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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李嵩 《花篮图（夏）》 故宫博物院藏
花担上的帝京：
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周剑之
内容提要宋代诗词中存在大量卖花书写。都城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最为典型地承载着花卉买卖的行为，也最为直接地激发了文学中的卖花书写。卖花诗词包含着宋代文人对都城的新鲜感知，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深切体会，又有对王朝气象的敏锐把握和潜在思索。基于对都城的独特感知，两宋文人创造了清新优美的卖花意境，积淀了丰厚的审美意蕴。对卖花诗词的考察，为透视都城文学的发展变迁提供了一个精致而深邃的视角，也为深入都城文学的内在肌理提示了新的可能。
关键词宋代；诗词；都城文学；卖花；感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花卉买卖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历史研究者早已指出城市经济发展与花卉买卖兴盛的直接关联［1］，文学研究者也对卖花书写中的都市情调有所探讨［2］。不过既有研究未必注意到的是，卖花文学不单是都市的文学，更是都城的文学。这不仅因为卖花在都城最为集中，相关书写最典型也最丰富，更因为这些书写往往隐含着都城特有的文化特性和心理特征，甚至参与塑造着都城的后世印象与文化品格。都城文学不只是描写都城外在样貌的文学，其中更有着一个时代的作者对都城的敏锐感知；而一座都城的生活气息与精神气质，亦透过作者的敏锐感知和细腻刻画得以展现。本文尝试梳理宋代诗词中的卖花书写，探究其所包含的都城感知及背后的文学意蕴，亦为深入都城文学的肌理探寻一种可能的路径。
一 卖花书写的唐宋转变：
从权势象征到诗意风景
卖花在诗词中的出现，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中古时期，花圃多为贵族官僚的附庸，花卉买卖极为少见。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花卉经营大约在中唐时期逐渐起步［3］。中晚唐诗歌已有一些表现花卉买卖的作品，印证了这一点。不过这时作品中的花卉买卖，往往包含贵族占有的意味，隐含着权势阶层与贫苦民众的对立。
白居易的《买花》具有代表性：“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4］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只够买一丛深色牡丹。帝都贵族挥金如土，田舍老翁感慨万千，贫富差距一眼可见。与之相似的有刘言史《买花谣》：“杜陵村人不田穑，入谷经溪复缘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豪少居连鳷鹊东，千金使买一株红。院多花少栽未得，零落绿娥纤指中。咸阳亲戚长安里，无限将金买花子。”［5］百姓的辛苦，只换得贵族豪家的享乐，贵族拥占有大量的金钱、豪华的院落和奢侈的权利。在这类诗歌中，花卉买卖的书写重心不是愉悦与欣赏，而是忧思与批判。
中晚唐诗歌中的花卉买卖多发生在都城语境中。白居易《买花》开篇即称“帝城”，刘言史《买花谣》提及“杜陵”“咸阳”，对应的也是唐都长安。权贵与百姓的落差、阶层之间的对立，在都城内表现得最为突出，诗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又如吴融《卖花翁》：
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惆怅东风无处说，不教闲地著春华。［6］“许史”本指汉宣帝时的两个外戚家族，此处借指皇亲贵戚。卖花翁所卖之花，全都供给了皇亲贵戚。手中若无权势，就连春色也不配拥有。反讽的语调，饱含深刻的批判。罗邺《春日偶题城南韦曲》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7］唐长安城南的韦曲，是著名的贵族聚居地，“贵家之园亭，侯门之别墅，多在于此”［8］。这里花木繁多，杜甫有诗云“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9］，可见一斑。但罗邺却发现了韦曲的悖论：王公贵戚耗费大量金钱购买花木、装饰庭院，却未必能前来欣赏春色；尽管未必前来，他们仍然不断买花，不改奢华贪婪的本性。中晚唐诗歌中的这些花卉买卖，与其说是对商业行为的描写，不如说显示了都城贵族对资源的垄断与占有。
除以上提及的作品以外，也有诗人感慨于花卉贸易对农业的挤压，如郑谷《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10］司马扎《卖花者》：“贵粟不贵花，生人自应泰。”［11］流露着对世俗好尚的反思。
唐代诗人对花卉买卖的书写总体上是批评式的，只在为数不多的两三首作品中表现出了较为正面的态度，如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其一》：“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12］表现了士大夫对恬淡生活的追求。此诗作于白居易外任忠州之时，意旨与作于长安的《买花》截然不同。或许正因为远离都城，才让诗人笔下的买花有了另一种价值取向。
时移世易，花卉买卖的书写主题，在宋代诗词中发生了鲜明转变。批判性书写此时虽未绝迹，但已退居边缘。花卉买卖在宋代诗词中日渐闪现出独特魅力，展示着宋代都市尤其是都城的风采。
城市经济的发展，是孕育卖花诗词的坚实土壤。坊市界线打破，促使宋代城市呈现出全新面貌［13］。新的城市形态催生了新的经济形式。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鲜花商品的需求显著增长，促使花卉种植业进一步从农桑种植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商业性的农业［14］，专以种花为业的花户、园户也大量出现。花卉买卖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类型之一，走进千家万户［15］。
