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仲春，姹紫嫣红，黄侃出生于成都市金玉街三道会馆。黄氏祖上有位名人，便是北宋时期的黄庭坚。黄侃父亲黄云鹄是咸丰年间进士，学问高深。黄侃四岁读论语，方一上口，即能背诵。五岁随父游览武侯祠，祠壁楹联甚多，黄侃过目不忘，无一差错，遂有“圣童”之称。
九岁随父读经，日读上千言。父亲告诫他，不要因为有人叫你圣童，你就尾巴翘上了天。现在年少，转瞬即老，你要爱惜光阴。一日，老家有人携来一只绿毛龟，父亲同事蔡某调侃道，这是公子同乡。黄侃反唇相讥，这不是我同乡，而是你同族。蔡某不解，黄侃说，《论语》记载，臧文仲居蔡，蔡即大乌龟，可见与你同族。众人听了，笑成一团。
十一岁，读毕家中万卷藏书。
1898年初冬，飞雪飘零，黄云鹄病逝。黄侃是庶出，父亲死后，母亲周氏只分得薄田数亩。众人都跟周氏说，不要让孩子念书了，早点放猪养家吧，你也减轻点负担，少受点罪。但是周氏明白，读书改变命运，遂卖掉良田延请良师。当时规矩，养师必有酒肉。周氏每天和儿子吃粗茶淡饭豆豉酱，将酒肉奉给老师。
黄侃经常跟老师学习到很晚，等到放学，学堂大门已经关了，只好跳窗从后门走，山路崎岖，母亲每天手持蜡烛在门前等候，回家夜已三更。周氏问黄侃，你知道干啥才能过上好日子吗？黄侃大声回答，唯有读书而已。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母子俩憋着一口气，发誓要出人头地，让那些欺辱他们，鄙视他们，排斥他们的闲杂人等闭嘴。就在这种隐忍的奋争中，黄侃的性格逐渐变得狂放偏狭，不近人情。宛若山间瀑布，本来流淌在平缓宽阔的大溪中，忽遇陡崖峭壁，飞流直下，顿成激荡之势。
1901年，黄侃去县里参加秀才考试。中场休息，见场中有人架起锅煮鸭子，气不打一处来，便在旁边默默看着。待到鸭子熟了，他上前一脚，将锅踹翻。该生眼见煮熟的鸭子倒了，怒极，上前就跟黄侃厮打，众人赶紧拉开。黄侃说，不管咋样，你今天鸭子是吃不成了。该生无奈，只好作罢。
黄侃顺利考中，母子扬眉吐气，在乡人面前立直了腰板。黄侃后来说，弄个秀才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只是弄上之后，乡人便不敢小瞧我们母子了。
1905年，黄侃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跟章太炎住在同一所公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遂对着窗外，洋洋洒洒而出。章太炎正在窗前读书，忽闻腥臊扑鼻，不禁高声喝骂，黄侃反口回骂，二人不骂不相识。骂着骂着，便开启了学术探讨模式，遂惺惺相惜，有恨晚之慨。
章太炎也是牛逼人物，目空一切，自诩“仲尼出东鲁，独步天下，谁能为偶”。跟黄侃一晤，方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说，季刚（黄侃的字）“并世难得其比”。翌年初秋，金风萧瑟，章太炎说，要不你拜我为师吧。黄侃噗通跪倒，口称弟子，行拜师大礼。
其实黄侃拜章太炎为师，并非单纯尊其学问，还有崇其江湖地位。当时留日诸君，绝大多数都拜在章太炎门下，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不同的只是有人行了拜师大礼，有人没有，鲁迅就没有行过拜师大礼。鲁迅一直尊章太炎为师，执弟子礼，章太炎去世，还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纪念。但是章太炎晚年列了一个弟子名单，却没有鲁迅，而有其弟周作人。可见周作人是行了拜师礼的。
这就好比某相声界小学生开了个相声学校，收了好多学生，磕过头列入谱系的才是该小学生徒弟，没有磕过头列入谱系的便不是徒弟，只是跟着学习过一点相声知识而已。但是出去混江湖，仍然可以称为该小学生的学生，毕竟是交过学费的。
1908年，周氏病危，黄侃回国尽孝，昼夜侍奉，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黄侃捶胸顿足，哀伤欲绝，跌坐火盆上，屁股烧焦了都不觉痛。后来请好友苏曼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日日焚香祭奠。章太炎说，西晋阮籍母亲去世，阮籍吐血三升，黄侃跟阮籍有一拼。
黄侃治学严谨，用力至勤，主攻八部书，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声称“八部书外皆狗屁”。他能把《汉书》,《史记》，《文心雕龙》，《文选》，《说文解字》全部背会，还跟人吹牛逼，连《汉书》都不会背，还教什么书？
黄侃读书喜欢圈点。他说，读书就要圈点，不要把书奉若神明，要尽情批写。他曾圈点《汉书》《新唐书》等三遍，《文选》数十遍，《清史稿》一遍，其余不可胜计。他非常讨厌读书时随便翻翻，浅尝辄止的行为，称之为“杀书头”。他在临终前，还有一卷书没有圈完，便说，我生平最恨杀书头，不能留下骂名。遂一边吐血，一边坚持将此书圈点完毕。
