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真正具有文献记载的信史年代始于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此前的历史年代只有各王的世系记录，因此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至今仍没有定案。现在学术界有不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假说，其中最著名及最具影响力的是出埃及说，出埃及说指中国的夏朝实则是西克索斯人进入尼罗河下游地区前的古埃及。
汉唐时期借由丝绸之路，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汉代之后，中原历经先后被鲜卑、蒙古人、满人等异族多次入侵与统治，中国受到阿尔泰化。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华夏古文明和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 古印度被誉为四大古文明。 中华文明独特之处是，在中国尽管存在各朝代、政权和统治者的更替，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延续，外来族群在中原建立统治王朝后则被华化，所以中华文化是持续至今最古老的文化。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与“汉字文化圈”。
史前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公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已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注 2]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参 9]。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等长江流域地区也是中国重要的古文明发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中国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
起源三皇五帝相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些上古历史和人物很多时都以神话形式出现，已难考究其真确性。现在学术界有不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假说，一说是本地起源同时从西亚传入青铜技术，一说是出埃及说，出埃及说指中国的夏朝实则是西克索斯人进入尼罗河下游地区前的古埃及，在古埃及被西克索斯人灭亡后，古埃及其遗民迁徙至底比斯，后来经阿拉伯半岛南面，往北至伊朗，再从中亚进入中国，建立华夏文明，西克索斯人后来效仿埃及中王国统治模式，也将自己描绘为法老，居住于三角洲东部的移民随之迀移至埃及地区，取代了原来的古埃及人。出埃及说指华夏文明是亡国后的古埃及人的直接继承人，这亦可解释为何这两个古文明不约而同的使用象形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两种，一种是楔形文字，是现今拼音文字的原始形态，出现于距今5500多年，另一种就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大约距今4100多年。一直有研究者坚持中国金文源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个使用象形文字的古文明为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除文字外，中华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在各方面也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传说中指南车是由黄帝所发明﹕“大驾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此后中国历代都记载磁石的应用。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曾如此描述夏朝的地形：“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是一条由南向北的河流，在北面分流成为九条支河，再重新合流形成了对立的河流并流入大海。这条由南向北再分流九段的河，根本不在现今的中国土地上，中国的黄河由西向东流，黄河下流也没有再分成九条支流，考古学界怀疑司马迁指的是尼罗河。199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实验室的博士生孙卫东曾分析来自于殷墟的青铜器，发现这些殷商时期青铜的放射性与埃及的青铜特性十分相似，显示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源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已经接受了青铜文化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传来的，但不是经印度从中国南方传到中国，而是跨越北部边界，从中亚传到中国。
现今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在约一万年前已出现耕作文化；古城文明则最早出现于商代殷墟文化，这与出埃及说的时间吻合。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河南辉县出土的祖辛卣上的金文，年代为商朝中期，早于殷墟甲骨文。绝大多数的金文，都出现在盘庚迁殷以后。商朝晚期的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愈增多，然所述仍简，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称。至商朝末期，方有铸刻的文章出现，如帝乙时期的小子蒚卣，有器铭文4行44字、盖铭文3字。商朝金文中已发现的单字总共有1300多个。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一套更完整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
《史记》记载历史从黄帝开始。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其中周代相对于夏商两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了一套成体系的宗法制度和礼教。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造型典雅庄重为当时的文化特质。商周时期亦有甲骨文、金文。商朝初期至中期虽然是个君主王朝，但实际上只是聚集许多部族所形成的松散城市国家联盟，到后期变成依靠分封亲戚友族和武力压制敌族进行统治的初步集权国家。从墓地遗迹显示此时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君王和贵族是世袭制，卜人在商在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而且担任大臣级官职，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几乎都与祭祀有关，而且商朝政治特色是以占卜来进行决策，对于当时人民来说，最重要的神被称为“帝”，君主的宫殿就是祭祀神和神官常驻的地点。《诗经》中的《商颂》和《尚书》中的《商书》保存了一些商朝的文学作品和关于商朝历史的记载。殷商后期到周中期之间所铸造的青铜器，其造型之美至今也令人感到惊奇。在青铜器众多的精美图案也成为中式碗盘边缘上所绘制图样的始祖，细小甚至只有1厘米宽，在容器表面上全刻上兽类图案、旋纹的复杂程度，都显示当时拥有极高的青铜器制作技术。
中国神话一般指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它会通过口述、寓言、小说、仪式、舞蹈或戏曲等各种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神话可能反映古时实况。由于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各自至少有一部神话史诗，中国神话最初的文字记载可以在《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发现。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 (史诗)|玛纳斯》。诸如南方20个民族共有30多部创世史诗，仅云南16个民族就有20多部创世史诗。不同民族间的神话史诗内容不同，样式、文学特点也会不同，如汉族神话史诗多书面记载，文献典籍丰富，而众多少数民族多口头流传，且内容篇幅多于汉族。并且也受地域的影响，中国北方民族多流传英雄史诗，南方多流行创世史诗。
西周所形成的封建礼教对中国后世有极大影响，也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周朝流传下来的《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参 12]。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和思想最自由的时代，也因此产生了诸子百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政治与文化统一了中国，开始对向北方和南方同时扩张，并要求前来朝贡。
秦汉两代，由于中国皇帝对于武功的追求，版图扩大，影响力急剧向周边延伸。中华文化随着臣服藩属国增加不断的扩大。历经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之后汉以后的中国成为儒家社会。此时西域文化（即中亚文化与西亚文化）沿着丝路传入中原。西域盛行的风俗文化，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珍奇异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中世魏晋到唐、五代十国期间，佛教的传入与随后的道教的兴起，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隋唐时期时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影响了中国佛教。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在北方长期居住的中国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由于民族融合使得文化上已产生胡化的现象。宋代虽然在军事方面是弱势，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北宋时期以儒家学术为核心并融合儒、道、释为一体，形成了加强儒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宋代理学，并影响其后的明朝。宋代时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在南宋中期则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女真人建立的金与蒙古人建立的元亦将“胡乐番曲”带入中国，形成将诗歌与词的变化文学体裁－曲。
西洋文化与科技自明代时随着传教士传入中国。因此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都有科学开创与总结。但因科举采用“八股文”，为了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导致文人思想日益僵化，后来明朝灭亡，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研究风仍持续至清朝君主康熙后期，后因罗马教廷下令禁止清朝治下的中国教徒祭孔祭祖而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接续的清朝君主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都厉行禁教，阻碍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
近世清朝开疆拓土，并采取一系列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政策，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康熙乾隆时期在文化上对清理和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作，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例如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考证经书古义的考据学亦有所发展。清朝治下的中国的小说、戏曲甚至流行至欧洲，清朝盛行的辑佚学亦令到早已失传的大量中国古籍重现，以致有学者称清代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在明朝年间失传的宋朝及元朝两代的数学经过清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加以研究发展，而清朝的特殊科学“考证学”是受到清朝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达所促成，中国近代科学方法的采用亦始于清朝的“考证学”。但是在施行文字狱，加强对中国文人思想控制，在一定程度下导致清朝治下的中国人思想上封闭。
在清朝灭亡前夕和中华民国初期，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革新的影响。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等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政府却又主张信奉孔学，于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提倡以现代民主和科学西方文化替代儒家文化，以西洋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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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将中华文化定义为境内56民族文化总汇，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下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并认为中国境内至少有30种以上民族文字，不论是满文、藏文、蒙文等，皆为中国文字，乃中国文化的遗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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