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中我们说道，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构成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而“那管世人诽谤”，则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在第三回中，借《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概括地介绍了他的叛逆性格：“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乖张，那管世人诽谤!”所谓“愚顽”、“偏僻”、“乖张”就是指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统治者为其所规定的读书应举的生活道路。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锐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国贼禄鬼”；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言行，正是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大胆挑战与批判，将“仕途经济”的说教斥之为“混帐话”。他明确地表示鄙弃功名利禄，平时更“懒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恶“峨冠礼服贺吊往还之事”。而且还对儒家所提倡的最高道德标准，“文死谏”、“武死战”进行了批判，认为此“皆非正死”。宝玉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做官”道路。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
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藉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林黛玉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以同样叛逆的“混帐话”来劝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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