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料中，蜀史最为简略。究其原因，陈寿在《三国志》卷33《蜀书三·后主传》中说：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有人据此认为蜀汉没有史官；甚至还专门又黑一把诸葛亮，因为陈寿说了：“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让有些不怀好意的小网文直呼：诸葛亮，真相竟然是这样！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经常被人拿出来说的一个证据，还是出自《后主传》。《后主传》提到，景耀三年（258年）：
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
你看陈寿自己写了有史官，怎么后文又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呢？
1. 什么是史官？
简单来说史官分两种，一种就是记录史实、搜集史料、撰写史书的官员。还有种就是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臣夜观星象……”这样的官也是史官，又叫天官，要知道古代是很信奉鬼神的，如果天官说某地有瑞应，那不管那地现在如何都回去朝拜。
编修史书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耗时耗力，史官当然要找专业的人来当。但是在东汉时期却不是这样。把西汉和东汉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个职业史官。因为所有的史官，都是干兼职的。
当时，历史著述工作先后主要由兰台（明帝时）、东观（章帝至献帝初）和秘书监（献帝时）三个机构负责。这些机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具体的职员分别称作兰台令史、东观校书郎中（校书郎）和秘书监。从这些官号的名称也能看出来，校书郎是管校勘文字的，秘书是管理图书的，他们就是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管理员、出版社的编辑。朝廷有需要修史，就会从这些机构里借调适合人选共同组成“国史编撰小组”，负责编撰史书，地点自然就近选在兰台、东观或秘书监。修注完了就各回各家。
东汉前期的国家图书馆、档案光兼国史馆——兰台
这样的史官，蜀汉是有的。并也有自己的国家图书馆，仍然叫东观或秘书。虽然蜀史简略，但从事秘书工作可考者也有五位，分别是郤正、陈寿、王崇、司马胜之和习隆。按照东汉的制度，他们都是兼职史官。因此，从东汉兼职史官制度的角度看，说蜀汉“国不置史”是不对的。
2. 那为什么要说没有史官呢？
《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西晋继承于曹魏。如果从曹魏或西晋的角度看，蜀汉这种兼职史官确实是“国不置史”。
因为曹魏诞生了职业的专职史官——著作官。
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在中书省设立著作郎1名，专门负责修史和注记工作。《晋书》卷24《职官志》载：
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最早任此职者，是以侍中、尚书典著作的卫觊。
大家看，这次就不再是“秘书”，也不是“校书”，而是正八经的“著作”。曾经的图书管理员、编辑摇身一变，终于成为了职业作家。这是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
除了著作郎，曹魏仍设有秘书官，负有兼职史官的职责，但史官专职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
嘉平（249—254年）年间，司马懿掌政，为著作郎配备了三名“助理”——著作佐郎。晋武帝泰始（265—274）初年，又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著作局。
从此，史官不仅有了自己的专门职位，还有了专门机构，甚至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和这么专业的史官机构比起来，蜀汉的兼职史官确实可以叫“国不置史”。
至于东吴，也差不多到孙权万年也有了史官，虽然也是兼职史官其职能与西汉制度中的一样，但发展却越来越专职。
到孙晧做皇帝时，孙晧对史官制度做了改革，设立了左、右国史，其中左国史负责修撰国史，右国史负责注记起居。左、右国史不仅是专职史官，而且分工明确，比曹魏的著作郎还要职业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前期的兼职史官，还是后来的专职史官，东吴总算是搞出了一部官方编写的国史——《吴书》。
东汉灭亡后，魏、吴都继承了官修国史的传统。曹魏先后由尚书典著作卫觊、侍中典著作应璩、著作郎王沈主持，历二十余年修成《魏书》；东吴则在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太史令韦曜（后改任侍中领左国史）、左国史薛莹先后主持下，历二十余年而修成《吴书》。
