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波克拉底誓言》，亦称《希波克拉底誓词》，往往是医学专业学生入学第一课就要学习并正式宣誓的誓言。
《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译文总共五百多个字，但是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堪称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件之一。几乎所有学现代医学的学生，入学的第一课就要学《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要求正式宣誓，可以说现代医学界的人没有不知道希波克拉底的。在其他领域里，如律师、证券商、会计师、审计师、评估师、推销员等等，都拿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行业道德的要求。
“今我进入医业，立誓献身人道服务；我感激尊敬恩师，如同对待父母；并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我必严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尽力维护医界名誉及高尚传统；我以同事为兄弟；我对病患负责，不因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
我兹郑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誓言。”
可是，把原文拿来与中译本对比一下，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呢？
原文版译文如下：
医神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及天地诸神为证，鄙人敬谨宣誓，愿以自身能判断力所及，遵守此约。凡授我艺者敬之如父母，作为终身同世伴侣，彼有急需我接济之。视彼儿女，犹我弟兄，如欲受业，当免费并无条件传授之。凡我所知无论口授书传俱传之吾子，吾师之子及发誓遵守此约之生徒，此外不传与他人。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此项之指导，虽然人请求亦必不与之。尤不为妇人施堕胎手术。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凡患结石者，我不施手术，此则有待于专家为之。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原文如下，究竟里面说了什么，说实话，估计没几个人看得懂。
再一查，居然发现希波克拉底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誓词，他同代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文件被发现。
那就奇怪了，本人都没有提到过的誓言，难道张冠李戴了？
还真是，人家就是故意张冠李戴的。
据说，最早提到这份誓词的是西元1世纪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身边的一名罗马医生。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前460年-前370年，这之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份誓词，因此该誓词的来源不明。
当然，其实历史上有没有罗马皇帝克劳狄都是个未知数，身边那个罗马医生就更是未知数了。因为传说中的罗马帝国并不存在，只有君士坦丁堡，而真正的罗马帝国暗指中国明朝，欧洲只有一个类似梵蒂冈一样的罗马小城，归教皇管。
详见：中国是印度，还是“罗马帝国”：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华北是上印度，华南是南印度，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
目前，《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日内瓦宣言的一部分，由世界医学协会每隔十年重新评估誓言内容的准确性，以符合时代进步。近年来，在美国芝加哥WMA大会上，在各专业医学权威的见证下，《希波克拉底誓言》已经迎来了第八次修改。
