论的文化霸权;……亦即,它是一种将现代权力、信仰和知识相结合的认知暴力。

“希腊哲学乃西方中心论之构建(Greek philosophy is a Eurocentric construct)。”帕拉斯凯瓦教授说:“……虚构的独特而完美的‘古代’希腊哲学,一种被西方中心论包装和美化的神话,成了一种让人追求的准信仰。”

进一步阅读拙作:《“两希传统”植根于中国典籍考》、《古希腊哲学是基于中国文献的近代伪造》和《种族主义抹杀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西史辨伪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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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仅就文学艺术而言,“古希腊”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它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学者的憧憬或幻觉。

(五)文艺复兴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伪文化

古迪说: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重新发明西方过去”,“重新发明亚里士多德”(reinvent the past/ reinvention of Aristotle)。

然而,文艺复兴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发生在何时何地,具有什么性质?古迪告诉我们:

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布罗顿质疑:“文艺复兴”不是被发明的吗?旨在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神话——欧洲文化优越性。……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其所著《法国历史》(1855)的最后一卷中,强调这意味着“发现(非宗教)世界与人类”。在他看来,“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欧洲事件,不如说是法国现象。以类似的方式,瑞士的布克哈特(Burkhardt)和牛津的帕特(Pater)发展了几乎是民族主义的“文艺复兴”——庆祝“有限民主、教会怀疑、文学艺术的力量、以及欧洲文明对外部世界的胜利”。……然而,随着文艺复兴或“重生”被西方侵占和利用,这就支撑了欧洲帝国主义,以证明欧洲宰制全球的正当性。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教授布罗顿(Jeremy Brotton)详述:

在西方文化史上,“文艺复兴”已被严重误解……。按照常识,“文艺复兴”(Renaissance)指发生在15—16世纪欧洲的艺术与文化革命。但事实上,它问世于在19世纪——米什莱于1855年首次用它来点缀法国历史;……却又被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其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中,所提炼而确立(1860年)。……像米什莱一样,布克哈特认为,该时期的文化成就预示着“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学与美学之“重生”。……但问题是,他们的“文艺复兴”所反映的仅为他们自己时代(19世纪)的事件;它以欧洲帝国主义、工业扩张和教会衰落为特征,以及艺术家们的浪漫主义之想象。(换言之)……米什莱、布克哈特和帕特创立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的欧洲理想。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15世纪前后的历史记录。……(实质上)“文艺复兴”价值观乃服务于19世纪的帝国主义。

进而,哈佛大学于2013年6月以“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主题,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哈佛大学出版社),摘要如下:

佩恩和博佐尼主编的《19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指出这一“19世纪重塑的礼物”很成问题。“复兴”是历史怀旧和19世纪潮流的产物,席卷了整个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音乐、艺术、建筑和收藏(博物馆)。它以下列(19世纪)重要人物的作品为标志,即:安格尔(Ingres, 画家)、福斯特(EM Forster, 文学家)、吉穆勒(Geymüller, 美术史学家)、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 雕塑家)、米什莱(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历史学家)、理查森(HH Richardson, 建造师)、里尔克(Rilke, 诗人)、卡尔杜奇 (Carducci, 诗人)和桑克蒂斯(De Sanctis, 文学评论家)。尽管这些人都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西方的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它却是19世纪的结晶。……时至今日,(西方文明)凯旋主义的模式遭遇挑战……(该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与19世纪的现代性两者的关联,进行了考证与修正。

总而言之,所谓的意大利及欧洲“文艺复兴”并不存在;它是19世纪的欧洲精英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景,基于同时代的各种成就,而设计和打造的服务于西方中心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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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意大利文艺复兴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颂歌”——歌颂“西方创造历史”。先虚构“古典希腊”(19世纪上半期),然后为了圆谎,又伪造了“文艺复兴”(19世纪下半期)。

(六)西方兴盛与主宰只是最近出现的暂时现象

古迪介绍:“阿梅斯托(Fernandez Armesto)认为,西方主导世界的地位并不是植根于它的‘传统’,而且这种主导地位很容易再次转移到亚洲,就像它早先从亚洲转移到西方一样。”(美国圣母大学的历史学家)阿梅斯托还说,谁是近代化的开创者?是中国(宋朝),而不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至于“文艺复兴”,那是伪造的,应该在历史书中将其删除。

“古迪在其书中列举了……弗兰克的见解,……即西方之兴盛,只是上个千年最后四分之一阶段的昙花一现。”康涅狄格大学教授贝尔莱昂(Riva Berleant)写道:“在这整个千年中,亚洲,尤其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古迪认同弗兰克的如此说法,……即目前西方与东方在经济和知识上的差距,不仅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很可能是暂时现象。”

美国人文教育家施蒙斯(Van Jay Symons)写道:“在《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一书中,弗兰克阐明全球化有着古老的根源,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主轴”;“像弗兰克一样,……古迪发现,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视为其文化的固有和长期特征,而是由于千年来影响亚欧社会的‘钟摆’的一次摆动”。

古迪在其所著《西方的东方》一书中,提出了“钟摆论”,即“……推动近几百年历史的,是一个偶然或运气的钟摆变动。”进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霍布森阐述“钟摆论”的实践,并将它当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的一个佐证:

