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将曹爽集团尽数夷灭，此事见诸史册，人所共知。
由于《三国志》成书于西晋，不得不“多为时讳”，因此《曹爽传》对传主的罪名描述便五花八门，极尽丑诋。
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廿四史札记》
概而论之，曹爽的罪名可以分为四类。
其一是私占官营屯田；其二是任人唯亲，党同伐异；其三是擅取魏明帝侍妾；其四是器物规格逾制。
如果考虑到《魏书》的成书背景，可知曹爽罪名大抵源自事后附会。其目的无外乎败坏曹爽形象，为司马氏的篡权行为寻找合理性。
笔者搜集史料，通过比对考证，发现曹爽的诸多罪名，仅有“器物逾制”一条是真，其余均难成立，基本可以确定是司马氏的事后污蔑。
本文想就曹爽的诸多罪名，逐一展开论述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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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占官营屯田曹爽的第一条大罪，便是私占魏廷的官营屯田。
《爽传》记载“何晏等专政，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为产业”。
（何）晏等专政，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魏书 曹爽传》
何晏是曹爽的腹心文胆，照此记载，私占屯田无疑是二人共同参与。
这里简单说一下魏国的屯田制。
东汉末年，人户流离，田亩遂荒芜，各镇军阀的后勤储备因此出现问题。
为了生存需要，袁绍、公孙瓒等军阀相继展开屯田。曹操实行屯田的时间稍晚，始于建安元年（196）。
兴平二年，（袁绍）破（公孙）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后汉书 公孙瓒传》
是岁（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魏书 武帝纪》
屯田区设有农官，分为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三级。典农中郎将和典农校尉的秩阶等同于郡守，典农都尉的秩阶等同于（县）令、（县）长。
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魏书 陈留王纪》
屯田又分为军屯和民屯。军屯除农事之外也参与军事任务；民屯的职责相对单一。
作物收成的分配比例上，原则上对半分配（屯民使用自有耕牛）或者四六分配（屯民使用官牛），实际执行中则是“七三分”或“八二分”，剥削程度很重。
又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众心安之。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晋书 傅玄传》
曹爽、何晏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
按曹爽与何晏分割洛阳和野王的屯田来看，他们对屯田的破坏范围不小。洛阳在河南郡，野王在河内郡，照此记载，京畿地区的屯田似乎都被曹爽党羽私吞。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屯田制度的瓦解、破坏并非始于曹爽，早在曹操死后这一苗头便已出现。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随着局势的日益稳定，屯田这种战时政策，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更不必说由于过重的剥削比率，导致屯田地区的逃逸、叛乱现象始终存在。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魏书 袁涣传》
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魏书 赵俨传》
按屯田制在魏国灭亡的前一年（264）便被从法律层面加以废黜，可知它的崩坏瓦解，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丙午，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世子。是岁（咸熙元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魏书 陈留王纪》
由于曹爽集团尽数覆灭，且在事后遭到严重的污名化，他们是否真的私占官田便显得颇难定论。有趣的是，司马家族私占官田，倒是证据确凿。
毌丘俭在淮南起兵时，檄文中便宣称司马师“募取屯田，加其复赏”。《晋书 外戚传》也记载了曹魏时代，官牛与屯民曾被大量赏赐给“贵势之门”。