哦，原来如此，这个编造故事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实际上，不论是被称为古希腊或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0/公元前），还是古罗马被誉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医学家”的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年-199年，也被称为“帕加玛的盖伦Galen”）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杜撰，而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上并非真实发生的事情，它也只是19世纪西方集体创作的小说故事。
圭多里齐（Guidorizzi）教授曾表示：
“《盖伦评述〈希波克拉底论人的体液〉》是文艺复兴的伪造。”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神职学者）先伪造了盖伦，然后借由“盖伦”之口，继续伪造出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值得玩味的是，代表所谓西方主流意见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格拉夫顿，面对众多证据确凿的质疑，他无法反驳，只好说：
“盖伦，一个伪造行家（connoisseur of forgery），他玩味琉善（Lucian, 约125—180年）在赫拉克利特名下所写的假的玄奥哲学，如法炮制希波克拉底的著述。
……盖伦评述希波克拉底的著作《论体液》……勾画了（西方）伪造历史由来已久的本身问题。……但无论如何，《盖伦评述（希波克拉底论体液）》这本书是文艺复兴的伪造（与盖伦本人无关）。”
可即便如此，他仍旧试图捍卫“古罗马”和盖伦两者的真实性。
在希波克拉底这个虚构的人物被揭穿后，《希波克拉底誓言》总得找个出处，于是就成了来源于某个古罗马医生了。只是，可不能明说这个古罗马医生就是盖伦，否则又要被人质疑揭短了，因为盖伦、琉善、赫拉克利特和希波克拉底，这四位大神都是假的，全是文艺复兴时期神职人员杜撰的。
托尼·伯克在其所著《古代真理，还是近代伪造？》一书中指出：
“争论的焦点是盖伦自己所写的书（指文艺复兴时期那本论希波克拉底体液学的书），还是某个作者冠以盖伦的名字？……
（有人）干脆说：‘这不是盖伦的语言，它的题目也是假的。’……
格拉夫顿……例举（盖伦的书）把杜撰的文字归属于希波克拉底和别的古代医生。盖伦总结的那些话，一定是出自不懂‘古代风格’的最近医生之所为。”
有趣的是，根据《古希腊是原始社会》一书的考证，古希腊是尚未使用文字的原始社会，所谓的希腊语是中古犹大—基督教的语言，并且是在四大发明西传之后才逐渐产生书面文字的，还与1850年之前的希腊地区毫无关系。
彼时，古希腊连文字都没有，敢问盖伦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把一个盖伦虚构的人物奉为神明，让医学生以及金融、证券等诸多行业的学子都来学习这种虚假的东西，真的好吗？
有的人肯定会说，就算人是假的，但提倡的精神没错啊。
难道我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就没有超越希波克拉底这个虚构人物的真正医学大家吗？
当然有。
真实存在的药王孙思邈，用切实的行动践行自己的医德，并提出了大医精诚的理念，这不比那个鬼扯的希波克拉底好得多？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是继张仲景之后中国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中医药的先驱者。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一生勤于著书，其中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影响最大，合称为《千金方》，这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
大医精诚论原文：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可即便东方的医学人文是真的又如何？西方就是不愿意承认。
原因很简单，药王孙思邈不是西方人。
如果是西方人，早被供起来顶礼膜拜了。
哟，这个时候开始讲有国界了？科学不是号称无国界的么？
呵呵，双标的事儿，听听就好，不能信。
至于希波克拉底，这个所谓的西方医学历史人文之祖，管你是叫Hpoats，还是叫Hippocrates，俺们只有一个反应，啊——忒——
截至目前，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伊利亚特》《奥德赛亚》两部著作的大致产生时间。
随着《伊利亚特》《奥德赛亚》《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四部著作的坍塌，古希腊伪史已经迎来了彻底崩盘的一天。
其实，只说一个小细节就能发现西人造假的低劣了。