尽管州县小城也有一定量的花卉消费，不过花卉买卖最为繁荣、形式最为多样的始终是都城。《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都城开封的花卉买卖：“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16］《梦粱录》则描绘了南宋临安的卖花盛况：春光将暮、百花尽开之际，“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17］。北宋以牡丹著称的东都洛阳亦不可不提。《邵氏闻见录》记载了洛阳人对花的热爱：“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18］《清明上河图》对北宋开封的卖花场景有直观展示：一处是在城厢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商贩拿着几支花，正向人售卖，身旁则是盛着花枝的竹篮（图1）。另一处是在酒楼孙羊正店前，商贩身前的竹篮盛满花枝，枝条上点染着深红色的花朵。买者是两位女子，其中一位抱着孩子。旁边一位男子项上骑着一个孩子，也在看着（图2）［19］。两处细腻的描绘，生动再现了都城花卉买卖的鲜活情境。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局部
都城居民对花卉需求量极大，甚至带动了都城近郊园圃产业的发展。开封近郊花卉种植尤为兴盛［20］，“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21］。南宋临安则有马塍这样成熟的花卉基地与市场。据《咸淳临安志》，马塍“在余杭门外，土细宜花卉，园人工于种接，都城之花皆取焉”［22］。周密《齐东野语》称“马塍艺花如艺粟，橐驼之技名天下”［23］。都城近郊专业化的花卉种植，就是对都城市民消费需求的顺应。与大量需求相呼应的，是多样化的花卉买卖形式，既有较为固定的花市、铺席，又有叫卖于大街小巷的流动花贩。从商品的角度来看，有盆栽的成棵时花，也有插瓶的把花，以及簪戴的朵花，品类繁多，可供消费者各取所需［24］。
宋代文学中花卉买卖的书写亦以都城最具代表性，与都城经济发展相应，体现出鲜明的日常生活感和真切的风俗画面感。王安石在下朝时分，感受到宫殿外的热闹繁华：“匆匆殿下催分首，扰扰宫前听卖花。”［25］宫廷与市井，仿佛只有一墙之隔，那正是宋代都城特有的生活气息。与此前坊市分隔、等级森严的都城建制相较，开封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以宫室为中心，伸展出东西南北四条御街，御街上有众多办公的官署，并且布满临街的店铺和错杂的摊棚。都城最热闹的商业街区几乎都集中在御街上［26］。因此，开封御街既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又最为典型地展示着都城生活的繁盛。王安石的卖花书写，真实勾勒出宋代都城内各阶层各行业互存共荣的画卷。
总之，与唐代相比较，都城结构的变化、花卉种植的推广、花卉买卖的平民化，都令宋代文人对都城之内的花卉买卖有了许多新鲜的体认：不再是豪门贵族的权势象征，而是日常生活的诗意风景。
二 生活节奏的感知：
时序变换与居处心绪
都城内的买卖形形色色，为何“卖花”最能吸引文人的眼光，并在文人的反复书写中成为一个充满都城气息的事象？这或许是因为，与其他买卖相比，卖花最能将自然与人心勾连到一起，以简洁而优美的形态，承载文人对都城生活的感知与想象。随着唐宋都城转型，都城生活发生了方方面面的改变，形成了独特的日常节奏，文人感知都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诗词中的卖花，正包含着这样的转变。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弃疾《鹧鸪天》），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27］“凤凰城”即都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梅尧臣《和江邻几省中赏小桃》云：“年年二月卖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28］林逋《杏花》云：“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29］也有诗人从反面着手，如何应龙《题临安僦楼》：“过了烧灯望燕归，春寒刬地勒芳期。杏花深巷无人卖，细雨空帘尽日垂。”［30］卖花的缺席，让诗人感受到春天脚步的迟缓。不只是春天，四季更迭、时光流转，文人也往往从卖花中得到消息。张枢借“减芳菲、都在卖花声里”［31］书写春日将尽的西湖风景，韩淲以“城都花卖已逢梅，不觉光阴日夜来”［32］展现临安的光阴流逝。
透过卖花，诗人不但感知着时序的改换，而且感知着都城特有的日常节拍。汤炳龙《西湖杂咏》云：
马塍鸡唱曙初回，几处严关次第开。多少卖花人已到，剩将春色入城来。［33］诗中展示了临安卖花活动的特有图景：商贩在鸡鸣时分就开始劳作，自临安近郊的花卉基地马塍准备货品，在凌晨通过层层关卡后，散布于临安城内的各个角落，开始一早的生意。对于商贩而言，进城卖花是生活的需要；对诗人而言，他们不但是春天的使者，而且还宣告着每日都城生活的开启。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梦粱录》的“歌叫于市，买者纷然”，“沿街市吟叫扑卖”［34］，都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35］卖花声是叫声中最具美感的一类，卖花人甚至引入流行曲调，演化出《卖花声》的词牌［36］。
