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曾针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开展过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调查，这就是1956年至1964年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8年，杨光海（右二）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电影《佤族》时与云南佤族群众合影。
杨光海：镜头下的民族记忆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倡议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被大规模地运用。1957年至1966年间拍摄的15部中国民族志影片中，都有一个名字——杨光海。
他是摄影，也是导演。
杨光海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片子是《佤族》。后来，杨光海又在云南拍摄了《独龙族》《苦聪人》等多部纪录片。杨光海等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艰辛。
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每次拍摄组都是搭货车或邮车进山。到独龙江拍独龙族就更麻烦，坐了货车坐马车，然后再跟马帮走几天几夜，光路上的时间就要一个月。拍了两个月之后，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又大，生病时只能捡别人丢弃的菜叶煮着吃。
1958年拍完佤族，杨光海又去拍苦聪人，前后历时一年多才拍完。由于当时中国从来没有人拍过人类学纪录片，没有东西可以借鉴。杨光海的片子出来后，他在创作手法上的实践，很快成为榜样。1963年在《鄂伦春族》的拍摄中，杨光海不再面面俱到地去拍，而是选择了四季狩猎来表现鄂伦春族由家族公社到农村公社的变化。这是杨光海最满意的片子之一，它被国外专家称为“一部典型的民族志影片”。
杨毓骧：民族大调查是最难忘的经历
1950年8月，中央西南访问团来到了云南圭山和西山。当时刚从云南大学肄业不久的杨毓骧，参加了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滇桂黔边纵队，在圭山地区做群众工作。
1958年3月，又一轮民族大调查开始了。杨毓骧说：“云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差别很大，有的民族处于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有些已经进入了农奴制、奴隶制，还有的甚至具有资本主义的初期萌芽。这种现象很奇特，于是国家把云南省作为民族调查的重点省份。”
1958年8、9月间，保山已经通了客车，调查组一路坐车来到芒市。
杨毓骧记得，当时调查组聘请会讲景颇语的人当翻译，随行的医生给当地群众治病。为了以防万一，当地还给调查组配备了保卫人员，为调查组雇马匹。
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岁月里，杨毓骧曾将捉住的一条大蟒蛇养在身边，回到昆明后，将其送至动物园；也曾经解救过一位年轻的景颇族姑娘，使她摆脱了并不情愿的抢婚。这些记忆都成为杨毓骧难以忘怀的珍宝。
回到昆明后，杨毓骧参与了“五种丛书”的编纂，主编了《德昂族简史简志》。
杨毓骧曾于世纪之交回到半个世纪前工作过的乡村，遇到曾经亲如一家的当地群众，他们仍然对调查组当年的造访历历在目，杨毓骧不禁感慨万千：“有些经历会在生命中永远记得。而那些珍贵的资料，以后自会慢慢地讲给后人听。”（来源|《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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