（司马师）欲擅强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罪状司马师表》
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 外戚传》
由于屯田制的正式废止是在魏咸熙元年（264），可知司马师生前（208-255）屯田制尚在，他取官田而私用，无疑是破坏制度的明确证据。
同样是私占官田，曹爽罪不容诛，司马师却毫无处分，这显然是区别对待。照此看来，曹爽是否真的私占官田，可信度同样存疑。
另外，洛阳地区的典农中郎将是司马昭，可知曹爽、何晏想要越过对方而擅取官田，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始初，（司马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晋书 文帝纪》
更合理的解释，是曹、马双方均参与了对屯田的分赃，但是由于后来双方反目，这一行为遂成为曹爽的罪名。
任人唯亲，党同伐异曹爽的第二条大罪是任人唯亲，破坏统治阶层的内部团结。
《爽传》还特意列举一例，称尚书何晏与廷尉卢毓有矛盾，因此公报私仇，陷害打击对方。
（何）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魏书 曹爽传》
何晏等奏免卢毓，收其印绶
这一记载与史实出入较大。因为何晏与卢毓实际是前后两任吏部尚书，卢毓卸任后迁为尚书仆射。至于他在廷尉任上遭到陷害，乃是源自司隶校尉毕轨，并非何晏。
（曹爽）出（卢）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魏书 卢毓传》
更重要的是，卢毓被罢官之后，又很快重获启用，被曹爽提拔为光禄勋。廷尉与光禄勋均属九卿，可知卢毓尊位如旧，也佐证了曹爽很懂得审时度势，并非一意孤行之辈。
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禄勋。--《魏书 卢毓传》
《爽传》将不同时间线上的事情强行捏合，且避重就轻，无外乎是为了渲染曹爽、何晏、毕轨等人的奸恶形象。然而曹、何、毕等人都是司马懿的政敌，因此这种书写方式，其实颇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意味。
反倒是事件中的“受害者”卢毓，在高平陵之变时（249）党附司马懿，以廷尉身份领司隶校尉事（取代毕轨职务），之后又出任吏部尚书（取代何晏职务）。其中的政治隐喻昭然若揭，党同伐异的程度远胜曹爽集团。
（曹）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卢）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魏书 卢毓传》
客观来说，曹爽在正始年间（240-249）虽然屡次试图强化自身权力，但也基本维护了权力的平衡，并未与司马懿集团发生不可调和的直接冲突。
在此期间，司马懿始终握有“都督中外诸军事”的特权，也曾多次领兵出战。
（正始二年）六月，（司马懿）乃督诸军南征，车驾送出津阳门。--《晋书 宣帝纪》
（正始）四年秋九月，帝（指司马懿）督诸军击诸葛恪，车驾送出津阳门。--《晋书 宣帝纪》
曹爽甚至主动做出退让姿态，尊奉对方。
比如大将军班次在太尉之上，曹爽便上表举荐太尉司马懿为太傅（太傅班次高于大将军），符合“恒父事之，不敢专行”的记载。
初，（曹）爽以宣王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魏书 曹爽传》
在机要岗位的出仕人选问题上，曹爽也并未一家独大。
比如尚书台的三位实权尚书何晏、丁谧、邓飏虽然是曹爽党羽，但尚书台的主官（尚书令）司马孚却是司马懿的弟弟。曹爽的弟弟曹羲、曹彦出任散骑常侍，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出任散骑常侍。
（司马孚）除尚书右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晋书 安平献王传》
魏景初中，（司马师）拜散骑常侍。--《晋书 景帝纪》
正始初，（司马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转散骑常侍。--《晋书 文帝纪》
司马孚为尚书令，司马师兄弟为散骑常侍
至于曹、马两党的其余人物，诸如王观、王基、王肃、高柔、蒋济、桓范、李胜、文钦、毌丘俭等人，在正始年间也各有进用，并未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便如前文提到的（司马氏党羽）卢毓，他被（曹爽党羽）毕轨奏免之后，很快又重获启用，即可为佐证。
清代学者王懋竑，对此曾有精确概述，即曹爽与司马懿的关系，实际是“固相参用，非能专制”，相互间不尽有争斗，也存在大量合作。
何晏、邓飏素与司马师、昭互相称誉，其进用未必尽出爽意也……固相参用，爽非能专制者。--王懋竑
由此可知，曹爽所谓的任人唯亲，破坏团结之类的罪名，与事实南辕北辙，完全相悖。