根据古迪……的分析,在500年至1800年间,全球经济力量的重心(中心)在东西方之间转移,最终由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突破,而开始了西方时代。……(然而)在1800年以前,东方在广泛性的密集经济上则处于领先地位,直到“钟摆”转到欧洲为止。……正如古迪所言:西方的卓越成就不再被视为其文化之固有和长期特征,而是“钟摆运动”的结果。……(亦即)西方崛起的故事不能与欧洲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因为亚欧大陆是个整体〕。全球力量的重心起先是在东方……,持续到1800年左右。……回顾1100年,中国处于全球密集型生产力的前沿,并在15世纪达到巅峰。而后,随着欧洲人从事殖民主义扩张,同时加强了与东方的联系,“钟摆”开始向西摆动。但直到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密集生产力的重心才转移到了英国。……西方为何“成功”?理解它的最佳类比则是“400米接力赛”:……如果不是因为东方已经跑完了前四分之三,那么,英国的冲刺终点则不可能的。

目前,“钟摆”正在从西方返回东方。兰德斯(David Landes)说:

虽然欧洲十分幸运,通过工业革命而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在轮到亚洲了,亚太时代确实已经到来。正如古迪所写:“这是一个钟摆运动,今天仍在继续;在经济方面,东方即将压倒西方。”……至于人们试图了解欧洲成功的原因、特别是“欧洲存在、而中国则缺乏的深层原因”;古迪的回答很简单,即所有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早已存在。

中国主轴的“历史钟摆”在世界联通之际,向西做了一次“大甩动”,然后返回,于是就有了短暂的“欧美文明”。而今,钟摆正在离开西方,即将敲响霸权的丧钟。不过,下一次“摆动”则轮不到西方了,因为那将是“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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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解:通过“钟摆论”深度分析西方兴衰的原因

进一步讨论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心)转移的“钟摆效应”。

首先需要说明:经济与技术发展在现代乃相对容易,而在古代则绝难——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由于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现代人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和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相比之下,古人囿于“地方性生态”,任何“有为”(进取)都会因改变环境,而面临“自我否定”(自毁家园)。唯有中国古人解决了如此“悖论”,那就是:对于自然及万物,从“契合”转为“和合”(天人合一之动态平衡),将“化生”变易为“厚生”(人代天工之开物成务)。因此,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发展是被《易经》(易道、天道)启动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经济与技术发展在时间上遵循“周期律”。经济与技术发展理论上行进在“易经卦爻”的轨道上,然而,它在实践中则有极多变数与忧患。仅就其负面而言,“周期律”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如此一对矛盾,即发展本身和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与生态容量(空间)的拓展乃非常缓慢。古今世界的“周期律”分为“历史周期”与“资本周期”:前者囿于国土生态,故而比较致命;后者通向全球生态,故而相对缓和。如果从“长波”来看,资本周期反倒更“致命”:资本主义的扩张达到全球地理极限,则是世界大战(一战、二战);达到全球生态极限,则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所以,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经济与技术发展在空间上遵循“摆动律”〔参见上图〕。这近似于古迪的“钟摆论”。“摆动”的原因是什么?亦即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重心(中心)发生转移的原因是什么?是开拓出更大的“生态容量”。这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旧环境已高度紧张,一是新环境乃得天独厚。例如黄河流域曾是发展重心,然而经过千余年强烈的人类活动,其生态及社会皆备受压力,表现为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包括五胡乱华);所幸长江以南的全面开发,而使文明(发展重心)在扩大且更好的生态环境中,更上一层楼。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重心转移(犹如钟摆的摇动)。

再过几百年,由于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而开始联通世界,它将欧洲变成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因而,欧洲成了“新环境”,技术与思想传到那里就会绽放正能量。这算是第二次“大摆动”。另一方面,“旧环境”(中国),由于她无法将“新环境”纳入版图,不得不承受空前无比的内忧外患,尤其是会沦为“新环境”之崛起者的猎物。既讽刺又悲惨的是,中国固有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机制,在遥远的西方(新环境)发生了“爆炸性效应”;而中国本身则深受其害,九死一生。

相反于传统中国尽力维护或恢复和谐,西方的发展伴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愈益冲突,以至于发生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冷战。那时的“旧大陆”(欧亚非)极不稳定,动乱不止;相比之下,大洋彼岸的美国则不仅幸免于难,而且还成为人才、科技和资金的汇聚地。这样,美国就成了全球发展的“新环境”。于是,“钟摆”就从西欧摆到北美。

21世纪,“钟摆”从美国摆到中国。为什么?

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与发展中心的手段是,从两大洋钳制“旧大陆”,制造各地动乱,防止大国整合。但由于输掉几场战争,美国的遏制战略逐渐失灵。问题是,如果“旧大陆”不乱,美国本土将会大乱;因为西方的本质是,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西方“文明”本身极具毒素,除非宣泄于外,否则聚爆于内。这就是美国正在面对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中国则成为全球发展的“新环境”,此话怎讲?仅就客观而言,处于最大陆地与最大海洋的接触部,稳定发展的中国很容易发挥陆权与海权相结合的优势,这就使单纯的海洋国家或霸权在地缘政治上变得不利。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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