在《奥德赛亚》中，根据文中描述，有学者考证出主人公奥德修斯身上穿的一件内衣是丝绸制品。请问，西元前八世纪，中国的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年）才刚刚开始，中国产的丝绸是怎么到奥德修斯身上去的？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说：
“（我们西方）所有的文学都是偷来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中国的仿制品，不是吗？”
过去十几年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2010年）、《中国塑造浪漫主义》（2013）和《中国与英国文学现代性写作》（2018年）。
这三本书恰恰证明现代英语、英语文学和西方审美均起源于中国，并且共同破解了一桩“偷窃历史”的悬案，——证明了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于176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英语古诗遗产》，居然是挪用中国文献伪造改编而成的。
根据何新、程碧波教授等学者不断考证，一系列西方伪史中的名人原型正一个个浮出水面。
1、欧几里得
利玛窦的英文发音为Matteo Ricci，但其拉丁语名字为MATTHAEUS RICCI，其名字后几个音节为“Eus ricci”。而欧几里得的拉丁文为“Euclides”。现在我们将“Euclides”的“c”发音为“k”，翻译为中文近音为“几”。但事实上“c”亦发音为“s”。而“Eus ricci”的第一个“c”发音为“k”，第二个“c”与“i”一起组合为“ci”，发音为“si”。而“ri”则与“li”发音极近。因此“Eus ricci”与“Eusriksi”发音相同，而“Euclides”与“Euslides”发音相同。而“Eusriksi”与“Euslides”发音极为相近。
在利玛窦时代，西文尚处于成型阶段，语法和拼读尚不规范，所以“Eusriksi”与“Euslides”完全可能为同一发音的不同拼音标注。
从语音上来看，利玛窦的拉丁发音即为欧几里得。
2、马太
利玛窦等人在中国传教，有拉丁文（已经烂尾的死去语言）《天主实录》《天主教要》，但由于书面文字尚未形成体系的缘故，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耶经》的主体内容。而耶经《马太福音》的“马太”据说希腊语为“Mathaios”，这恰好是利玛窦本人的名字“Matthaeus”。
1259年，刘郁记宪宗使臣常德西去波斯觐见旭烈兀，将西亚北非一带见闻写为《西使记》，于中统四年（1263年）成书。
根据《西使记》记载：
“丁巳岁，取布达国，……布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国之祖葬所也。师名班巴尔，其房中悬絙，以手扪之，心诚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皆班巴尔所作”。
“班巴尔”为吐蕃苯教（bon-po）的音译，意为“苯佛”，或“班佛”。
程教授据此推测，利玛窦手稿被金尼阁带回欧洲教会后，教会将利玛窦手稿与班巴尔经、以及后来的犹大族簿一起杂糅拼凑在一起，成为《耶经》(（bon-po谐音一转便是Bible），然后再返销回中国。此后，又不断汲取华夏典籍的内容进行修改，比如创世纪的部分就来源于《寰有诠》和《格致草》。
3、亚里士多德
1623年，艾儒略著《西学凡》。在此书中，他提到了“亚理斯多德”，即“亚里士多德”。
同年，传教士邓玉函恰好到达北京。
据说，邓玉涵是伽利略的朋友，与现有历史记载“亚里士多德”与“伽利略”总是相爱相杀（虽然按照现有历史记录彼此年代不同）的情况较为吻合。
考查后，惊异地发现邓玉涵的西文名字为“Joannes Terrentius”。“Joannes”即发音“亚理斯”或“亚里斯”，“Terrentius”即发音“多德”。故“Joannes Terrentius”即为“亚里斯多德”或“亚里士多德”。
而亚里士多德的西文名为“Aristoteles”，“Aris”音近“Joannes”，“totel”音近“Terrent”，“es”音近“ius”。所以“Joannes Terrentius”正是“Aristoteles”。
因此，邓玉函正是亚里士多德。
西方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思想源自于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
可是，把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形式逻辑创始人墨子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公式三段式，居然和墨子的逻辑论证公式三表法如出一辙。