擅取魏明帝妃嫔在曹爽的诸多罪名中，“擅取曹叡侍妾”这一条最为严重，这已经远远超出败法乱纪的范畴。实际上就《魏书》的记载来看，这条罪名基本可以视作曹爽“窥伺神器”的核心罪证。
（曹爽）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魏书 曹爽传》
（曹爽）以黄门张当（进献才人的宦官）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侯伺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魏书 曹爽传》
然而稽核诸书，可知曹爽擅取魏明帝侍妾，实乃莫须有的欲加之罪，根本不可置信。
首先是数字问题。
《爽传》称曹爽“擅取先帝才人七、八人”，但《晋书 宣帝纪》却称“曹爽擅取先帝才人十一人”，更为怪异的是，《爽传》在后文又称传主“擅取先帝才人五十七人”，舛谬至此，令人费解。
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晋书 宣帝纪》
（曹爽）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伎。--《魏书 曹爽传》
另外便是“才人”这一记载。
“才人”的名目虽然经常见诸于《魏书》，却并不存在于《妃嫔传》的等级序列中。
曹魏的后宫制度，因袭汉制，各有损益。曹操时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曹丕时增“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曹叡时又增“淑妃、昭华、修仪”。唯独没有才人。
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文帝增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除顺成官。--《魏书 后妃传》
“才人”正式成为后宫妃嫔等级中的一环，似始于晋代以后。比如司马衷的淑媛谢氏，便曾是司马炎的才人；唐高宗的皇后武氏，亦曾是唐太宗的才人。
按《魏书 后妃传》的描述看，“才人”这一制度之外的称号，在魏朝可能只是皇帝侍妾的一种泛称。
换言之，司马懿称曹爽擅取先帝才人，其实并无实据，甚至连被收取女眷的姓氏、封号、数量亦不知晓；否则必定大肆渲染，以增曹爽之恶。
更为离奇的是，《晋书》对曹爽擅取明帝才人的时间记载，竟然晚在正始九年（248）春。
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晋书 宣帝纪》
曹爽擅取魏明帝才人
鉴于曹叡死于景初三年（239）正月，可知曹爽擅取先帝才人（248），是在曹叡驾崩十年之后。此时魏明帝的诸多遗孀，早已人老珠黄。如果曹爽真的贪恋美色，怎么可能会在曹叡死后十年才动手？
何况曹爽“少以宗室谨重”，在司马懿尚在的情况下，他绝不可能递给对方这么大的把柄，威胁自己的地位。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魏书 曹爽传》
最令人疑惑的便是供出曹爽罪状的宦官张当，事后旋即遭到司马懿灭口，导致死无对证。
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张）当治罪……。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张）当等，皆伏诛，夷三族。--《魏书 曹爽传》
张当之死，影响甚巨。正元元年（254）李丰、张缉等人阴谋行刺司马师时，曾对宦官苏铄表示“张当可以为诫”。可见张当之死存在冤情，在魏国宫廷乃是心照不宣之事。
（李）丰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曰：“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指司马师）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铄等皆许以从命。--《魏书 夏侯玄传》
综上所述，曹爽擅取明帝才人这一记载的可信度基本为零，可以视作司马氏集团的污蔑诋毁。
器物规格僭越曹爽的第四条罪名，便是“窃取官物”，奢靡绮丽，有僭越嫌疑。这也是诸多罪名当中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一条。
《爽传》记载，曹爽性奢华，“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
（曹爽）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魏书 曹爽传》
此处的“乘舆”即天子，指曹爽服饰华美奢丽，饮食器具数量、造型上超出臣子标准；“尚方”即御用器物，指曹爽从宫廷内库中盗窃珍玩，以为炫耀。
其实这种罪行可大可小。比如东吴的吕范、贺齐均有类似行径，然而孙权出于“忘过记功”的原则予以赦免，并未追究。司马懿揪着这一点不放，无疑是造作罪名，意在增曹爽之恶。