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于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37］，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38］此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新除朝请大夫知严州，赴任前先往临安觐见孝宗，暂居于西湖边上［39］。三四句向来为人传诵。将两句单独拎出，诚是天然佳句，但如果注意到“临安”这一地点，更能从这两句中体会出绵密深长的意味。时年六十二的陆游，屡经宦海沉浮及收复理想的破灭，此次入京难免心绪万千。小楼春雨与杏花消息，在对都城时序的敏锐感知中传递着隐约的孤寂。在整体的诗境之内解读颔联，会尤为真切地感受到诗人身处都城之内的复杂心绪，体会到颔联清新隽永背后的丝丝落寞。
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同样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
脱却鹴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40］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陆游的客居落寞中，夹杂着年华老大却恢复无望、一事无成的遗憾，戴复古的“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尤为敏锐地捕捉到了卖花声里可能潜藏的种种思绪：“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病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41］
宋 李嵩 《花篮图（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 ［42］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
剩雨残风一向颠，花枝酒盏两无缘。忽逢野老从湖上，担取名园到内前。芍药截留春去路，鹿葱浓抹夏初天。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43］此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杨万里担任东宫侍读时。他悻悻地感叹春日已逝、未能享受赏花饮酒之乐，和宁门外的卖花市却让他眼前一亮。和宁门乃大内北门，门外有百官待漏院及众多官署，可以说是都城的中心。花市的出现，让都城中心有了西湖名园的感觉。即便没有机会前往郊野游赏，也可以凭借花市买卖获得美丽的风景。初夏时分，和宁门花市卖的是芍药、鹿葱，秋日来临，则换成了菊花。因久客京华而感到寂寞的杨万里，正埋怨着“病眼仇冤一束书，客舍葭莩菊一株”，又在花市的繁盛景象中振奋起来：“清晓肩舆过花市，陶家全圃移在此。”杨万里不由感慨：“先生一见双眼开，故山三径何独怀。君不见内前四时有花卖，和宁门外花如海。”（《经和宁门外卖花市见菊》）［44］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恰逢其时的菊花，甚至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三 时代气象的感知：
升平表征与故国记忆
宋代文人热衷于书写都城卖花，还因为他们从中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繁华与升平。商业繁荣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表现，而花卉买卖尤其能象征这一点。这是因为，花卉并非日常必需品，花卉购买属于享受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的流行，体现着经济发达的程度。据宋人记载可知，都城居民的购买花卉开销是极为巨大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曾有过一个估算，端午时节“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45］。这只是端午时节的开销，若以一年计，总额必定更为惊人。支撑起这样消费额的，是临安居民积极的消费意愿与雄厚的经济实力。《西湖老人繁胜录》还记载了茉莉花盛开时节的消费情况：“茉莉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每妓须戴三两朵，只戴得一日，朝夕如是。”［46］这时节临安城内外，出售戴朵花的小商贩就不下数百人。这是从卖花的一方说。从买花的一方说，单是女妓的购买量就已极为可观，每妓都要戴上几朵，而且每天都戴，也就是说每天都要购买。《武林旧事》也有类似的记载：“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47］“券”是宋代的纸币。据学者估算，“数十券”大约是1500文以上［48］。这样的高额，也不过供“一饷之娱”罢了。花卉消费不过是都城内众多消费的一端，由此可以想见都城百姓生活之富庶、都城消费规模之巨大。
宋 佚名《盥手观花图》天津博物馆藏
花卉消费还隐含着都城与地方的差别。可将临安茉莉花与广州的素馨花做一比较。《岭外代答》称广州番禺的素馨花“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49］。广州素馨花不过二文一枝，与临安茉莉相比，待遇截然不同。茉莉花在临安的价格高涨，其实显示了临安奢侈消费的需求。类似的例子又见于杨万里笔下。他因故返乡，路旁梅花让他思绪万千：“官路桐江西复西，野梅千树压疏篱。昨来都下筠篮底，三百青钱买一枝。”［50］桐江是钱塘江流经桐庐县的一段，离临安不算太远，但这里的“野梅千树”，已与都城梅花的昂贵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见临安居民的消费热情。支撑都城居民消费热情的，是经济的繁荣。宋代诗词卖花书写，或明或暗地流露着作者对王朝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感知。