李约瑟指出：如果墨家思想遵循这个线路走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体系。
这句话，值得细细品味。
4、苏格拉底
金尼阁获得直接创作《耶经》等著作的机会，其名字亦体现此特权。金尼阁西文名字为“Nicolas Trigault”，“s”音“苏”，“gault”音“格拉底”，故“Nicolas Trigault”正是苏格拉底，也即“Socrate”。
5、西奥多修斯
《崇祯历书》上标明：
“钦差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钦命山东布政使司右恭政李天经督修，远西耶稣会士罗雅各立法，访举魏邦伦。同会：龙华民、汤若望同阅。访举博士李次虨、访举中书朱廷瑞较”。
《崇祯历书》的《测量全义》第七卷为“测曲线三角形”，本卷是完整详细的非欧几何，例如“直线形之三角并与两直角等。曲线形之三角，并其数不定，但不能及四直角。
意思为：“平面三角形内角和为90*2=180。球面三角形内角和小于90*4=360度”。以及球面三角形的边角关系、三角函数关系、全等关系、相似关系等。
在“测曲线三角形”的“圆球原本内借论题”部分，专门署名“古德阿多西阿撰”。
“德阿多西阿，即西元前2世纪古希腊之“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本部分与西奥多修斯《圆球原本》有九条结论相同。
然而，署名“圆球原本内借论题”、“古德阿多西阿撰”则很奇怪：本部分还有大量数值超过数十万、精度达到小数的计算题，肯定与古希腊无关，因为古希腊没有位值进制，根本不具备这种大数表示能力和计算能力。
因此，可以断定其计算题部分肯定不是什么古希腊人所撰。
它只可能是崇祯时代撰书之人所作。
而《崇祯历书》立法者为罗雅各，罗雅各的西文名字为“Jacobus Rhaudensis”，“co”发音“古”，“bu”发音“德”（b与d在古拼音中常混淆），“Rhau”近音“阿”，“den”近音“多”，“si”发音“西”，最后一个“阿”在西文名字中没有发音，而“西奥多修斯”的最后一个发音亦不是“阿”，所以“阿”音似是语气词或轻声。
所以，“Jacobus Rhaudensis”正是“古德阿多西阿”。
事实上可以直接对比西文名字“Theodosius”和“Jacobus Rhaudensis”，“Th”的拉丁语发音“T”，“h”不发音，后世才发音“Th”为“西”，故“Theo”近音“b(d)us rhau”，“do”近音“den”，“sius”近音“sis”。因此“Theodosius”正是“Jacobus Rhaudensis”，严格说来中文发音应该为“德奥多修斯”。
罗雅各在《崇祯历书》中托古署名以攫取明朝既有天文和数学算法，窃为己有，但其托古的名字跟欧几里得一样，是自己用中文发音的真实名字。
6、开普勒
西方言称，《崇祯历书》中使用了开普勒的天文研究成果，但查阅《崇祯历书》可知，并无什么“开普勒”的大名。
按传教士剽窃的习惯，很少会不标注署名权，所以我们还是来考察罗雅各的名字。“开普勒”的西文名字为“Johannes Kepler”，与罗雅各的西文名字“Jacobus Rhaudensis”比较，“Jo”音近“Ja”，“Ke”音近“co”，“p”音近“bu”，“ler”音近“Rhau”。
因此，只要稍稍改变重读音节的位置，“Johannes Kepler”就可以变成“Jacobus Rhaudensis”。
罗雅各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不仅是西奥多修斯，而且还是开普勒。
7、哥白尼
哥白尼，又译作谷白尼。
《崇祯历书》中引述了“谷白尼（哥白尼）”的研究成果。
《崇祯历法》的另一署名者为汤若望，查其西文名字“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cha”发音“谷”，“Be”发音“白”，“ll”发音“尼”。因此“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正是“谷白尼”。
在拼读时，“nn A”会连拼读为“ni”，“da”音近“co”，“m”音近“n”，也即音近“l”（例如“Nicolaus”又发音为“Mikołaj ”，N与M音有混），“s”同“s”，所以“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正是哥白尼西文姓名全称“Nicolaus Copernicus”，非重音部分皆辅助语气。
因此，汤若望炮制出了哥白尼。
8、第谷
《崇祯历书》中还引述了“第谷”的研究成果。
照葫芦画瓢，按照按传教士的剽窃习惯进行分析。
“第谷”即可能是本书另一署名传教士的名字，也即“龙华民”。“龙华民”的西文名为“Nicholas Longobardi”，其名的最后一个音为“di”，即“第”，其姓的中间音节为“cho”，即“谷”。故“Nicholas Longobardi”即为“第谷”。
反观第谷的西文全拼“Brahe Tycho”，“Bra”即“bar”，“h”不发音，“Ty”音近“di”，“cho”同“cho”，所以“Longobardi Nicholas”正是“Brahe Tycho”。
