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培新
法学教授
•卖手机不配充电头，客户可以将旧的充电头循环使用，就像餐饮外卖应当默认不随附筷子与汤勺，因为很多用户是叫餐到家或者到单位，可以自备筷子与汤勺。这样做，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环保利益。
•卖车的不再配备挡风玻璃、卖鞋子不配鞋带，则是另一码事，挡风玻璃之于汽车、鞋带之于鞋子，都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充电器与手机，餐饮与筷子与汤勺，则完全属于不同的物。
•环保利益具有优位价值。销售手机不随附充电头，的确会使部分消费者觉得“不舒服”，但也会迫使更多用户，重新翻腾出老的充电器，旧物循环利用。真正的环保主义，是指“即便你有钱，也要促使你循环利用旧的物件”。至于是否包藏着促进单品销量的考量，则是另外一个商业问题了。
•未随附充电头，并不属于“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也不属于“不合理”地限制了对方的主要权利。不向消费者随付新的充电头，促使后者旧物循环利用，并没有限制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除非消费者能够证明，手机售价中包含了充电头的费用。
•种类物不是“物”。只有在手机成为特定物后，才会发生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举个例子，手机陈列在商店里，属于种类物，张三买入该手机，带有充电器，一年之后，将其作为二手商品卖给李四，才会产生李四主张充电器作为从物同时移转的权利。如果商家言明不随附充电器，消费者买入手机、经意志特定化后的特定“物”，就是不带充电器的手机，充电器就不是该手机的从物。该手机作为二手商品出售时，买家自然不能主张同时获得充电器。
•事实上，该案无关乎主物与从物，而是关乎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商家在出售手机时，是否要随附充电器，取决于其是否负有该“从给付义务”，而后者又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及基于诚信原则的合同解释。然而，法律并无此规定，商家也以约定方式排除了该给付义务，合同解释亦无法得出随附充电器的从给付义务。
•商家是否构成欺诈，取决于其行为是否会使绝大多数理性的消费者在买入手机的时候，“违背了真实意思”？从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消费者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即老的充电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要快充，买新的充电器。但如果商家以同样的价格在不同地区出售手机，一个地区随附充电器，另一地区则不随附充电器，则另当别论。
•我国工信部有关于“引导消费者、销售企业、生产企业观念改变，促使手机与电源适配器分离销售”的提案。环保价值，是超越国界的普适价值。个人占有的越少，向社会贡献的愈多。此次被诉的，是一家注册于北京的公司。如果其他的公司，采取促使老用户沿用老充电器的做法，本文的法律技术分析，同样适用。
苹果公司iPhone12不配备充电器，被诉上法庭
曾多次参与“小城杯”公益诉讼大赛，见到了诸多对法治褒有信仰的同学们，他们眼中有光亮，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他们状告国拍行、迪斯尼，质疑霸王条款，唤醒了沉睡的权利，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次，他们再次将商业巨头苹果公司告上了法庭。
社会的光明，是由一点一点的微光点亮的，社会的进步，也是由一个一个微小的事件推动的。他们付出的真诚努力，值得我们发出常见常新的赞叹。
当然，法律是不受激情羁绊的理性（law is the reason free from passion），除了一腔热血，还须有冷静的头脑、良善的价值判断，缜密审慎的思考，非如此，请求权基础无以牢固，公益诉讼也难免走偏。
2021年10月23日进行的第七届“小城杯”公益诉讼大赛决赛，五位同学将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该公司销售的iPhone12不配备充电器。学生的诉请，包括三项：其一，请求判令被告交付手机充电器；其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00元；其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诉由：格式条款、主物从物、涉嫌欺诈
案情非常简单：
从iPhone 12系列开始，苹果公司不再配备充电器和耳机。苹果公司在发布会中称，“移除这些物品意味着更小、更轻的 iPhone 包装盒。我们可以将多达70%的产品装在一个运输托盘上，从而减少我们全球物流链中的碳排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环保目标，从包装盒内部，为地球减负。”
为此，苹果在其包装盒上，作了如下提示：为了实现我们的环保目标，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不再随附电源适配器和EarPods。请使用你现有的Apple电源适配器和耳机，或单独购买这些配件。
