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春旭仇英（约1502-1552），字实父，号十州本太仓人，移家苏郡“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张潮《虞初新志·戴文进传》附）他的老师是苏州画师周臣，一位所知寥寥的艺术家，但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是一位职业艺术家，大概腹中文墨有限，画作常常仅署穷款，连纪年都不多见，以致重构其作品的创作情境困难重重明中叶苏州地区文艺活动的创造主体是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文嘉这些文人，尽管仇英经常与其中一些人合作书画，但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以仇英今天的历史形象非常单薄在他精湛的作品面前，我们啧啧称叹其画艺，却又感到其人渺远，留下了作品和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仇英最终结局是什么?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仇英最终结局是什么
作者：蔡春旭
仇英（约1502-1552），字实父，号十州。本太仓人，移家苏郡。“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张潮《虞初新志·戴文进传》附）他的老师是苏州画师周臣，一位所知寥寥的艺术家，但培养了大名鼎鼎的唐寅。仇英是一位职业艺术家，大概腹中文墨有限，画作常常仅署穷款，连纪年都不多见，以致重构其作品的创作情境困难重重。明中叶苏州地区文艺活动的创造主体是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陈淳、文嘉这些文人，尽管仇英经常与其中一些人合作书画，但他不通诗文，很少留下相关的交游记录，更鲜有人记录他的生活和创作，所以仇英今天的历史形象非常单薄。在他精湛的作品面前，我们啧啧称叹其画艺，却又感到其人渺远，留下了作品和名字，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他的创作或许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
吴门的多数画家承袭元末太湖流域的文人画实践，以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为宗，或是取法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风格恬淡，讲求雅韵。而周臣、唐寅这些学习李唐、马远、夏圭的画家又是一路，仇英也从中汲取营养。不过，仇英作品中最突出的创作是仕女画和青绿山水，这两类都不是文人画家的专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赫赫名品《汉宫春晓图》中，仇英精心营造了一个宫廷女性的生活世界，场面热闹，人物千姿百态，色彩华丽不俗，构图富有韵律感，无怪乎大藏家项元汴得到后标价200金。仇英的笔触毫不含糊，建筑和服饰上的纹饰精细入微，加上矿物颜料的厚重质地，观众仿佛可以触碰画中世界。其青绿山水同样有此魅力，树石肌理、人物情态、水波云气都被真切地描绘。青绿这一风格素来用以图写仙山，他的画笔似可为尘世的凡人踏入琅嬛摆渡。
仇英凭借过人的画艺，一生为诸多委托者和藏家画画，如陈官、周凤来、吴俦、项元汴、项元淇等，其中一项事务就是为藏家临摹古画。陈继儒《眉公书画史》记载，他在嘉兴项梦原处见到仇英仿宋人花鸟山水画册一百幅，这些很可能是项元汴（项梦原叔父）委托制作的。今天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中，尚有一组传为仇英摹制的宋画小品，上面钤有项元汴的印章，或许就出自那一百幅。其中《明妃出塞》一页的图式与仇英《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同名作品几乎一致，印证了仇英保留前人粉本的记载。据一些学者研究，仇英自身的创作就得益于临古和粉本,《汉宫春晓图》中的元素皆有来历，是对古画底本的重组和改易。对职业画家来说，粉本是行业手册，也是他们进入绘画传统的敲门砖。
当然，仇英在入古出新上有非凡的创造力，因而能超越一般的职业画家，在明末清初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一道被列为吴门四家。仇英的《募驴图》（弗利尔美术馆藏）是记录吴门文人为朱存理众筹买驴的故事，白描线条轻快而灵动，其表现手法和李公麟《五马图》无异，可见仇英的拟古功力。他的青绿山水也非只是复刻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骕、赵伯驹，而是融合水墨的皴法，增添了文人画的雅致趣味，这是仇英的成功所在。
我们在仇英身上还能发现更多的职业画家痕迹，比如他能掌握多种风格和技能。仇英的《柳下眠琴图》（上海博物馆藏）用笔淋漓酣畅，显示了他与浙派风格的联系。《人物故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品古图》则可能受到南京画家杜堇的影响。仇英身上的复杂性不难理解——摹古、画稿与改易，地域之间的风格影响，职业画家与文人趣味等，很大程度上是江南的艺术市场和多元需求所致，这些问题根植于“吴门”这个复杂的地方画家群体。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仇英，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
近年来，仇英孤本信札的出现，使我们对这位职业艺术家有了些感性的认识。这封信札写给顾从礼（号小川），札尾提到的方壶是其弟弟顾从德，原札题签作“仇十洲致陈苇川书”有误。信中主要涉及几件事：顾从礼多次委托仇英画画，仇氏交代，如有他委，不要转托西池，两人虽是亲谊，但私情不合；顾从礼的父亲顾定芳是太医，所以仇英拜求药丸和《素问》一簿；顾从德有惠银之举，仇英托顾从礼转达谢意。如此看来，仇英和顾氏兄弟之间，不像是简单的委托或雇佣关系。我们从中还能读出两点信息，一是仇英虽不善书，但有基本的水准，而结字的姿态与文嘉相近，二是信中措辞多是书仪套话，仇英的文化层次可见一斑。信札在当下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中举足轻重，它有效还原了艺术家生涯的真实面目，弥补了诗文集、墓铭、笔记等文献的不足。香港近墨堂收藏的王穉登信札还提到，仇英的儿子“大有萁裘”，继承了父亲的画艺，而女婿王伯材善镌刻，王穉登介绍他们去为屠隆刻书。这些人皆艺匠者流，所以长期得不到文化精英的关注。
仇英的命运稍好些，他画艺超卓，为时人所贵，然而文献中对其画的品评远多于生平记载。王穉登《吴郡丹青志》将其列为能品，曰：“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或许因为仇英的职业画家身份，王穉登的评价有些苛刻。当时一般人都对仇英的绘画技艺叹服，文徵明说：“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陈继儒跋转引）而王世贞见了仇英为周凤来画的《上林图》后，直呼“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艺苑卮言》附录四）。
晚明以来，仇英风格的青绿山水在苏州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力，深为市场所爱，只是这些作品多是以“假仇英”的面目出现，变乱了仇英的历史形象。李维桢说：“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这位职业画家的可怜之处正在于此——生平模糊，伪作泛滥，所以我们今天仍在寻找那个真实的仇英。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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