因此，龙华民正是第谷。
9、阿基米德
《崇祯历书》《测量全义》中附带提了一下“亚奇默德”的圆球圆柱书，也即“阿基米德”。而查阅传教士的著作，署名传教士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阿基米德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里面称为“亚而几默得”。
同样，按照传教士的剽窃习惯入手分析，“阿基米德”可能就是“艾儒略”的西文名字。
“艾儒略”西文字为“Giulios Aleni”，“Al”发音“亚而”，“Giu”发音“几默”，“lios”发音“勒斯”。故“Aleni Giulios”即为“亚而几默勒斯”，看阿基米德的西文全拼“Archimedes”，“Ar”音近“Al”，“chime”音近“Giu”，“des”音近“lios”，古汉语发音实际为“亚而几默得斯”。
所以，“Aleni Giulios”正是“Archimedes”，而艾儒略就是阿基米德，是艾儒略第一个创建了阿基米德这个人物形象。
10、托勒密
《崇祯历书》中还提到了“多禄某”（托勒密）。
在研究西元1600年前后的多份地图时，程碧波教授在西元1611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幅地图中找到了“Ptolemy（托勒密）”王国。此图作者Pontanus, Johannes Isacius，地图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
详见：中国是印度，还是“罗马帝国”：十字架是甲骨文的亚字变体，华北是上印度，华南是南印度，上印度与南印度之间是中原坝……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外，古希腊的这两位大神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其实也是中世纪“小说家”杜撰出来的人物。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最近杜撰出来的，因为他参考了11-16世纪发生的一些事件，而其杜撰者本人则生活在16世纪。
因为没有天文历法，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个年代，连时间概念都没有，根本分不清楚日期，甚至连小学算术和统计都不会，就在《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神吹，里面描述的很多内容，但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同学都能推敲出问题来，比如：
今日希腊的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仅仅只有1000万，粮食要靠进口才能养活，而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光是雅典城邦的人口就有百万，据此保守估算，古希腊人口过4500万。
就雅典那么贫瘠的土地，就希腊那点资源，怎么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
既然修昔底德是假的，以后就不要再提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了。
11、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音乐家、哲学家，是利玛窦仿照孔子的生平事迹编造出来的。
且看二者的分析和共同点：
（1）两人都开过民办学校。
毕达哥拉斯教：天文，算术，几何，音乐四艺。
孔子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2）两人都建立了一个集宗教、政治、学术为一体的团体。
毕达哥拉斯建立了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孔子则建立了儒家。
（3）两人有相同的音乐观，并且核心思想都是：和谐。
在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观中，居然存在华夏独有的乐医同源思想。
音乐与治疗有着天然的联系，音乐、歌舞舒体悦心，流通气血，宣导经络，与药物治疗一样，对人体具有调治之功。
《史记·乐书》云：“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
晋代阮籍《乐论》：“天下无乐，而欲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
二者都认为音乐可以使人精神平和，是身体康健的重要保证。
（4）两人都有“中庸”思想。
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最好”。