在都城书写中，卖花常常与宴赏、游览等一同出现，组合成愉悦悠然的情境，折射出四海升平的氛围。如王同祖《湖上其一》：“笙鼓喧天兰棹稳，卖花声里夕阳斜。”［51］刘过《贺新郎·游西湖》：“醉西湖、两峰日日，买花簪帽。”［52］西湖是临安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卖花则是西湖最具的特色风景之一。这类书写往往给人以充分的感官享受，令人无限神往。太学生俞国宝题写在西湖酒肆的《风入松》，描画的恰是此种情境：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鞦韆。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寄、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53］买花载酒，西湖美景，都人享乐，是升平时代特有的风流倜傥。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已是太上皇的宋高宗一见此词，极为称赏，“即日命解褐”［54］。这样隆重的奖励，恐怕不单纯是出于文学技巧的衡量，而是因为此词体现的升平景象，恰好契合了宋高宗内心对南宋中兴的渴盼。以太平天子自期的宋徽宗也曾书写卖花：“娇云溶漾作春晴，绣毂清风出凤城。帘底红妆方笑语，通衢争听卖花声。” ［55］春光明媚，君王带着宫人出城踏春。街道上传来的卖花声，象征着一国之君对百姓安定的自得——哪怕这种安定掺杂着君王个人的美化。
期待升平的当然不只是君王，美好的生活是人们共有的愿望。可以细品周紫芝《马上观道傍卖芍药口占》的复杂情感：
沙河帘幙近苍穹，芍药丝头十里风。谁道升平本无象，江都花是旧时红。［56］江都，即扬州。扬州芍药闻名天下，然而北宋覆亡，淮南兵乱，致使扬州芍药产业一度低迷。周紫芝生活于两宋之交，亲身经历靖康之乱。此诗当作于南宋时。“沙河”指临安沙河塘。这是一处颇为繁华的地点，行人多到此游赏。苏轼任职杭州时曾有吟咏，“沙河灯火照山红”（《望海楼晚景五绝其五》），“沙河塘上插花回”（《惜花》）等［57］。周紫芝行经沙河，看到这里帘幕绵延，道旁所卖芍药花鲜艳美丽，依然是扬州芍药盛时的样貌。尽管历经了家国覆灭的艰辛、尽管只能偏安一隅，但宋朝毕竟是回复了相对的安定。对百姓而言，这就是一种“升平”。花担上的芍药，是升平的代言者。
卖花书写中的升平感，还体现在许多元宵诗词中。元宵是宋代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宋元宵诗词数量极夥，展示着民康物阜的盛世景象。元宵夜间不但有彩灯，而且有花市。元宵的灯光闪烁着升平的气息，热闹的花市同样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张耒《上元都下二首其一》书写开封元宵风景：“管弦楼上争沽酒，巧笑车头旋买花。”［58］李邴《女冠子·上元》也在灯光花市中看到了都城居民的富足：“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游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59］文人笔下的升平景象，折射着内心深处对安定富庶生活的盼望。经历过靖康剧变的王廷圭，初到临安即获得了“夜深灯火识升平”（《初至行在》）［60］的感受。都城的安定和平，给人以安心感，也赋予人们生活的乐趣与不断前行的勇气。
作为升平表征的卖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人心中鲜明的都城记忆。李甲《击梧桐》怀想“往岁上国，嬉游时节”，特别提及“卖花巷陌”的风光［61］。孙惟信追忆帝都风景，也说：“曲巷深房忆帝州，卖花庭宇最风流。”［62］再如李廌《春日即事九首其九》：“逃闲闭关坐，忽有卖花声。老大自多感，依然京洛情。”［63］李廌受知于苏轼，却在科举考试中屡次失利，中年绝意仕进。对李廌而言，“京洛情”应当是一份极为复杂的感情，有对帝都的依恋，对昔日交游的怀想，或许也包含着几分失意怅惘。而唤起这种情感的，是“卖花声”。他耳中听到的是居所外传来的卖花声，但他脑海中多半浮现了京洛的卖花声。“卖花声”成为一条连接京洛、通往过去的线索，唤醒了诗人内心的记忆与情感。
李廌的“京洛情”主要是一己的感慨，而对经历了亡国之痛的文人来说，“卖花声”里的情绪与意蕴要更加复杂、更加沉痛。遗民诗人陈著梦回故都，在卖花声的追忆中痛哭流涕，《夜梦在旧京，忽闻卖花声，有感至于恸哭，觉而泪满枕上，因趁笔记之》：曾经的临安，当卖花声传来，“九街儿女芳睡醒，争先买新开门迎。……人心世态本浮靡，庶几治象犹承平。”买花、戴花、插花，固然有浮靡之处，却“庶几”“承平”。如今的临安截然不同：“向时楼台买花户，凄烟落日迷荆榛。但见马嘶逐水草，狐狸白昼嗥荒城。万花厄运至此极，纵有卖声谁耳倾。”［64］国家覆亡，都城荒废，再也不是争相买花的繁华景象，只剩痛苦与凄凉。
由宋入元的诗人方回，也多次以卖花寄寓王朝更迭的感怀。《涌金门城望五首其三》：
天回地转事云轮，湖葑山榛色渐陈。坠珥遗钿如隔世，攲楼倾榭最愁人。一钱物变千钱直，十户民惊九户贫。犹有沙河塘上路，卖花声作旧时春。［65］南宋以当国太后签署降书而宣告终结，临安因此逃过了战火的毁灭。涌金门是临安的西城门。在涌金门眺望的方回，依然能听到沙河塘上传来的卖花声。尽管此情此景与从前相似，然而人事变换，“天回地转”，怎不教人思绪万千、难以平静？与此相似的还有他的《漫兴九首其六》：
枕上半醒中酒病，楼前时过卖花声。千门万户俱更换，惟此依稀旧太平。［66］卖花声里还留有太平的记忆，然而这时的“太平”已不是曾经的“太平”。“依稀”二字里有无尽的欷吁。卖花声中凝聚着的都城记忆，在经历了家国巨变的文人笔下格外鲜明。
四 从感知都城到塑造都城
作为王朝的中心，都城赢得了众多作家的热切关注和积极书写。都城文化对文学重要题材、重大主题及书写模式的影响，近年也都获得了突出的关注与集中的思考［67］。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尝试从更为微观的层面深入这一论题。从都城感知的角度切入卖花诗词，正是这样一次尝试。
感知是人们认识世界开端，也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基础。都城内的卖花活动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予作者感觉刺激，作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都城的认识和理解，赋予卖花活动以多姿多彩的意蕴；这些感知的内容，又演化为后来记忆与想象，不断参与都城形象的塑造。
