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谓言之不预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少场景看了熟悉，除了本身就有科幻感外，还立即让人想到很多科幻小说，这一幕幕在科幻中早就描写过了。
有人说，科幻是一种“世界末日”类型小说，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研究过，写未来灾难，占了科幻的多数。从1818年第一部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英国诞生时就是这样，这部书也是最早关于“生物安全”的故事。
当然，始于武汉的疫情根本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但科幻的一个作用就是预警，防患于未然，包括不厌其烦告诫人们，病毒入侵具有毁灭性，不要让科幻成真。
《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在八年后又写下《最后的人》。这个故事讲的正是大瘟疫造成人类文明大灭亡，到最后仅剩一个活人。
小说可能跟玛丽·雪莱的生活经历有关。比如，她出生后十天，母亲因产后热过世。她婚后生育了四个孩子，却有三个夭折。她还遭遇了一次流产，差点丧命。更难受的是，她的诗人丈夫珀西·雪莱在一次远航中溺水身亡。这使得她的小说流露出末世情结。
她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一方面，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巨大改变，对未来满怀憧憬；另一方面，技术和经济奇迹，能否战胜现世的灾难，人们对此并无把握，对未来感到更大的不确定。
作者的母亲和孩子丧命，以及她本人54岁就病逝，足以说明问题——在那时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现代医学已经诞生，却还很难拯救人生。
另外，此书还纳入了马尔萨斯对现代社会人口发展和疾病关系的认识，而这又是与城市化相关的。
科幻小说是工业化的伴生品，也是一种城市文学。微生物导致的瘟疫大暴发，往往伴随城市化。正如劳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所称，城市就是微生物的天堂，毁灭性最强的流行病只是在微生物到达城镇后才达到可怕的规模。对此，不可不如履薄冰。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六个月里，全球死亡两千万至四千万人，病毒来源至今都没有弄清。因此后来的科幻小说也承袭了玛丽·雪莱制定的“标准”：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局限。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不也反映着这个吗？从中既看到了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的固有力量，包括政治动员力、经济应对力、社会治理力、科技救助力、国际合作力，但人类的局限也一目了然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毕竟，这种两脚动物，只是基因上与黑猩猩仅有百分之一差异的兽类。
同为英国人的赫伯特·威尔斯在1898年发表了科幻小说《星际大战》，同样是一部具有生物安全意味的末世灾难小说。它写另一种“病毒”——火星人暴力入侵地球，地球人毫无还手之力，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崩溃。但就在人类快要灭亡之际，火星人却自己死绝了。原来，他们无法适应地球环境，被细菌感染，产生不了抗体，迅速完蛋了。
这部小说表达了一种观点：千万不要小瞧微生物，它可能会决定性地灭绝一个种族。威尔斯曾经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前身堪津顿科学师范学校学习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生物学。其中他的生物学老师是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
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科学家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宣称一举破译了生命密码。但对生物安全的忧虑反而愈加强烈。1969年美国科幻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出版了《安德洛墨达菌株》（也译《天外病菌》）。它写的是人造卫星返回地球，从太空中带回一种病毒，造成小镇八万居民死亡，然后全国扩散，引起巨大恐慌，美国政府阻击无效，最后准备启动核攻击来玉石俱焚。但关键时刻，却发现在纯氧环境里，病毒会自行杀灭。这部小说写得太有真实感了，有的部分读来就像学术论文。小说出版这一年，克莱顿在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科幻名著“基地”系列里，也安排了病毒出场。他写道，一个很小的反叛组织要抗击庞大的银河帝国，那是不可能的，人家开两艘太空母舰过来就把你灭了，但如果能让一种人造超级病毒在帝国境内扩散，则很快就能见效，造成对方大批人口死亡，社会陷入混乱，产业链断裂，人民和军队不战自溃。
阿西莫夫还在科普著作《终极抉择——威胁人类的灾难》里描写了十余种能够灭绝人类的灾难，包括地底甲烷喷出和核物质加速衰变等等。其中之一即是病毒威胁。他写道，自然界出现超级病毒，或者生物恐怖主义组织制造出超级病毒，引发新型传染病，蔓延全球，人类无法免疫，医院失效，仅仅几周之内，高级生命就会被扫荡一光。阿西莫夫写得同样有根有据，真实可信，他可是担任过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啊。
杞人忧天不是坏事
另一部探讨病毒问题的是中国科幻作家王晋康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十字》，它写的是，化装成印第安人的恐怖分子撒播病毒，使美国陷入生物恐怖袭击的恐慌之中，其他国家也面临感染的风险。华裔科学家梅茵自美国返华不久，她所救助的孤儿们就染上了病毒。但谁也未能料到，撒播病毒的正是梅茵。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她要保护中华民族。
小说提出了“低烈度纵火”的设想。在森林火灾控制里，可以通过纵容甚至人工引发小规模火灾来清除森林易燃物，从而防止大火。《十字》中，主人公是通过制造低毒性的、可传播的活菌株，试图在人群中造成自然免疫，来防止大面积感染，从而使民族免于世纪灾难。其效果类似于疫苗，但是这个菌株能够自然繁衍传播，无须人工接种。
这让我想到同事董峻在《大地之犁——中国农业科技困局实录》一书中记录的一个真实事例：虹彩病毒会造成养殖鱼类大量死亡，中国科学家想到一种手段，即通过基因敲除方法制造弱毒疫苗，即让鱼类感染失去致病基因的病毒，模仿自然感染，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从而保护了中国水产养殖业。
王晋康小说阐述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病原体演化在大方向上会越来越温和，因为宿主死掉对病原体并没有好处。但凡毒性大发作，都是人类瞎捣鼓的结果。
医生出身的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了长篇科幻《花冠病毒》。她写的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某大城市遭到不明病毒袭击，同样是医院近乎崩溃，人们束手无策，生活陷于混乱，市民抢购，政府紧急建立抗疫指挥部，实施封城措施，医务人员艰难抗击疫情，疾控专家以身试毒牺牲，各方研发抗疫“解药”……