（吕）范与贺齐奢丽夸绮，服饰僣拟王者，（孙）权曰：“昔管仲踰礼，桓公优而容之，无损于霸。今子衡（吕范字子衡）、公苗（贺齐字公苗），身无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何损于治哉？”--《江表传》
实际就西晋初年的奢靡之风来看，司马氏一族也充斥着类似恶行。
按《傅咸传》记载，西晋初年“贾竖皆厌粱肉，婢妾被服绫罗，贱隶乘轻驱肥”，奢靡之风自上而下，已经不可遏止。
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晋书 傅咸传》
石崇、王恺斗富时，王恺甚至利用外戚之便，从司马炎那里求取珊瑚宝树，以作炫耀。可见这种“借官物而炫富”的丑恶行径，在当时并非什么严重的罪过，甚至连皇帝都乐在其中。
（石）崇涂屋以椒，（王）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司马炎）每助（王）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晋书 石崇传》
曹爽的奢靡僭越是确有明证的。《爽传》称他在宅中“作窟室，绮疏四周”。所谓窟室即地下室，避暑纳凉之用。
（曹爽）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魏书 曹爽传》
曹爽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
这一记载在《水经注》中亦有佐证，郦道元称他在洛阳永宁寺西南侧发现曹爽故宅遗址，“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垒方石砌之”。
于寺院西南隅得（曹）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垒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水经注》
可见曹爽确实曾在宅中营建窟室，不过按照“丈许”的深度来看，也不可能是谋逆之用；更何况这个窟室竣工之后，曹爽便“数与何晏等会其中，纵酒作乐”。照此看来，曹爽并无他意，只是单纯追求声色享受，便如胡亥“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快乐”一般。
就曹爽的实际表现来看，他并无宏图远志，在手握天子以及大司农印绶的环境下，依然抱着“不失为富家翁”的幻想（见《魏氏春秋》），甚至在软禁期间自称“贱子”（见《魏末传》），极尽卑躬，以求生路。因此说曹爽有篡位之心，属实是无征之事。
小结从历史的宏观层面看，明帝死后，诸夏侯曹氏后继乏人，而司马氏趁势而起，成为士族耆老的领军人物。在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以法御下”的统治模式下，蛰伏已久的门阀豪右势必联合反扑，因此曹爽的倒台属于必然事件。
对这一问题，有识之士早有洞见。元代学者胡三省便表示，即使曹爽能够始终尊奉司马懿，也终不免杀身之祸；因为“猫鼠不可以同穴”。这一见解可谓振聋发聩。
或问：“使爽能守此不变，可以免魏室之祸否？”曰：“猫鼠不可以同穴，使爽能率此而行之，亦终为懿所啖食耳。”--胡三省
对曹爽的个人悲剧与案件冤情，陈寿亦有了解。他在《魏书 卷九》的赞语部分，隐晦地称曹爽“德薄位尊，沉溺盈溢”。
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魏书 卷九》赞语
曹爽德薄位尊，沉溺盈溢
赞语之中并未涉及曹爽谋逆之事，只是说传主犯了“德薄位尊”的忌讳，这便如同“小儿怀金，行于闹市”，势必引来豺狼窥伺。
魏朝群臣，对夷灭曹爽三族的行为亦颇有微词。比如与司马懿合作的蒋济便认为“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当然这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指司马懿）不听。--《晋书 宣帝纪》
其实曹爽的冤情，不仅在魏廷上下是心照不宣之事；在蜀汉、东吴也并非秘密，替其辩诬者不在少数。
比如蜀大将军费祎便曾推断案情，得出“曹爽无大恶”的结论。这一史源出自殷基的《通语》，而殷基之父殷礼又是东吴的零陵太守。
司马懿诛曹爽，（费）祎设甲乙论平其是非……（司马）懿父子从后闭门举兵，蹙而向（曹）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曹）爽无大恶，明矣。--《通语》
殷基，云阳人，吴零陵太守殷礼子，仕吴为无难督。--《全晋文》
概而论之，曹爽虽有小恶，实无大逆，史书所载的诸多罪名，大抵源自事后附会、甚至是凭空杜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归焉。悲哉！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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