简单说来，苹果就一句话：老的充电头和耳机，都是可以用的，这次就不附随配置了。这样可以减少物料使用，实现环保目标。你们如果要用新的，可以单独购买。
然而，似乎有些网友并不买账，纷纷化身段子手：“为了环保不配充电器，你们的手机平时靠光合作用吗？”“买手机没有充电器，是一次性使用吗？”“这不是跟上饭店吃饭自备盘子、卖车的不再配备挡风玻璃、卖鞋子不带鞋带一样吗？”……
调侃归调侃，要论证苹果公司是否违法，还必须回到规则的轨道上来。
原告的诉由主要有：
其一，依据民法典，苹果公司不再附随电源适配器的条款，是无效的格式条款，不构成合同的内容；
其二，电源适配器是手机的从物，苹果公司应当履行交付义务；
其三，苹果公司在销售手机的过程中缺乏显著性提示，存在欺诈的行为。
这些诉由，表面看来似乎有理，但审慎思辨之下，却未必合乎法理。以下分析，纯粹是法律技术思维，试图丰富一番学生的思维。
不再附随充电器，是否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该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直接决定了该案的走向。原告援引了《民法典》第六条（公平原则）、第四百九十六条（格式条款的定义）、第四百九十七条（格式条款的无效）和第四百九十八条（格式条款的解释）等四个条款，来论证该条款无效。
概括说来，原告的理由是，苹果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了自己的责任，限制了对方的权利，因而是无效的。
然而，原告此一诉由，并非无懈可击：
其一，环保利益具有优位价值。《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苹果公司销售手机不随附充电器，的确会使部分消费者觉得“不舒服”甚至“不合理”，但也会迫使更多的果粉，重新翻腾出老的苹果充电器，旧物循环利用，的确起到了节约资源的效果。在判断合理与否时，应当将环保利益列为优位利益。
正如一位网友称“谁家里没有十个八个充电头？手机一两年就换了，充电头还能正常使用，苹果这样操作，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节约环保的作用啊。另外，如果必须配充电头，苹果完全可以把充电头的价格加到手机价格上形成搭售，以苹果的市场强势根本不愁卖，最后还是消费者吃亏”。
其二，未随附充电器，未必属于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这里的要义在于“不合理”。如前所述，苹果公司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实现环保价值，苹果公司的答辩，似乎正在证成这一点，从常理看，并非站不住脚，除非原告能够予以证伪，或者原告能够证明，苹果售价中包含了充电器的费用，但苹果却没有尽交付义务，因而构成违约。
其三，未随附充电器，未必属于不合理地限制了对方的主要权利。这里的要义在于“主要权利”。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后的主要权利，是安全舒适地使用手机。为了节约资源，不随附充电器，并不会影响该“主要权利”。个别消费者没有旧的充电器、或者不愿用旧的充电器的，可以另行购买。好比餐饮外卖，为环保利益，默认不随附筷子与汤勺，因为很多用户是叫餐到家或者到单位，可以自备筷子与汤勺。这与卖车的不再配备挡风玻璃、卖鞋子不配鞋带，完全不一样，挡风玻璃之于汽车、鞋带之于鞋子，都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充电器与手机，餐饮与筷子与汤勺，则完全属于不同的物。
充电器是否是手机的从物？
原告的第二个诉由是，电源适配器是手机的从物，被告应当履行交付义务。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三百二十条，即“主物转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原告的诉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物之不存，何谈主从？
这里必须厘清种类物与特定物、主物与从物这两对概念。
种类物是指不具有独立特征，可以互相代替，并可以用品种、规格、度量衡加以计算的物。例如，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在被消费者买走之前，陈列在商店里或存储于库房中，都是种类物。而特定物是指具有独立特征，不能相互代替，可以与其他物相区别的物。它包括两类：其一，独一无二的物，如徐悲鸿的某幅名画等；其二，已经特定化的种类物，它既包括因为附着特殊情感、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特定化的物，如烈士的遗物，结婚纪念物等，又包括法律主体意志作用后特定化的物，例如A、B商议买卖100斤大米，A拥有1000斤大米，都是种类物。B要买其中的100斤，A可以从中任意抽取100斤卖给B，但在A抽取其中的100斤，装袋贴上标签，B也决定买受之后，贴上标签的这100斤大米就是特定物了。
同样道理，无论是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在寄达消费者之前，都是种类物。寄达消费者，后者验看完毕，决定买受之后，才成为特定物。物权指向的对象必须特定化，种类物不是“物”。