孔子：“过犹不及。”（待人处事，凡是有度，不及不好，过了也不好，恰到好处为好）
此外，毕达哥拉斯与儒家思想还存在以下高度相似性：
两人都有：天人合一思想。
两人都有：有克己复礼思想。
两人都有：有为政以德思想。
两人都有：有孝恭宽信敏惠的道德标准。
两人都有：有德治，礼治思想。
两人都有：有举贤任能的思想。
两人都有：有教无类的思想。
两人都有：将和谐和次序作为核心思想，强调礼教精神。
毕达哥拉斯：“人的天性是有野性的，需要一种强力手段进行调解和驯化”。
孟子：“无教则近于禽兽”。
然而，利玛窦不知道的是，尽管儒道两家很早就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但真正把这种思想用言简意赅的四个字（天人合一）概括出来的人，则是北宋理学创始人张载。张载大约千年前才发明“天人合一”，古希腊距今大约2800年，拿着后世发明的东西，再穿越回去吗？
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指出:
“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柏拉图的《共和国》的真正作者，是中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 或 Pletho，约1355年—1452年）。……被说成是是公元前5世纪的柏拉图（Plato）和公元第三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都是15世纪的格弥斯托士•卜列东（Pleton）。
“古代的希腊文著作”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希罗多德、色诺芬、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的“古希腊”的著作，都是11—15世纪的，在16—17世纪被编撰。
尤利乌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恺撒战记》 都是后来伪造的。”
同样，特洛伊木马这么不聪明的故事也是伪造的
罗伯特·巴利道夫（Robert Baldauf，瑞士语言学家）的研究结论：“根据巴利道夫的阐述，荷马、索福克勒斯、亚里士多德和别的“古典作家”，所有他们都处于同一个世纪；他们的家,并非是古希腊或罗马，而是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丝绸之路的终端，中国与阿拉伯文明向西叠加波及的欧洲门户）。全部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都是……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同仁和门生，拼凑和撰写出来的。”
“人文主义给予我们一个关于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奇妙世界，这是人文主义作家的一个发明。”
威廉·卡梅尔（Wilhelm kammeier）手稿《全面伪造的历史》写道：
“德国历史和全部的世界历史都是在极大程度上的杜撰，其文字和文献资料都是伪造的。圣奥古斯丁著作是在假的基督教典籍之列。”
根据贝拉·卢卡奇博士整理的资料（由诸玄识编译）可以看到一些西方造假的神奇故事：
1873年，大英博物馆购买了红陶石棺（terracotta sarcophagus），这个古代伊特鲁里亚文物很快闻名。经杰出的博物馆专家鉴定，它是西元前6世纪的作品。
十年后，一个名叫恩里科·彭内利的罗浮宫的修复工，通知考古学家，……该文物是他和他的弟弟皮耶罗·彭内利制作的，然后，将它埋在土里，再“成功地”发现这件文物。
19世纪末，一批带有斑点和神秘文字的雕像在耶路撒冷重见天日。所有这些被称为古代摩押人的“文物”，被普鲁士政府以20000塔勒拍卖，旨在资助东方学研究。
然而，法国人克莱蒙·加诺（clermont ganneau, 1846-1923年，考古学家）宣称它们全是假货。
由此，一个政治丑闻爆发。
柏林博物馆一共收藏了1700件“摩押文化”的古董，结果发现制造出成千上万的这类文物的公司（工厂），……就坐落在耶路撒冷。
完了，好好的财路被断了，那可是1700件古董啊！
原本价值连城，被克莱蒙·加诺这么一说，全都不值钱了？
喂，你说什么大实话呢？
早知道拿钱把你的嘴堵住！
可惜，一切都晚了……
1920年，纽约大都市博物馆购入三个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位于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文明”，纯属伪造），被认为是（该文明）唯一的二千三百年以前的艺术品。
专家们对此欢欣鼓舞，只有文物保管员帕森斯对此发现深表怀疑。