文学对都城形象的塑造，固然以题咏都城的作品最为直接，然而基于都城感知而形成的间接塑造，却有着更为基础的意义。这是因为，都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它有着庞大的物理空间和错综的精神空间，承载着纷繁的人物、事物、事件与现象。从书写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什么作品能实现对都城穷形尽相的描摹；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作品中鲜活的细节、鲜明的感受往往更令人印象深刻，人们心目中的都城形象，通常来自这些细节与感受的反复叠加、反复皴染。因此，基于感知而形成的都城书写，往往造就了都城形象的底色，构成了都城性格的基调。
不同时代的文人拥有不同的都城感知，对都城形象的塑造也往往不同。汉代都城宏大壮美、威加四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大赋作者对巍峨宫阙、广阔苑囿和丰富物产的感知，包含着作者对帝国基业的内心认同。六朝都城金陵给人以靡丽奢华的印象，离不开诗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的真切感受，也沾染了宫体诗的轻绮柔靡；而稍后的唐代咏史怀古诗如刘禹锡《金陵五题》等，则在朝代更迭、物是人非的感受中为金陵叠加了饱经沧桑、王气黯然的古都色调。
相较之下，卖花诗词对宋代都城的塑造，尤其富于生活气息与审美意味。卖花诗词展现了文人对都城的丰富感知，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与深切体会，又有对王朝气象的敏锐把握和潜在思索。丰富感知的背后，包含着极其丰厚的意蕴：或是都城生活的惬意，或是京华旅居的愁绪，或是太平时代的欢愉，或是国破家亡的哀思……从中可以窥见时代与个人、政治与经济、物质与心态等充满张力的互动。这些丰富的感知与意蕴，不但生动勾勒了宋代都城的形貌特征，而且显露着宋代都城特有的精神气质，让后人在回望开封与临安时，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种人间烟火的独特风韵。
卖花诗词对宋代都城形象的塑造是极富标志性的。随着朝代更迭，昔日都城变为普通都市，许多都城独有的风景烟消云散，我们却仍然可以借由卖花诗词想象从前。洛阳牡丹盛极一时，王安国诗“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 ［68］，成为西京繁华的最佳写照。宋徽宗将洛阳牡丹引入宫廷，曹勋《朝中措》“更与洛阳花市，一齐移在宫庭”［69］记录了开封盛景，却也仿佛北宋覆亡的伏笔。南宋方岳《湖上八首其二》“马塍晓雨如尘细，处处筠篮卖牡丹”［70］，还是卖牡丹的场景，地点却已移到了临安，有着润泽的江南风情。
而卖花作为杭州的经典风景，也在后世文学书写中不断复现。元代宇文公谅《西湖竹枝词六首其一》云：“女郎恰抱琵琶出，早有小船来卖花。”［71］明胡应麟《西湖十咏其七》则称：“白傅堤前题柳客，陆侯祠畔卖花人。”［72］此外，还有瞿佑《摸鱼儿·苏堤春晓》“卖花声里香尘起”［73］，陆求可《醉桃源·西湖》“苏堤断续卖花声”［74］等。卖花作为一个富于意味的诗词母题，延续着故都杭州的文化记忆。
清 冯箕 《卖花图》（局部）
两宋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还造就了书写都城的一种范式，影响着异域及后世文人的相关创作。金主迁都开封，元好问有《梁园春》组诗，其二云：“暖入金沟细浪添，津桥杨柳绿纤纤。卖花声动天街远，几处春风揭绣帘。”［75］依稀是宋人的写法，也依稀是北宋东京的景象。由金入元的诗人郝经有《龙德故宫怀古·其七》：“人间未省有金国，地底唯知幸铁楼。忽见城头鹧鸪舞，卖花声断不胜愁。”［76］在卖花声中感叹金王朝的消逝，同样留存着浓厚的宋人笔意。
恰如后人的感叹——“卖花人带宋遗风”［77］，卖花染上了宋人独有的色彩，也造就了后世读者对两宋都城的鲜明印象与浪漫想象。卖花诗词中流露的都城感知，让我们得以再现那些曾经打动作者的图景及作者内心情绪变化的细腻过程，得以穿梭于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感受那些都城内曾经存在的美好与沉重、快乐与忧愁。都城文学的内在意蕴，正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积淀与延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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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史方面如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四章相关论述、汪圣铎《宋代种花、赏花、簪花与鲜花生意》（《文史知识》2003年第7期）、匡艳丽《试论宋代城市的花卉业》（《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2年第3期）等。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如吴洋洋《宋代市民的“花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郭幼为《日常生活史的一个面相：花卉与宋代社会生活》（《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2期）、姜莉《花卉与宋代社会生活》（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2］张德斌《卖花担上春欲放——唐宋之际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文史知识》2018年第6期）梳理了唐宋卖花书写对城市生活的表现，张晓红《宋代诗词的卖花声意象》（《集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谈及经济发展与都市繁华对卖花声意象形成的作用。
