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形成了“义”的思想传统。孔子主张“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先利后义，避免“不义而富且贵”。孟子认为“义，人路也”，主张要“行天下之大道”，做到“舍生取义”，舍利取义。
人要“舍生取义”还是“见利忘义”？荀子在继承并发展儒家孔子、孟子义利观思想的基础上，首先主张义利是人之两有，提倡兼顾义利；其次要以义制利，先义后利；最后达到义利的统一。下面将从“义利两有”、“以义制利”、“义利统一”三方面具体探讨荀子的义利观，告诉你该做怎样的选择。
荀子认为义与利是人人所具有的，“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去除人们的追求利益的欲求，尧舜能做到使民众对利益的欲求不超过对道义的爱好。尧舜虽然不能去除民众对义的爱好，但是能让民众做到好义胜过欲利。欲求和好利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人生下来就有欲望和好利之心，人人都会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何以今人“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劳而不敢求息者”,是因为义是后天对人的规定和人的价值所在，是人们所喜好的，以礼义对社会进行规范，达到足欲止争乱的目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明分使群，有礼义文理的规范，适应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人即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性的人，只有通过对人的欲求的规范，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又囿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有限，会造成社会的争乱暴动。人贵在有礼义来规范，“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要反于性而悖于情来追求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因此，荀子认为利是人之本性所好，需要义的引导，利和义是人人所具有的，要兼顾义利，既要满足人的欲求，又要遵循礼义的规范。
对于个人来说，“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先义而后利则荣，先利而后义则辱”。在利益面前要考虑到义，以义节制利，用义来规范人的本性所欲求的利益。还主张“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人欲求的越少，就会远离祸害，不辱身，践行道义也就会很勇敢。在践行义的时候，还要不避义死，“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人最大的欲求莫过于生，最害怕的莫过于死，然而有人竟然放弃生而死，并不是说他不想生而想死，而是他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就是说心中有所追求的道理。又说“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君子虽然害怕祸患，但是不害怕为了追求道义和践行道义而去死。对于君主和国家来说，“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好义胜于好利，国家社会则会安稳称为治世，如果是好利胜于好义，就是顺着人的情性，顺情性则无辞让无礼义文理之规范，人们欲望就得不到所养，最终导致乱世出现。统治者对民众和国家的影响很大，应该称为民众好义的表率。统治者好义，那么欲望就会有所养有规范；统治者重视利益，那么就会导致人们对利益欲望的追逐胜过好义继而争乱暴产生，社会动乱国家危亡，“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又说“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来说，要保持对于利益的克制，要权衡义利，以义克利，不避义死。
荀子认为义利是人人具有的，利来源于人之性，在人之性面前，“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必须制礼义以化性起伪，以义克利，不避义死，而礼义之设要养人之欲，义不避利，达到义利的统一，既能养人之欲，又要践行道义。“荀子在指出义有其外在功利基础的同时，又注意到了义对利益关系及功利活动的规范和调节，多少已表现出统一义利的价位取向。”荀子重视义利两者，利是人性之欲求，义是对人性之规范，只有达到两者的统一，才能让人们既养人之性，又能以义止争乱。荀子继承了孔孟义重于利的思想，发展了孔孟要兼顾利义、义利统一的思想。从荀子的“不避义死”不仅可以看出孔子“见利思义”、“杀生成仁”和孟子“舍生取义”的影子，由此也可以看出与先秦儒家一系对义的重视。荀子的义利观既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礼义的重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的所养的问题，使人的欲求和义达到了统一，这就是荀子义利观的理论价值所在。
总之，荀子立足于“性恶”的人性根源和“争乱”的现实基础为礼义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从以礼释义的角度丰富了义的内涵，达到了仁义礼三者的统一。荀子的义利观也为个人和社会在价值取向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要重视义，兼顾义利的统一，使利处在在义的规范下，不伤人之性，成就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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