黄侃非常讨厌有人打扰他读书。他在南京教书时，有个闲人每天过来闲聊，黄侃不胜其烦，有一天问，你家有收音机吗？来人不解其意，说道，没有。黄侃笑了，难怪你每天过来听我播音。
黄侃告诫年轻人，三十岁前不要写书，一来学问不深，二来阅历不足，根本写不出啥玩意儿，纯粹浪费时间精力而已。
黄侃经常说，治学如临战阵，结硬寨，打呆仗才是正途，专耍小聪明无益也。他有一天看书入迷，一手捧书，一手拿馒头，读的忘神，竟然把馒头蘸着墨汁吃完了，犹且浑然不觉。
1919年，黄侃回北大教书。当时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人都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和黄侃等人却主张文言文，两派相争激烈。
黄侃上课，必以抨击白话文开篇，一节课五十分钟，一半时间在骂白话文以及提倡白话文的人。一日论文言文好处说，比如胡适妻子死了，家人拍电报让他奔丧，若用文言文，只“妻丧速归”四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得写“你的太太死了，赶紧回来呀”十一个字，太费钱了。全场捧腹大笑。
学生们把这事告诉了胡适，胡适说，也不一定吧。比如前几天有人让我跳槽，我不想去，若用文言文拒绝，就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十二个字，但用白话文却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也省一半钱。
又一日，一帮教授聚在一起谈论京剧，胡适说，京剧太假，持一根鞭子假装骑马，插两面旗子假装乘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过瘾。黄侃忽然插话，那你说演武松打虎该怎么办？众人听了，哄堂大笑。
胡适曾作白话文小诗《朋友》：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可谓通俗易懂，但是黄侃闻知很不爽，这特么要是也算诗，那我们写的算啥玩意。遂给胡适起了个外号“黄蝴蝶”。
黄侃大骂胡适，胡适说写白话文痛快，其实世界上哪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世界上最痛快的事莫过于砍头喝酒，胡适为啥不去喝了酒再把脑袋砍了。
黄侃师弟钱玄同也提倡白话文，黄侃便给他起了个“二疯子”的外号。一次师兄弟二人在章太炎家相遇，黄侃上前就喊二疯子，钱玄同因在老师家，隐忍不发。不料黄侃接着说，二疯子，我跟你说，你跟老师学的文言文，你却搞了白话文，这不是欺师灭祖么。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咆哮，我特么弄白话文跟你有毛线关系，你个混账东西。两人大吵起来，差点动手，幸亏章太炎闻声劝止。
黄侃多次扬言，钱玄同的学问是趁他撒了一泡尿偷的，并且言之凿凿说，当年他们在东京随章太炎读书，过从甚密。有一天钱玄同拜访黄侃，黄侃书桌上放着好多读书笔记，两人聊了一会儿，黄侃内急，出去方便，回来后发现钱玄同已经走了，同时一册笔记不见了，问他也不承认。现在他给学生上课的讲义，便是我当年遗失的笔记。
黄侃跟钱玄同上课的教室门对门，黄侃故意大声说起此事，便是要让钱玄同听见。钱玄同闻言置之不理，只是把门关上完事。后来周作人询问钱玄同此事真伪，钱玄同说，我的确去过他家，却没偷过他的笔记。他非要说我偷过，我也没办法，由他去吧。
诸如此类有辱斯文的大骂，黄侃屡屡为之，以至于一向斯文低调的周作人都看不下去了，跟人说，黄侃攻击异己的方法完全是谩骂，跟泼妇骂街没有区别。
1918年盛夏，热风习习，钱玄同来到绍兴会馆，找到正在埋头抄古碑的周树人。他翻看着那些死气沉沉的古碑抄本问，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周树人唯唯诺诺的说，没什么用，打发时间而已。钱玄同又问，那你抄这些有啥意思呢。周树人说，也没啥意思。钱玄同说，我们正在搞白话文，你来投稿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总比你抄古碑有意思。周树人说，那我试试。
过了几天，当钱玄同再次出现在绍兴会馆时，周树人给了他一篇稿子，题名《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胡适曾说，当年的白话文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其实说起能写，首推二周。钱玄同也说，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其实鲁迅钱玄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在文言文中淫浸多年的高手，文言文造诣都是一流水平。他们为啥要不遗余力的提倡白话文呢？根本原因便是要开启民智，让识文断字成为全民普及的学习工具，而不是少数人赖以谋求富贵荣华的垄断资源。