［3］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12］《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第181页，第869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5］［6］［7］［10］［1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5323页，第7873页，第7526页，第7705页，第690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8］王嗣奭：《杜臆》卷二，第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杜诗详注》卷三，杜甫撰，仇兆鳌注，第16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3］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
［14］参见丁建军、华仙《一个面向市场的新型种植行业：宋代的花卉种植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5］参见汪圣铎《宋代种花、赏花、簪花与鲜花生意》，《文史知识》2003年第7期。
［16］［21］［41］《东京梦华录笺注》，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第737页，第612页，第737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7］［34］吴自牧：《梦粱录》，第15页，第1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68］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第186页，第18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郑振铎对这两处卖花场景都有具体描述，详参《清明上河图的研究》，《郑振铎美术文集》，第226—22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20］北宋开封近郊花卉产业的发展，参见梁建国《北宋东京近郊的农业转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院版）2020年第6期。
［22］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第32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23］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第30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有关宋代花卉种植、消费及日常应用等方面的探讨，近年成果颇多，此不赘述。值得揭明的一点是，在这类探讨中，都城往往是最具代表性的。徐吉军《南宋临安的花卉消费与市场供应》（《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4年第2期）专论临安，匡艳丽《试论宋代城市的花卉业》（《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2年第3期）、魏华仙《宋代花卉的商品性消费》（《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则以开封、临安为典型例证。
［25］《王荆文公诗笺注》，王安石撰，李壁笺注，第7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6］开封都城建制及御街的繁华，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98—308页。
［27］《后山诗注补笺》，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第42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28］《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第10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9］《林和靖集》，林逋撰，沈幼征校注，第9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0］［32］［37］［44］［51］［55］［60］［62］［63］［64］［65］［66］［70］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第42015页，第32771页，第45174页，第26381页，第38137页，第17045页，第16818页，第35148页，第13631页，第40289页，第41569页，第41781页，第38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1］［52］［53］［59］［61］［69］唐圭璋编：《全宋词》，第3029页，第2149页，第2282页，第950页，第490页，第1231—123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3］汤华泉：《全宋诗辑补》，第2747页，黄山书社2016年版。汤炳龙（1241—1323以后）乃宋末元初诗人，其《北村诗集》已佚。此诗作年不可确考。诗中可见马塍花卉产业兴盛，或当作于南宋未亡时；即便作于入元后，亦可以由此逆溯南宋临安的卖花景象。