回到本案，苹果公司在产品包装上言明，iphone12 Pro和iphone12 Pro Max不再随附电源适配器，这也就意味着，苹果提供的该种类物，并不包含充电器。消费者买受该款手机，将该手机特定物化后，自然不会获得充电器。而只有在手机成为特定物后，才会发生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也就是说，举个通俗的例子，张三买了部手机，带充电器的，一年之后，将其作为二手商品卖给李四，才会产生李四主张同时获得该手机充电器的权利。
退一步来说，作为种类物的手机，是否应当配充电器，也就是说，充电器是否必须为手机的从物？
主物是“从物”的对称。凡能独立存在、但需共同使用，并能从中可以看出主从关系的二物或数物，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物，起从属作用的是从物，从物辅助主物发生效用。例如，锁与钥匙、船与桨，锁和船都是主物，而钥匙与桨则是从物。
区别主物和从物的法律意义在于，法律和合同无相反规定时，从物的归属依主物的归属而定，在转让所有权时，从物应随主物一起移转。例如，农民到供销社买拖拉机，供销社在交付拖拉机时，同时也要交付必要的备件，如拖犁，因为后者是从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充电器如果是与手机一起售卖的，则手机为主物，充电器为从物。但从本案来看，苹果公司一开始即已言明，不再随附充电器。
其实，本案无关乎主物与从物，而是关乎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是债的基本义务，从给付义务不具有独立意义，仅具有补充给付义务的功能，它的发生，可以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也可以基于诚信原则的合同解释。例如，李四买了一部照相机，发现没有使用说明书，可以要求商家增加这一给付，因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属于出售相机的从给付义务。
苹果公司在出售手机时，是否要随附充电器，取决于其是否负有该“从给付义务”，而后者又取决于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及基于诚信原则的合同解释。
显然，法律并无此相关规定，从约定来看，苹果公司明确排除了这一给付义务，从基于诚信原则的合同解释而论，可作反对论证，即不随附充电器，是否悖反了诚信原则。从买卖过程来看，卖方并没有造成买方的误信或误认，并不悖反诚信原则。
而最为重要的是公益导向。据报道称，我国工信部有关于“引导消费者、销售企业、生产企业观念改变，促使手机与电源适配器分离销售”的提案，正表明了分离销售是被国家相关部门认可并推动的环保做法。
苹果在销售手机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
前面两点说清楚之后，这个问题就不言自明了。
苹果的产品技术规格网页的“电源和电池”一条已经明确，“通过USB连接至电脑或电源适配器充电”。
原告认为，从该网页中，无法得知需要连接何种电脑或何种电源适配器方可充电，也无法得知通过USB连接至电脑能否实现快充功能，如果不买新的充电器，则iPhone12无法实现快充功能……另外，小米、魅族在销售其手机产品时提供了3种套餐供消费者选择，套餐一仅含手机，套餐二含手机和充电器，套餐三含手机、充电器和耳机，三款套餐价格相同，给了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
简单说来，原告的诉由是：其一，苹果老的充电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其二，如果要快充，要买新的充电器；其三，小米、魅族销售手机时，无论消费者是否选择要充电器，价格都一样。
然而，以上三点，是否足以认定苹果构成了欺诈？
很难。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另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也就是说，苹果公司的行为，是否会使消费者在买入手机的时候，“引发了误解”，从而“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这里的判断标准，是绝大多数理性的消费者的标准。从目前情况看，绝大多数消费者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即老的充电器，可以用，但不能快充，要快充，买新的充电器，很难说引发了误解，并且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至于其他的手机厂商，采取“要不要充电器，价格都一样”的营销策略，只是营销手法的差异，公司可以整体核算价格，所有的公司都可以这样做，只要对价格稍作调整即可。
本文属于纯粹的法律技术分析，此次被诉的，是一家注册于北京的公司，倘若其他的公司，采取促使老用户沿用老充电器的做法，避免了物料的浪费，本文的分析，同样适用。
真正的环保主义，是指“即便你有钱，也要促使你循环利用旧的物件”。环保价值，是超越国界的普适价值，个人占有的越少，向社会贡献的愈多。
孰为公益，务须审慎考量。
责任编辑
胡 鹏 金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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