30年后，这位其貌不扬的文物保管员遇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菲奥拉万蒂的意大利人。交谈中，阿尔弗雷德·菲奥拉万蒂承认，在半个世纪前，他和其弟里卡尔迪·菲奥拉万蒂拥有一个批量生产此类文物的陶瓷工厂。
随后，被事实震惊的帕森斯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但遗憾的是，纽约大都市博物馆拒绝相信该调查报告。
后来，一名专家带着馆藏武士所缺的一个手指的模型，找到菲奥拉万蒂，这时才发现他保存了伊特鲁里亚武士塑像的一个手指，作为纪念……
1896年，卢浮宫以20万法郎收购了赛塔芬尼斯金皇冠（Saitaphernes' Golden Tiara，希腊—西徐亚人的文物）。
50年后，发现该皇冠为赝品。
怪不得可以通过文物、古董、字画来洗金币，总算是看明白了。
前些年，有个口号叫“赶英超美”，结果没想到，人家一直不说，却偷偷憋了两三百年的力气，暗暗铆足了劲儿，在咱们看不见的地方“赶华超夏”。
随着华夏考古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证据将历史一再前推，西方哪里坐得住？
倘若西方伪史仅仅停留在西元前8世纪，那么，地球文明的源头还用多说吗？
正因为如此，19世纪以来，西方的神职人员、伪史学者非常勤奋，试图把西方的历史不断往前推进。
既然古希腊的时间已经定型，无法继续把历史前推，那便唯有伪造其他更为悠久的文明了。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陆续出现了埃及文明、亚述文明、巴比伦文明、苏美尔文明。
本来，西人最开始是在埃及文明伪史中动手脚的（《牛顿年表》显示，原计划构造的源头中心是在埃及），可是到了19世纪，西人又把造伪中心放在了西亚。西亚是白人聚集地，其他人种很少待在西亚，耶稣也出生在西亚，所以，把文明发源地塞到西亚，再炮制出一个雅利安假说来，也是心满意足。
只是，在文明演化进程上落后至少1500年的荒域之地要想靠近代两三百年的努力就补齐各项短板，也绝非易事，也不可能天衣无缝。
对照一下华夏历史便一目了然了，以宋代一朝为例。
南宋人陈傅良曾经说过，这一朝代的国家文献有历法、记录、官史、重要会议、国令、典籍、数百个部门的特定指挥和典故，还有三代以上的宝训；而数百部小说、私史、官状志铭和碑文更是不可胜数。
中国古代史料以体裁来分包括：
1、起居注，即生活笔记。从太宗到宋末，300年来，基本上一直在延续。
2、时政记。君主和大臣讨论的军政问题记录。“每月封送史馆”。自太宗（983年）起，历代皇帝的军政记录一直没有被切断。
3、日历。时间顺序法。囊括诏书、传记和公文等。内容众多，仅高宗36年间，多达1000卷。
4、实录。与日历类似。区别在于更侧重于作为史籍归纳。
5、国史。也称国史。人物志。先三代150卷。仁、英宗120卷。神、哲、徽、钦宗350卷。国史也是宋史编纂的重要依据。这还不包括私人修史。如：《资鉴长编》、《东都政略》及《年要鉴》。
中国史料若按庙堂内容来区分，则基本分为17类：
皇室制度、妃嫔、音乐、礼仪、公服、礼制、瑞邑、运历、儒家思想、官职、选举、饮食、刑法、军队、方域、藩夷、道教和佛教，例如：诏书、奏章、地方报告等。800万字。
按照官民关系来区分，有24类：
地税、货币、户口、专业服务、征讨、城市购买、土地贡品、国家使用、选举、学校、官员、郊区社会、祠堂、礼节、音乐、军事、惩罚、经典、帝规和制度建设。470万字。
按学科关系区分，有21类：
天文学、律宪、地理、皇学、神圣文本、艺术和文化、圣旨、礼仪、车服、器皿、城郊崇拜、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军事制度、贡品、宫殿、食品和商品、祥符、120万字。
此外，还有续编《资鉴》，单是注释就有70多万字。
除了宋代的实录和国史之外，还有大量的典籍、历史、书籍、笔记、小说和家谱记录，以及各类《要录》（200卷）、《会编》（250卷）、《官修》等。
这还不包括多达万名的其他同时代作者，宋朝1000册左右的一般性史料，大约有1亿字，含：官员信函、编年体《备要》、纪传体《谈集》、《文集》、《散佚》还有地方志。以及《公书判决》、《农书》、《营造法式》、《数学九章》……
研究宋史的人如果想研究“婚外情”这个话题，可以上至诏书（指《宋诏集》），下到街上讨论（指《两宋方志》或《宋人文选》中的“风俗”部分）。
中间还可以查宋代的司法史料，如《明宫书》、《清明集》），以及数百名官员的讨论（指《大臣文选》），可以说整个帝国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经得起推敲的帝国形象。
反观西方，在对应领域里，有些什么？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云海沧沧，江水泱泱。悠悠楚天，山高水长。
原来，华夏历史就是生动的教材，就是一面无所遁形的照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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