鲁迅说，钱玄同多年来深感吾国文言不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用。而那些醉心于文言文的妖孽谬种，竟然还想着戕害青年。他们用典故，讲对仗，龌龊不堪。死抱住《文选》不放，自以为高明。我以为青年要进步，就得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胡适说，白话白话，明白如话。普通民众人人会说话，但绝大多数都不认字，更不会写。文言文便是他们追求知识最大的障碍。只要把写字搞的跟说话一样简单容易，降低学习门槛，民众才能有效便捷的吸收各种知识，国家才能快速发展强大。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质疑和反对。现在计算机写作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在刚出现时，质疑声音层出不穷。许多曾经名动一时的大作家出来反对说，用笔写得慢，精雕细琢，能写出好东西，用计算机写，一天整好几千字，全是垃圾。其实用什么写只是工具，写出正经玩意才是王道。王小波在1993年就用计算机写小说，全是经典之作。同时期那些用笔写的，也没听说有几个整出大作的。
司马迁用刀刻，李白用毛笔写，鲁迅用硬笔写，王小波用计算机写，都能写出好东西。所以用什么写不重要，关键是写出什么东西。
黄侃也是死鸭子嘴硬，他也知道白话文写作是大势所趋，文言文必然会被历史淘汰。他后来跟学生说，你们要学白话文，不会写白话文将寸步难行。我这辈子也就只能写文言文了，但是你们要学白话文。
黄侃喜欢文言文，这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他反对别人用白话文写作，这就不好了。陈寅恪一生都用文言文写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他的著述都是文言文，他就不喜欢用白话文。他说，我要为传统文化守灯。但是陈先生从来没说白话文不好。有人曾问鲁迅，你为啥要写白话文，鲁迅说，因为看的人多，来钱快呀。
奇怪的是，黄侃怼天怼地，怼遍所有白话文高手，唯独没有怼过鲁迅。照说鲁迅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最能写的。怼倒鲁迅一个，顶怼别人十个，毕全功于一役，何乐而不为呢。我觉得原因有二。
第一，鲁迅惹不起。黄侃也是欺软怕硬的家伙。他在武昌中山大学教书时，校长名叫石瑛，身材魁梧，发起脾气不惜动粗，黄侃就不敢惹，跟人说，遇到石瑛，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石瑛教训他，他也乖乖听着，不敢还嘴，还自嘲，打不过人家，有啥办法呢。他要惹鲁迅，估计便是“骂不过”。鲁迅一生笔战群儒，什么现代派，创造派，新月派，统统放马过来，见一个打一个，到最后连一个像样的对手都没了，感到深深的寂寞，“荷戟独彷徨”。林语堂说，从地上捡块石头掷狗，亦乐。估计黄侃也知道这位师弟不好惹，遂避而远之。
第二，黄侃和鲁迅是一类人。都是出身仕宦之家，都是家道衰落饱尝世态炎凉，都是奉母至孝，都有魏晋名士气，都在讲求“真性情”，两人可谓惺惺相惜。黄侃没有怼过鲁迅，鲁迅也没有怼过黄侃。虽然黄侃也是文言文的守护者，但是鲁迅只怼林琴南等人。
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亲手写了一副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典自孔子，赞誉他勤勉治学；下联典自蔡邕，鼓励他日后著书。黄侃一见对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大为惊恐，以为不祥之兆。此年重阳，黄侃登高赏菊，吃螃蟹，喝黄酒，尽兴而归，晚上腹如刀绞，吐血三盆，三日之后，一命呜呼。章太炎闻知噩耗，恸哭不已，连呼“天丧予，天丧予”。
黄侃绝非浪得虚名，录其四首诗作结，颇有李杜气。
《节侯》：江乡稻熟蟹扔肥，秋煖无烦咏授衣。况有桃花映篱菊，不妨节候偶乖违。
《晚成》：萧瑟回风振晚林，流连残日下遥岑。秋光如此弥堪恋，无奈楼前又暝阴。
《春尽》：朱明已至绿阴稠，始向郊坰补楔游。喜见危红藏叶底，有花仍可说春留。
《秋日》：歌散重城月堕烟，瓦盆一醉且恬然。灯前蟋蟀翻无语，万壑松风正聒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