这与当下的情形颇是相似。有人称毕淑敏是“预言家”。她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她采访过非典，产生了对未来的忧虑。小说中有她对现实的观察，但更多出自想象。
如果更多的人提早读到了这些科幻小说，在现实中出现苗头时，是不是就会更小心一些、更警觉一些、更谨慎一些呢？现在也不好说。换了科幻作家去当武汉市市长，也可能更糟。但是，科幻含有的杞人忧天意识，还是有它的可贵处。毕竟，在如今的社会上，对未来怀有忧患感的人，其实不是太多。
然而，科幻小说，又长期被视作儿童文学，被认为荒诞不经，有时预言多了，还被认为是散布负能量。
比如，叶永烈在艾滋病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之前的1985年，就写了一部科幻小说叫《爱之病》，写艾滋病并非只是“爱资病”，只在资本主义国家传播。随着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涌入中国，中国也成了“不安全地带”，于是当时的中国卫生部决定在北京建立艾滋病研究所，在新疆沙漠深处建立艾滋病医院……
但小说送到卫生部门审稿时，给出的意见竟是：我国迄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患者，而这部作品却写艾滋病已经传入中国，发表后必会引起“误导”，造成“新闻混乱”。小说便被“枪毙”了。
科幻小说往往是报忧不报喜的，但现实有时可能恰恰相反。这也是需要今后做点调和的吧。
尊重自然、人、科学和实际
这些具有一定科学根据而以想象力为载体的科幻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不能与现实一一对应，但它们表达了一些共同的理念，对于今天应对疫情和善后疫情或有别样启发：
一是呼吁处理好人类和大自然及其他物种的关系。必须明白，人在宇宙中，是沧海一粟，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很大空白，包括对病毒的规律，没有完全掌握。这次关于病毒的中间宿主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蛇，有的说是水貂，有的说是穿山甲。病毒是怎么由蝙蝠传过来的，还需要更多研究。
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比人类更早到来。单细胞生物在地球上存在几十亿年了。病毒是否生命，尚存争议，但它的历史也很古老了。最早的蛇化石出现在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地层。貂属于鼬科，最早的鼬科动物源于三千到五千万年前的始新世。穿山甲则是由生活在白垩纪晚期的“小型原始的、分布很广的”胎盘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
仅有三四百万年历史的人类，真的是晚来者。但人类无知者无畏，不但对别的物种缺乏了解，还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很大威胁。蛇被拿来泡酒熬汤，貂成了皮毛的供应者，穿山甲被弄来做药。人类活动造成了物种大灭绝，叫“地球的第六次大灭绝周期”。绝大多数物种在人类还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之前，就永远消失了。
毕淑敏说，“不是我们能生存，别的生物就不能生存。地球是大家的。”疫情告诫我们，对大自然要存有敬畏之心。从2017年起，中国及多国科学家合作，开始对地球几百万种生物进行基因测序，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最后要打造“命联网”，这比“互联网”“物联网”还要厉害，便是要促进对地球所有生命的认识、了解、理解和关怀。
二是倡导开展进一步的科学启蒙。科幻小说的作者往往具有一定现代科学知识。他们描写了科学能走多远、能创造什么奇迹。如今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我们要生存发展好，一定要依靠科学进步。
同时，还要认识到科技是双刃剑。牛顿之后，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科学把人类带入新时代，生产生活质量极大提高，但也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让人类获得了可以整体性自我灭绝的手段，主要有四种：核战争、人工智能失控、纳米技术失控、实验室超级病毒外溢。
另外，则是科学理性，尊重规律和实际，这方面也还不够。我自己平时常看的几本科技杂志，无一例外都是国外引进版，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自己的科普杂志在街头报刊亭出售的。
三是强调弘扬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科幻的魅力，却不仅仅在于讲了科学，因为预言中的科技发明，许多会过时。科幻的魅力更在于它提出了强大的人文思想，倡导关注人的处境。它要思考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关系。人当了上帝，接管了地球，会不会更轻慢粗暴对待其他物种？它要对科技这把双刃剑进行质疑和反思。
科技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一种新成果出来了，它对社会有何影响？比如无人机，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蜂群”无人机，是否会给一座城市带来一场比“9·11”更大的灾难？
科学是有伦理问题的，有人道主义考虑的。那么，基因可以随便编辑吗？大数据时代，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隐私权、表达权、知情权、传播权等如何界定和依法保护？像《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样，未来人类都由机器照顾、机器培育，衣食无忧，却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真是一件好事呢？
还有就是怎么去改进和完善体制机制，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和法律秩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付出的代价可能比瘟疫带来的损失还要大，甚至有一天可能导致思想、精神和文化的残废与毁灭。
这方面，有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几百年以来引发的思考，有的则是由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及当代国情历史下取得的经验教训。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包括个别的地方执政者，都还是比较陌生的，需要今后进一步“复盘”。总之，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它到底包含哪些要素？短板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只希望，在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尤其是描绘我们还可能面临哪些自然或人为灾难的科普图书和科幻小说来阅读，这对于增加免疫力是有好处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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