［35］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第96—9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6］词调《浪淘沙令》《谢池春》皆别名《卖花声》。宋代以下不乏调寄《卖花声》的作品，元曲中亦有《卖花声》。很可能是卖花人将这些曲调用于叫卖所致。参见翁敏华《戏曲曲牌与宋元民俗》，《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
［38］《剑南诗稿校注》，陆游撰，钱仲联校注，第1347—1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9］于北山：《陆游年谱》，第2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0］戴复古：《戴复古诗集》，第21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264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43］［50］《杨万里集笺校》，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第1019页，第108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45］［46］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118页，第118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47］［54］周密：《武林旧事》，第43页，第3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8］参见魏华仙《宋代花卉的商品性消费》，《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49］《岭外代答校注》卷八，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第328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56］诗题中的“马上”，《全宋诗》作“马山”，校云“明抄校、金本、徐本作上”。据题中“口占”二字，当作“马上”更为合理。参见《全宋诗》，第17341页。
［57］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第370页、第62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58］张耒：《张耒集》，第464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67］康震《交互中的意义生成——都城与文学的双向建构及其文学史价值》（《文学遗产》2021年第2期）对这一问题有宏观论述；刘全志《论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与京都赋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辛晓娟《唐代诗歌中“女性与盛衰”主题与都城文化》（《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李贵《听见都城：北宋文学对东京基调声景的书写》（《苏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谢琰《制造汴京：柳永词与都城文学话语的新开展》（《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等文章则从具体的文体、主题、作家展开了探究。
［71］［76］杨镰主编：《全元诗》，第36册，第259页，第4册，第322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72］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五十五，第3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全明词》，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第184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74］《全清词（顺康卷）》，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第3册，第1418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75］《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撰，狄宝心校注，第13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此诗题下注云：“车驾迁汴京后作。”
［77］参见史鉴《与刘廷美沈启南沈继南雨中汎湖联句》，《西村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9册，第77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该句作者为刘珏（字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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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第186-194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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