而蜀汉，毫无成果，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修史活动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讲，蜀汉的“国不置史”，不仅是没有设置专职史官，简直是连部像样的国史都没有修撰。可以说，蜀汉“国不置（专职）史（官）”，是对东汉刚性制度的继承；而“国不置（国）史”，则是对弹性传统的抛弃。
3. 刘备帐下也有好些满腹经纶的人，怎么没有修史书？
先说下刘备手下有哪些博士
《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中有许慈“普记载籍，掌典旧文”之语，那么许慈就是一名注记官，当然就是史官。另外还有好基友胡潜、孟光、来敏。
许慈和胡潜，这俩人关系比较“密切”。据《三国志》卷42《蜀书十二·许慈传》记载：
（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
他擅长郑玄之学，必然要治群经，属于通才。
胡潜就专一得多。《许慈传》云：
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
在学识渊博方面，胡潜跟许慈没得比。好在胡潜记性好，对礼仪制度倒背如流，甚至到了你有疑问，他张嘴就能解决的地步，是如假包换的礼仪专家。
刘备定蜀后，“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传》）。刘备重振学业，目的是恢复“历纪”。因此，刘备这时急需专家整理文献资料，并根据所学来为自己确定礼仪制度。故而，擅长诸经（当然也包括礼）的通才许慈、礼仪制度专家胡潜都被刘备任命为博士。这是因为东汉以来，制定礼仪和校勘图书都是博士的职责。
但许慈的“普记载籍，掌典旧文”，是博士整理校勘书籍的本职工作，未必跟注记有关系。所谓“载籍”“旧文”，不过是旧文献罢了。那么“普记载籍，掌典旧文”的目的，则是为了制定蜀汉的礼仪制度。
这一点，在《孟光传》中也有所体现。
（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
可见，《许慈传》里孟光的“典掌旧文”与《孟光传》里孟光的“并掌制度”其实是一回事。许慈、胡潜、孟光的工作，都是整理文献，制定礼仪制度。
来敏要特殊些。刘备定蜀后，任命来敏为典学校尉。听这名字也知道，和教育工作有关。联系到“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之语，来敏的工作更多是针对“学业衰废”而言。
为什么要定礼仪呢？因为刘备想建蜀国呀。但后来战争连连，在砸锅卖铁都要支持打仗的情况下，刘备当然不会对史官制度给予财政支持。诸葛亮时代和刘备时代很相似，所以不会把大精力放在修史上。
至于像某些文章提出的，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则属于无稽之谈。
因为首先不设置史官，不代表没有人记录史事。只要东汉的文书制度和记事传统还在，“甲类注记”就仍然存在。陈寿能写出长篇大作《诸葛亮传》，本身就说明了史料无法通过不设史官消灭。
其次，自古害怕自己历史名声败坏的，无不通过修史来为自己洗白。
比如说司马懿（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当年就命应璩以侍中典著作，开始第二次集中编修魏国官方史书《魏书》；不仅如此，司马懿还特设著作佐郎作为著作郎的佐官；而这次修史在曹魏三次修史活动中，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换句话说，诸葛亮如果怕历史记录对自己不利，更应该设立史官，或集中修史，或集中处理档案，人为将史料全部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而不是通过“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任由史料散佚——和前者相比，后者的效率太差，效果也不好。
4. 关于蜀汉史料遗失和简约的原因猜想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蜀汉从前期的“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转型。东观秘书制度在此时建立，亦属合理。
而蜀汉中后期的人物事迹，则断断续续，非常简略。吴壹兼有国戚、高层、名将的身份，关于他的材料居然支撑不了一部完整的传记，着实令人惊讶。因此有以下几种推测：
1. 东观秘书郎集体打酱油，没有好好履行注记职责。或者说，东观秘书郎本来就是个虚职。刘咸炘就说：
东观乃真记注之职，然沿旧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职。
卢弼也以为“刘说为允”。（《三国志集解》卷33）通俗说，蜀汉前期本来就没有东观，犯不上为了“沿旧制”而设立一个不干活的机构。东观虽然不是核心实权部门，但至少在设立之时绝不是用来养老的；至于后期政治昏暗、经济衰退，东观的工作是否因此受到阻碍，就不得而知了。
2，战争或故意销毁，
比如毁于钟会之乱，又或者毁于司马氏故意销毁。现在，我们不知道东观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初步整理工作；假设有，也不知道成果如何。但无论是散佚于战乱，还是受祸于焚书，经过整理过的史料，终究较原始档案更容易保存。
不过以上两种都纯属推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